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本文摘自左岸出版社新书，《石头记：一位人类学家关于沉积、断裂和失落的遐想》，是结合地质学、历史学和文学的笔法，从非人中心的观点，以石头为焦点，所做的一本地理范围在北极圈内外的民族志。端传媒获授权转载。
石头记：一位人类学家关于沉积、断裂和失落的遐想
作者：修．莱佛士
译者：伍启鸿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23/09
一九七〇年代末，弗兰姬住在外赫布里底群岛（Outer Hebrides）的路易斯岛，房子就在卡兰尼什“北方巨石阵”的下面。我会在夏天和过年前后去看望她。我经常爬上山头，去看那些神秘的巨石。它们被脆弱的铁丝网和生锈的“禁止擅入”告示牌束缚著，感觉被遗弃，被遗忘，但也是休眠著，等待著。偶尔，会有一两个人在那里扎营，像朝圣者一样长途跋涉而后到达；但大多数时候都只有我一个人。
弗兰姬离世后，我发现无法停止思忆那些日子，于是决定回来。我依然不能明确说出这是为了什么。即便如此，这也是我回到伦敦的原因。六月底的伦敦又湿又冷，我瑟缩在牛津街上一家星巴克里，靠著蒸气腾腾的窗户坐在凳子上，还不知该如何填满这个夜晚。
凯勒（Patrick Keiller）执导的《伦敦》刚好在国家电影院放映，所以我湿漉漉地挤上了地铁，到达堤岸站。低著头，忍著斜雨撇打的刺痛，眼见河面勾勒的轮廓已黑，但河面更黑，我匆匆赶到南岸。电影院本身走水泥粗犷路线，与电影恰成一体：无情的镜头、哀伤的旁白，是遥远世界的远景；长长的静态镜头下，上映起荒芜的街道和心不在焉的行人，被忽视的古迹和空置的房地产、道路工程、交通，还有铅灰色的河水荡漾著。时值一九九二年，那灰暗的伦敦见证著柴契尔时代之后没完没了的衰落。
隔天早上，我被同样的雨声惊醒，仿佛走进了前一晚电影的画面：污秽的街道、匆忙的上班族、徘徊的警车、垃圾堵塞的下水道。我乘环状线到市长官邸站。一出站便落入前往上班的雨伞流中，沿著威廉国王道，经圣斯威辛巷，进入城市的正中心，伦敦最古老、至今仍最具影响力的街区。在坎农街一一一号，一栋不起眼的办公大楼外，我凝视著伦敦石。这块风化了的鲕状石灰岩（oolitic limestone）由玻璃围著，我在凯勒的电影里见过它。一五七六年，威廉．坎登（William Camden），伊莉莎白时代最伟大的古物学者，也是今日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先驱，也曾走过坎农街。他ㄧ心想著君士坦丁大帝，然后宣称这块石头正是罗马帝国当年的里程标志。一百五十年后，威廉．斯图克雷（William Stukeley）在马车上绕过它，裁定它为lapis milliaris：零里程石（lapis milliaris，编注：其他里程碑所标示距离，即以此石为基准算起）。又过了一百六十年，狄更斯宣布它不仅是伦敦的中心，而且是“罗马时期英国理论上的中心”。坎登把他的判断发表在《不列颠尼亚》中，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份调查不列颠和爱尔兰地理的详尽报告，他和其他人文主义的同事钻进古坟，攀爬堆石标，逐一记载所发现的物品。旧不列颠于是被挖掘出来，这里曾住著凯撒大帝笔下所描述的蓝纹战士。现在，这个不列颠已远远超出当时罗马人的范围，进入了一个蛮荒而陌生的世界。
同样，在一五七六年，海盗马丁．弗罗比雪（Martin Frobisher）刚完成西北航道首次试航，回到了伦敦。此时，世界在距离和时间上都在开放，不仅仅是对欧洲人如此。弗罗比雪的“加比利号”（Gabriel）从巴芬岛（Baffin）返航，驶上泰晤士河，船上载著一块有决定性影响力的黑石和一位不知名的伊努特人俘虏。这是大多数欧洲人见过的第一个来自极北地区的人，而他则是最早见证欧洲人创造如此世界的美洲人之一。第二年，弗罗比雪第二次北极航行归来，坎登看到他带回来的阿娜（Arnaq），当时让他大感震惊的是她的纹身（“她在眼睛周围和颧骨涂上了深深的天蓝色，就像古不列颠人一样。”他这样写道）。
古物学家和传记作家约翰．奥布里（John Aubrey）的想法是：那些古不列颠人“要比美洲人少两三分野蛮”。但像美洲人一样，他们也被神话和奥秘所笼罩，尤其集结在像伦敦石这样的物件上。传说雅典娜的木像保佑了特洛伊，直到奥德修斯和狄俄墨得斯闯入城堡，偷走了女神木像，才使得特洛伊被希腊人攻陷，伦敦石就是原先女神雅典娜的木像基座吗？公元前一一〇〇年，埃涅阿斯的曾孙布鲁图斯（Brutus）建立伦敦，称此地为新特洛伊，当时他将一块石头运过爱琴海，那块石头就是现在矗立在圣保罗大教堂遗址上的那一块吗？如果是，那伦敦石就是古英国历代国君加冕向其宣誓的石头啰？它就是伦敦最初的象征性奠基石吗？所有最重要的仪式都是在这块石头上举行的。一四五〇年，农民叛军攻入首都，它就是杰克．凯德（Jack Cade）当时用剑击打的石头？它是否还是这现代城市命运所系的护身符？它可能全都是，也可能全都不是。
坎农街一一一号正在施工，伦敦石摆在计划管理办公室的展示架后面，周围是建筑师的草稿、时间表和平面图。外面的人匆匆而过，正眼也不瞧一下，就像凯勒电影里一样。但石头还在那里，经历了火灾、战争、暴乱、公众的冷漠和官方的忽视。或者说，至少还有一块石头在那里。一六六六年，奥布里和朋友罗伯．胡克（Robert Hooke）一起参观伦敦。当时伦敦大火仍在烧，这位博学的实验科学家朋友被任命为三大测量师之一，负责监督这大都会的重建工作。在奥布里的手记中，有一些关於伦敦石的简要纪录。他写道：“伦敦石并非所谓的‘零里程石’，它曾扎根于十英尺深的地方，是一种类似方尖碑的东西，矗立在伦敦中央，即路德门（Ludgate）和傲德门（Aldgate）之间。这块石头仍然存在，但现在很少露出地面上”；此外，“现在立在那里的一块只是模拟石头；我还知道以前有一两块被马车辗坏了。”
伊恩．辛克莱（Iain Sinclair）也提出他的地理心理学观点：“关於伦敦石，重点在于：虽然大家都认为它意义重大，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敦促说：“我们来砸烂玻璃，打碎石头。如果它被视为殖民战争的战利品，像灭火器一样被包起来，那么它早晚会要求获得公正对待。”我想到了一张地图：歌登（E. O. Gordon）在一九一四年依据前基督教的地理观点揣想过泰晤士河上新特洛伊，她说，那是以土丘为界的祭祀圆形剧场，如此象征性的力场“毫不逊色于今天的伦敦”，且曾有不少“未经斧凿的德鲁伊教圈巨大石块”点缀其中。她断定说，它们就位于圣保罗大教堂的位置上，伦敦石则是今天唯一的见证[7]。在歌登眼中，现代英格兰的单调色彩可比作墨西哥：基督教征服者在异教寺庙的废墟上高举他们的标准，泛神论的微弱脉搏只能在资本铁轮的辗压下奄奄一息。这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幻想，在以怀旧为动力的民粹时代蠢蠢欲动，在今天，这类幻想仍然引起共鸣。现在的伦敦市中心已焕然一新，资本的车轮还是照样的无情，霍克斯莫（Hawksmoor）设计的教堂依旧在迷雾中隐约现身，放任房地产市场的结果，迫使我认识的每个人都躲进郊区；都市化计划进行下来，似乎只在一夕之间，蓝领街区便按都更的模型重整，被排挤在这光鲜亮丽的高端社区以外。每个人都在滑手机，每一寸土地都被镜头监视著，每个人不是穷困潦倒，不然就是汲汲营营，或者招摇昂贵地玩乐著。雨还没停。我在康普顿老街的一家咖啡馆里，伏在桌子上，正计划该如何逃往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