评论香港深度

止暴制乱的后遗症:大检控数据,解读反修例示威者的命运

“进一步将法律与法庭武器化,就能止暴制乱?还是要偃旗息鼓,以应付更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

2019年11月12日,香港中文大学二号桥,示威者与警方爆发冲突。摄:林振东/端传媒

2019年11月12日,香港中文大学二号桥,示威者与警方爆发冲突。摄:林振东/端传媒

黎恩灏、托马斯.凯洛格、陈尊

刊登于 2024-01-17

#反修例运动五周年#香港司法#香港法庭#大检控#反修例运动#香港

编按:2024年,2019年反修例运动踏入五周年,运动中的部分被告已经服刑完毕,亦有不少人仍徘徊在各级法院。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在去年10月发布最新报告,整理运动的检控数据,并对背后的现象作出分析评论。

屈指一算,今年是阿候第三个在墙内度过的圣诞节。他最大的安慰,不是数算还要待过多少个寒暑才能出狱重获自由,而是读着家人一封又一封的书信,在字里行间找到了安慰。他心想:转眼又一个春秋,不知道在远方的妈妈增添了多少白发?下星期弟弟来探访,那短短的一刻钟,也许就是自己在除夕的小确幸。

阿候是一位我们虚构出来的人物。然而,阿候或者是香港千百名在囚抗争者的写照。自2019年香港爆发连时超过半年、范围几近遍布香港各地的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运动(反修例运动),超过一万名市民被捕;当中近3000人被政府起诉,时至2023年,反修例运动的刑事审讯仍然未了,香港警方也继续搜捕曾参与运动的人士。

中国大陆官方经常强调“依法治国”、“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信息; 这些信息在香港也愈来愈成为官方针对反修例运动被捕被控人士的套语。诚然,反修例运动爆发后两个月,大陆官方定性该运动具有“颜色革命”的苗头,要求香港政府从速“止暴制乱”,后来上至北京官员,下至本地官媒皆直接要求香港三权——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共同“平乱”,明言止暴制乱是司法机构的责任。

香港的司法机关沿袭至英国殖民管治建立的普通法制度。虽然香港长期欠缺全面民主化的制度,香港的法律制度也一直保留殖民统治下的种种恶法,但香港的法庭往往被视为享有司法独立,“三权分立”的原则和价值观也长年获得香港官方和民意的认可。香港一方面自诩有司法独立,但另一方面主权国多番要求香港司法要和政府合作,甚至要肩负“止暴制乱”的任务。到底法庭在反修例运动判决时,如何面对这些张力?

我们研究中心的团队,在过去两年透过不同源头收集和反修例运动有关、并已结案的案件的资料,分析了2019年6月至2021年7月已审结的1592宗控罪(由于不少被告身负多宗控罪,故我们判断以控罪为单位分析更适当),借此分析反修例运动刑事案件的一些规律与趋势。报告的英文全文已上载于我们中心的网页。我们愿意借此文章,向读者解说我们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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