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摘自左岸出版社新書，《石頭記：一位人類學家關於沉積、斷裂和失落的遐想》，是結合地質學、歷史學和文學的筆法，從非人中心的觀點，以石頭為焦點，所做的一本地理範圍在北極圈內外的民族誌。端傳媒獲授權轉載。
石頭記：一位人類學家關於沉積、斷裂和失落的遐想
作者：修．萊佛士
譯者：伍啟鴻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23/09
一九七〇年代末，弗蘭姬住在外赫布里底群島（Outer Hebrides）的路易斯島，房子就在卡蘭尼什「北方巨石陣」的下面。我會在夏天和過年前後去看望她。我經常爬上山頭，去看那些神秘的巨石。它們被脆弱的鐵絲網和生鏽的「禁止擅入」告示牌束縛著，感覺被遺棄，被遺忘，但也是休眠著，等待著。偶爾，會有一兩個人在那裡紮營，像朝聖者一樣長途跋涉而後到達；但大多數時候都只有我一個人。
弗蘭姬離世後，我發現無法停止思憶那些日子，於是決定回來。我依然不能明確說出這是為了什麼。即便如此，這也是我回到倫敦的原因。六月底的倫敦又濕又冷，我瑟縮在牛津街上一家星巴克裡，靠著蒸氣騰騰的窗戶坐在凳子上，還不知該如何填滿這個夜晚。
凱勒（Patrick Keiller）執導的《倫敦》剛好在國家電影院放映，所以我濕漉漉地擠上了地鐵，到達堤岸站。低著頭，忍著斜雨撇打的刺痛，眼見河面勾勒的輪廓已黑，但河面更黑，我匆匆趕到南岸。電影院本身走水泥粗獷路線，與電影恰成一體：無情的鏡頭、哀傷的旁白，是遙遠世界的遠景；長長的靜態鏡頭下，上映起荒蕪的街道和心不在焉的行人，被忽視的古蹟和空置的房地產、道路工程、交通，還有鉛灰色的河水蕩漾著。時值一九九二年，那灰暗的倫敦見證著柴契爾時代之後沒完沒了的衰落。
隔天早上，我被同樣的雨聲驚醒，彷彿走進了前一晚電影的畫面：汙穢的街道、匆忙的上班族、徘徊的警車、垃圾堵塞的下水道。我乘環狀線到市長官邸站。一出站便落入前往上班的雨傘流中，沿著威廉國王道，經聖斯威辛巷，進入城市的正中心，倫敦最古老、至今仍最具影響力的街區。在坎農街一一一號，一棟不起眼的辦公大樓外，我凝視著倫敦石。這塊風化了的鮞狀石灰岩（oolitic limestone）由玻璃圍著，我在凱勒的電影裡見過它。一五七六年，威廉．坎登（William Camden），伊莉莎白時代最偉大的古物學者，也是今日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的先驅，也曾走過坎農街。他ㄧ心想著君士坦丁大帝，然後宣稱這塊石頭正是羅馬帝國當年的里程標誌。一百五十年後，威廉．斯圖克雷（William Stukeley）在馬車上繞過它，裁定它為lapis milliaris：零里程石（lapis milliaris，編註：其他里程碑所標示距離，即以此石為基準算起）。又過了一百六十年，狄更斯宣佈它不僅是倫敦的中心，而且是「羅馬時期英國理論上的中心」。坎登把他的判斷發表在《不列顛尼亞》中，這是有史以來第一份調查不列顛和愛爾蘭地理的詳盡報告，他和其他人文主義的同事鑽進古墳，攀爬堆石標，逐一記載所發現的物品。舊不列顛於是被挖掘出來，這裡曾住著凱撒大帝筆下所描述的藍紋戰士。現在，這個不列顛已遠遠超出當時羅馬人的範圍，進入了一個蠻荒而陌生的世界。
同樣，在一五七六年，海盜馬丁．弗羅比雪（Martin Frobisher）剛完成西北航道首次試航，回到了倫敦。此時，世界在距離和時間上都在開放，不僅僅是對歐洲人如此。弗羅比雪的「加比利號」（Gabriel）從巴芬島（Baffin）返航，駛上泰晤士河，船上載著一塊有決定性影響力的黑石和一位不知名的伊努特人俘虜。這是大多數歐洲人見過的第一個來自極北地區的人，而他則是最早見證歐洲人創造如此世界的美洲人之一。第二年，弗羅比雪第二次北極航行歸來，坎登看到他帶回來的阿娜（Arnaq），當時讓他大感震驚的是她的紋身（「她在眼睛周圍和顴骨塗上了深深的天藍色，就像古不列顛人一樣。」他這樣寫道）。
古物學家和傳記作家約翰．奧布里（John Aubrey）的想法是：那些古不列顛人「要比美洲人少兩三分野蠻」。但像美洲人一樣，他們也被神話和奧秘所籠罩，尤其集結在像倫敦石這樣的物件上。傳說雅典娜的木像保佑了特洛伊，直到奧德修斯和狄俄墨得斯闖入城堡，偷走了女神木像，才使得特洛伊被希臘人攻陷，倫敦石就是原先女神雅典娜的木像基座嗎？公元前一一〇〇年，埃涅阿斯的曾孫布魯圖斯（Brutus）建立倫敦，稱此地為新特洛伊，當時他將一塊石頭運過愛琴海，那塊石頭就是現在矗立在聖保羅大教堂遺址上的那一塊嗎？如果是，那倫敦石就是古英國歷代國君加冕向其宣誓的石頭囉？它就是倫敦最初的象徵性奠基石嗎？所有最重要的儀式都是在這塊石頭上舉行的。一四五〇年，農民叛軍攻入首都，它就是傑克．凱德（Jack Cade）當時用劍擊打的石頭？它是否還是這現代城市命運所繫的護身符？它可能全都是，也可能全都不是。
坎農街一一一號正在施工，倫敦石擺在計畫管理辦公室的展示架後面，周圍是建築師的草稿、時間表和平面圖。外面的人匆匆而過，正眼也不瞧一下，就像凱勒電影裡一樣。但石頭還在那裡，經歷了火災、戰爭、暴亂、公眾的冷漠和官方的忽視。或者說，至少還有一塊石頭在那裡。一六六六年，奧布里和朋友羅伯．胡克（Robert Hooke）一起參觀倫敦。當時倫敦大火仍在燒，這位博學的實驗科學家朋友被任命為三大測量師之一，負責監督這大都會的重建工作。在奧布里的手記中，有一些關於倫敦石的簡要紀錄。他寫道：「倫敦石並非所謂的『零里程石』，它曾扎根於十英尺深的地方，是一種類似方尖碑的東西，矗立在倫敦中央，即路德門（Ludgate）和傲德門（Aldgate）之間。這塊石頭仍然存在，但現在很少露出地面上」；此外，「現在立在那裡的一塊只是模擬石頭；我還知道以前有一兩塊被馬車輾壞了。」
伊恩．辛克萊（Iain Sinclair）也提出他的地理心理學觀點：「關於倫敦石，重點在於：雖然大家都認為它意義重大，但沒有人知道為什麼。」他敦促說：「我們來砸爛玻璃，打碎石頭。如果它被視為殖民戰爭的戰利品，像滅火器一樣被包起來，那麼它早晚會要求獲得公正對待。」我想到了一張地圖：歌登（E. O. Gordon）在一九一四年依據前基督教的地理觀點揣想過泰晤士河上新特洛伊，她說，那是以土丘為界的祭祀圓形劇場，如此象徵性的力場「毫不遜色於今天的倫敦」，且曾有不少「未經斧鑿的德魯伊教圈巨大石塊」點綴其中。她斷定說，它們就位於聖保羅大教堂的位置上，倫敦石則是今天唯一的見證[7]。在歌登眼中，現代英格蘭的單調色彩可比作墨西哥：基督教征服者在異教寺廟的廢墟上高舉他們的標準，泛神論的微弱脈搏只能在資本鐵輪的輾壓下奄奄一息。這是一種民族主義的幻想，在以懷舊為動力的民粹時代蠢蠢欲動，在今天，這類幻想仍然引起共鳴。現在的倫敦市中心已煥然一新，資本的車輪還是照樣的無情，霍克斯莫（Hawksmoor）設計的教堂依舊在迷霧中隱約現身，放任房地產市場的結果，迫使我認識的每個人都躲進郊區；都市化計畫進行下來，似乎只在一夕之間，藍領街區便按都更的模型重整，被排擠在這光鮮亮麗的高端社區以外。每個人都在滑手機，每一寸土地都被鏡頭監視著，每個人不是窮困潦倒，不然就是汲汲營營，或者招搖昂貴地玩樂著。雨還沒停。我在康普頓老街的一家咖啡館裡，伏在桌子上，正計劃該如何逃往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