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纸落地之后

白纸运动的能量是否被延续？转移到了哪里？这是端传媒“白纸周年”专题关注的核心问题。我们推出系列报导，关注行动者在被恐惧裹挟中如何艰难前行；关注白纸能量转移到海外后的具体困境；关注运动留给中国大陆行动者的巨大创伤；以及，海内外的白纸亲历者们想说给你们听的话。

海外行动者在白纸后这一年里经历了什么？我们访问来自美国、欧洲、日本和香港的行动者，探讨他们在不同的语境中的具体困境和反思。在这篇报导中，你会看到这个世代的海外行动者在努力做如下几件事：

· 审视自身的矛盾，正视新疆维吾尔人的困境

· 维系白纸能量，和本土议题相结合

· 性别平权，关注身分认同和议题多元化

· 学习香港2019年抗争经验

不粉红：在海外看到自己的双重身分

2023年九月，我在纽约一周，见到华人社群的庞大和活跃。短短七天，有不少以中文为载体的活动，参与者的年龄跨度、性别取向和职业教育背景也都很多元。

临走前几天，三个朋友分别转给我同一张线下活动海报，主办者是“不粉红”（noturlilpink，“不是你的小粉红”缩写），活动名字是《从身边开始，如何谈论新疆》。小字介绍写道：“如何在讨论中看到新疆议题的主体性，而不是人权或中美地缘冲突等议题的延伸，如何以更加立体的角度理解维吾尔人的经历并建立联结，以及在海外如何行动？”朋友附上谷歌报名表链接，告诉我报名可知具体活动地点。

乌鲁木齐大火和白纸运动以后，在简体中文语境沉寂多年的新疆议题终于浮上水面。最近一年，无论身边能够接触到的个体与社群，还是在社交媒体看到的中文讨论，新疆终于进入部分中国人的日常视野。即便如此，我也从未见过如此有反思性（看到新疆议题的主体性）和行动力（如何理解和行动）的活动。

“不粉红”的Instagram帐号是去年10月13日北京四通桥抗议后创建的。它的第一组图文信息，是一场海外留学生线上讨论的文字整理。全文登在论坛Matters上，重点落在以大陆人为背景的行动者与其他社群、个体的冲突和联结，包括其他大陆留学生、香港和西藏的行动者以及北美本地包括亚裔美国人的社群。

一个月后，白纸运动爆发，“不粉红”呼吁在“四大诉求”中加入“关闭新疆集中营”。之后一年，这个Instagram帐号持续宣传、记录“不粉红”在组织的“声援被捕者”、“国内女权主义者的分享”和新疆议题的信息，内容多从行动者实际处境出发，关注社群的能力建设和长期发展。

一次聚会中，我结识了半年前加入“不粉红”的志愿者——年轻男孩Billy。他又介绍我认识在美国有多年行动组织经验的 NGO 工作者、“不粉红”核心志愿者胖丁。

Billy多年前赴美读本科，在中国读中学时已关注公民社会和社会议题。到美国后，他特意和中国留学生保持距离，害怕彼此意识形态相差太大。同时他被美国本土社会运动吸引，加入亚裔美国人的互助社区，学习处理具体的社会问题，比如亚裔的身份政治，也第一线观察了解 Black Life Matters 运动。2016年美国大选如火如荼，他成为独立媒体《选美》的读者，也参加线上活动，重新和中国产生直接联系。在纽约工作后，Billy 通过《选美》社群，进入了纽约“后留学生群体”。

据他观察，这个群体和留学生群体是活跃在纽约的积极行动者，这些人普遍受过美国人文社科教育， 目前是在各个行业的专业人士或在读博士生。“这群人对中美两国的社会正义议题都有强烈的兴趣，他们又会和纽约的中国艺术家、酷儿、创意工作者等社群产生交集，后三者已经分别经过their own way of getting politicized（不同方式的政治化过程）”，Billy说。

这些年，后留学生群体在政治动员上有很多锻炼，大家参加每年夏天的同志骄傲节、疫情期间反对Asian Hate的游行、还有 Black Life Matters 大游行。他们也组织、参与声援中国大陆的政治行动，包括近年来一系列 MeToo 事件，也有在中央公园悼念李文亮的活动。去年四通桥彭载舟挂起横幅，在纽约马上得到回应。之后乌鲁木齐大火，三天后哥伦比亚大学有近千人参加烛光晚会。

行动不乏冲突和挑战，有人张贴声援国内运动的海报，也有人撕掉这些宣传品。哀悼活动中出现了身在美国的维吾尔族人，他们的诉求和汉人并不相同，这种少见的声音对在场中国行动者来说需要时间消化和理解——“不粉红”正是由这种群体张力催生而出。

胖丁在美国参与组织活动的时间更久。在中国读中学时她就关注男女平等、应试教育的问题，但真正接触到政治活动和政治动员，要到在美国读大学时。对她影响最深的是美国种族议题和运动，她感受到身为非强势主体遇到的压迫，反思自己在国内时没有系统性了解过少数民族议题。读书期间，胖丁主动调研中国弱势群体问题，比如少数民族教育的不公平性、少数民族的语言保护、城中村问题等等。

来到纽约，胖丁参加纽约女权主义者组织的活动，特别是在国内没法做的活动——比如声援彭帅，积累了组织经验。女权活动在美国动员性很强，能够涉及到广泛的社会、生活、政治层面，和海外华人身边的事件联系起来。

乌鲁木齐大火发生后，胖丁参与组织了在纽约中国大使馆门口举办的悼念会。这场悼念会特别把维吾尔人的经历放在核心地位。他们和维吾尔组织者合作，念出死难者的名字。发言环节首先由维吾尔人发言，接下来才是自由发言。“我们代念了维吾尔写作者胡玛用汉语写作的文章，她写『请大家不要把目光移开』。现场上千个人，喊『我们看到了，看着了，在看见』。 ”

在场还有三个维族活动家，有一个会汉语，他喊出“关闭集中营，和新疆人站在一起”。 胖丁和其他组织者从发言中提取出引起共鸣的口号，在场的观众也被动员起来。“很多后来自由发言的人发言时都在抖，很激动，也害怕。”

今天回头看，胖丁提到白纸后各地活动也暴露出问题，“有不少人是赶鸭子上架来组织活动，发生剧烈的观点冲突、肢体冲突，现场混论，暴露出经验不足”。

这场去中心化的运动带着世界各地华人不同的诉求。人们经历了政治启蒙，开始反思自我，共情自我以外的群体。另一方面，人们强调“自己能做什么”的原因，也是因为集体经验匮乏——大陆的政治管制使很多人缺乏政治参与的经验，从上街游行到倡导行动都还是陌生的尝试。

胖丁和 Billy 回忆那场《如何谈论新疆》，参与者讨论最多的话题是十分生活化的，比如“现在还应不应该去新疆旅游”。当维吾尔人表示欢迎来新疆时，一些汉人、包括来自新疆的汉人反思旅游可能是在参与官方叙事、剥削本地少数民族。胖丁认为，大家缺乏直接经验去讨论更加宏大的话题，所以更关注身边的事情，但这也折射出部分汉人还有汉本位思维。

另一个难点是克服恐惧带来的寒蝉效应。白纸后，胖丁观察到，参与活动的人对安全的要求升级了。于是她发起和组织了一些低风险的线上活动和线下半公开的活动，提供参加者不露脸、匿名或使用化名、不拍照的选择。

还有一个海外运动者共同面临的困境——本地议题设定的能力有待提高。很多活动是对中国国内议题的反应，这会使阐释议题和展开行动都较为被动，难以长期延续。这一代行动者的发力点，是把来自中国的议题和本地议题结合起来，把容易昙花一现的热点话题和长期复杂的问题结合起来。这也有益于摆脱被恐惧驱导的二元思维、受害者思维，建立更具体复杂的讨论。

胖丁举例，目前美国各地都有关于巴以冲突的游行。在社群讨论中，组织者会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延伸到汉族中国人在新疆议题上的共谋：“我们不能无视中国是汉族中心主义国家，在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很多少数民族群体是被系统性差别对待、被打压的。”通过讨论，大家可以从声援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身上学习“审视自身的矛盾”，看到自己同时有两个身份，更好地“把自身的特权用到运动的团结和声音中”。

目前活跃在美国的组织很多，有的在白纸前就有多年历史，有的是疫情后或白纸后兴起活跃的，每个组织的目标和宗旨有具体差别，但相互会有联结，形成一个生态系统。除了类似“不粉红”这样政治性、行动性更强的平台，纽约也有偏向文化、艺术、生活、教育的平台和社群。胖丁同时参与多个组织，希望更广泛地触及在美华人，更有持续性地建立在地社群。

白纸爆发出的能量短期内凝聚了很多人，但如果不是有策略和方法地持续开进，这些能量消散得也快。像“不粉红”这样的社群中，不少人都有长期组织经验。大家建立维系这个平台，希望白纸爆发的能量不要浪费。

莽莽：在黑暗中活着，独立于系统构建自己的社群

美国华人人口超过500万，留学生数量虽然近三年连续下滑，仍有近30万之多。在东西海岸的都市区，华人人口尤其聚集，这都为当地的个体联结和社群运动提供了基础。

相较而言，德国华裔人口超过20万，移民历史相对较短，这里的行动更为松散而艰难。但从四通桥到乌鲁木齐大火，德国十几个主要城市都出现了海报、抗议和烛光晚会，这是在德中国人少有的政治行动，也是参与者第一次看到彼此。

尤加和傅梓疫情期间分别来到德国和另一个欧洲国家读书，此前，他们都关注过发生在内地和港台的抗争。刚落地时，两人都感觉到孤单和隔绝。身边同学不聊政治，更缺乏行动。没有行动的联结，很难产生深刻的交流和信任。尤加回忆：“在中国是不自由，但至少能够找到伙伴，在德国反而没有。”

傅梓来到欧洲不久，遇到伊朗人大规模抗议，声援伊朗国内的女权与人权。他在伊朗人身上看到和中国留学生类似的情境：没有组织、没有经费、在海外关注国内抗争和压迫。但中国封控严酷、打压人权，却没有人像伊朗人这样抵抗，他感到绝望。

好在有线上社群提供希望。2020年2月，吹哨人李文亮去世，一群90后大陆年轻人效仿香港反修例运动时的 Telegram 群组“文宣谷”，成立文宣组，又有志愿者建立 Instagram 帐号“公民日报”，发布封控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的信息、迷因和笑话。

傅梓是文宣组的早期成员之一。他回忆，2020年之后的两年社群不断壮大，大家从香港抗争中学到很多方法，比如“赛博移民”，即放弃微信、转移到 Telegram；比如建立去中心化的群组，“天天换名字、换手机号，所有人非实名”。

除了聊天，也有线上分享会——邀请香港政治人物李卓人、何俊仁聊香港前线情况。2021年2月，李文亮去世一周年，“公民日报”邀请无法聚集的人自己点蜡烛拍照上传；同年香港国安法通过后，又有声援香港人运动，把手写的支持香港的文字拍照上传 Instagram。

傅梓认为，这一系列线上行动为声援四通桥的大海报运动、白纸运动做了能力积累。但那之前线下行动很少，还要躲着其他留学生，假装不关心政治，保护自身安全。

从四通桥开始，一切都变了。

“没想到海外一下烧到300多个学校，收到上千份投稿。原来身边有这么多人，就像我一样藏在黑暗里。”傅梓说。受伦敦10月29日集会鼓舞，他和朋友在柏林举办抗议。那天来了五十个人，尤加也是组织者之一，他们不介意人少，因为德国一直没有此类活动，这样“已经是突破了”。

白纸爆发后，柏林的声援游行有三百人参加，对于欧洲城市来说，这是不错的数字。参加游行的社科研究者 Hans 六年前定居柏林，一直参与和中国有关的当地行动，他说这是自己见过中国参与者最多、气氛最好的一次，不少人是坐德铁和巴士从其他城市甚至邻国赶来。

第一场抗议结束后，参与者留下继续讨论疫情和反抗，他们建立网路社群，并提出办一本杂志，《莽莽》就这样诞生了。

尤加和傅梓都是核心成员。他们说，一开始的设想较为温和，要走社群杂志路线，发表有公共性和行动性但不那么政治的产出，如留学生的身分焦虑、参观波兰集中营的见闻感想等。

但杂志的命运很快和运动交织在一起，走上抵抗和记录抵抗的方向。尤加感慨这是“历史的偶然”——“大家发现最紧要的是，要书写、梳理和总结白纸，第一期所有的 commitment 就放在白纸的话题上。”

2023年1月，第一期《莽莽》问世。编辑手记介绍：“在这本创刊号里，我们以“留白留自由”的主题，来串连这段时间海内外的抗议运动的故事，这亦是《莽莽》出生的土壤。”

这一期杂志也覆盖了更广义的抗争，包括伊朗抗争者文字的翻译稿、中国心理健康工作者在防疫期间的工作和反思、维吾尔人的普遍困境等。

2022年11月到2023年1月，也是德国乃至欧陆活动的高潮期。傅梓观察，12月后的示威“政治意涵也非常明显，要求解封、反抗共产党专制统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也都被点出来了。”

走出来的过程中，大家在应对挑战。身份认同是明显议题，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柏林行动者参加了当地维吾尔人、藏人和香港人的联合示威，当他们喊出“Terrorist China”的口号时，傅梓观察到中国行动者“有的没有喊，也有人克服障碍，认为喊了也没问题”。

大家意识到自己既同情港人、维吾尔人和藏人，又感到痛苦。傅梓解释：“（我们）不能发明一些身份，嵌在（港人、维吾尔人）里面去。和这些社群相比，中国行动者缺乏代表自己的符号，好在白纸的意涵缓解了这种焦虑—— A4 Revolution，可以定位我们是谁。”

另一个问题是抗争者内部的分歧，最突出的是性别议题。傅梓回忆中，早在12月柏林就有性骚扰事件，但被伤害的女性害怕报警会披露个人信息，被人肉，没有通过当地法律保护自己。

柏林之外，各地都有女性遇到性骚扰的情况。日常群组讨论中，有人贴出厌女的言论和图片。女性抗争者因此不满，希望组织者能够予以管理、惩戒。但线上群组遵循去中心化的架构，组织者缺乏权威；同时，一些组织者希望组成“大联盟”，不倾向于支持某个阵营，而是希望通过理性讨论解决纷争。很多女性因此离开这些群组，去做自己的小组。

运动的热能也在迅速消耗。大陆解除封控后，参与线下行动的人从几百人变成二三十人。行动陷入低潮。安全问题令人害怕。据傅梓统计，从2022年3月到10月，有超过八名身处德国的集会参与者和《莽莽》成员被找。恐怖蔓延得很快，第一期编辑团队一半人离开了。

Hans 也是这些群组的参与者，他认为德国社群的低落和大环境有关。德国和中国的贸易、外交关系比中美关系要好很多，本地没有北美那样稳定庞大的华人社群，行动者来德时间不长、也没有长期和德国本土政治联结的基础，这都使得白纸爆发出的能量很难维系。

不过，傅梓和尤加都被责任感继续驱动着。尤加说，之前的抗争也让他“品尝到自由的味道”，难以忘却，而且，“如果自己投降，杂志就离停刊不远了”。

留下来的人采取比从前更严格的安全措施，核心成员很少见面，外围伙伴则从未碰面。赛博移民继续进行，从 Telegram 转去更安全的平台。现阶段公开活动很难办，尤加决定把工作重心从街头转回杂志，捍卫阵地，陪伴社群成长。用傅梓的话来说，目前是在“黑暗之中活着，构建自己的社群，独立于系统创造一些东西” 。

在同样经历低潮的英国和法国，一些人尝试组织艺术展、影展，或文化沙龙。“重要的是，面对低潮期时如何把抗争的力量延续下去，把抗争变得更常态化”，生活在巴黎的艺术家蒋不说。China Deviants 的组织者留学生 Apple 希望未来能够注册 NGO，以便“正式申请资金、维持长期稳定的运营”。这个组织于2022年10月29日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示威后成立，总部在伦敦。其官方网站写到，China Deviants 的行动主要包括游行示威、签名运动、在线宣传和政治活动等，终极目标是推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度。

《莽莽》之外，同样在德国做活动的 Erwin 尝试将议题与本地结合。他所在的社群在今年妇女节参与德国妇女权益活动，呼吁大家关注白纸运动的女性被捕者。而在关注气候议题的活动 Climate Justice 上，他们将西藏的环境破坏问题、藏人环境保护者遭受人权迫害的情况，与德国关注的气候议题结合讨论。

对《莽莽》而言，另一个工作重心是走出德国、和欧陆与英国的社群产生广泛联结。傅梓六月去伦敦参加 China Deviants 组织的六四纪念活动，遇到很多元的组织参与者——女权主义者、本地行动者、香港社群，活动形式也灵活有趣。最鼓舞他的是，很多人读过《莽莽》。他感到在德国以外的地方还有希望，开始更多参与和英法社群的交流与联结，希望找到未来行动的可行性。

跨国联结也是英法社群主动推进的路线。白纸后一年，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活动者合作组织了多场活动，包括李文亮去世三周年、纪念六四、四通桥一周年快闪等。

2023年11月24日开始的一个月内，会有一系列《白纸续写：人权车旅在欧洲》活动，由China Deviants、自由广场、《莽莽》杂志、德国民主墙、人道中国和中国人权联合举办。据 Apple 介绍，活动公开征集与社会行动有关的艺术展品，由一辆货车运载着穿行欧洲，和当地社群举办展览。活动目的是回顾白纸一年之后，欧洲各地的群体和个体都在关心什么，找到让彼此相见的方法。组织者之一蒋不补充，这也是“在低潮期继续延续行动”。

白火：政治素人的凝聚与撕裂

2022年11月27日周日，在东京读书的苏睿在推特上看到一个日本华人分享的 Telegram 群 QR 码，他认为公开发布入口缺乏安全意识，但还是点进去看了。

周日上午，群里已有五十多人，有人讨论出去集会，但没有人知道具体怎么组织。下午，有人忽然决定当晚就站出去，地点选在新宿车站出站口的公共空间——就这样，东京支援乌鲁木齐的集会登场了。

由于缺乏经验，组织者甚至没有准备大声公，但参加的人热情很高，很多人排队上去讲话。苏睿回忆，好几个人讲到自己是在上海封城后润来日本的；还有人说，平常可以用日语和英语和外国同学讲中国的社会问题，但用中文和中国人讲，这是第一次。现场充满青涩但情绪充沛的表达。

同在东京留学的航星从朋友那里得知，有在日维吾尔协会的人参加这场活动，拿了东突旗帜，和在场一些举白纸的华人产生冲突。在场的苏睿观察到，参加者来自政治光谱的不同位置，有中核派（日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有举彩虹旗和女权标语的自由左翼，也有举着“打倒共产党、支那滚出去”的“支黑”。

行动结束后，参加者在线上群组复盘，想再做一场。这次希望有人牵头，引导现场秩序，也注意协调民族之争。群中几个组织能力比较强的人快速组建了小群，航星也在其中。大家三天后再做一场，地点是在新宿车站外的走道。这次参加的人有几百个，依然左右翼都有。

苏睿在活动现场看到之前通过线上群组认识的“支黑”成员。群组有数百人，发言集中在对中国的吐槽、贬低和谩骂，有时也有侮辱日本人的言论。九年前来日本读书工作的行动者一粒麦也在现场，他早前在东京参与环保公益活动，也认识“支黑”群组的成员。他介绍，这个群体的最大公约数是反对共产党专制，其中一小部分更为激进的也“反华”——讨厌甚至仇视中国人，喜欢攻击在日小粉红。

第二场活动结束后，几百人的大群渐渐冷淡。只有组织者的小群里，人们渐渐不再发言，很多人弃号消失。这部分是出于安全考量，大家警惕群组里或有国安；另一部分是热情迅速消散。到年底，这两个群组基本上不见了。

热潮退却，留下少数几个线上及线下组织。最有名的是“白火”。“白火”最早的成员是参加这两场活动的行动者，其中有一粒麦、航星。两人介绍，组织成员是“朋友介绍朋友带进来，慢慢规模扩大”。活动形式以线下沙龙为主，同时成立了线上群组。

据一粒麦介绍，2023年第一周，社群举办了第一次沙龙，通过邀请制来了十个人，形式是请每个人用十分钟介绍自己。这个活动形式一直持续到三月，参加人数慢慢增长，高峰时有三四十人。

但群组内部关系始终很紧张。一粒麦回忆，早在12月初大家就有立场之争。当时群组内复盘11月活动，谈到针对小粉红和疑似中共间谍的暴力——有成员在公开场合辱骂这些人。群组内有人认为应该禁止这样的暴力，有人认为应该鼓励。支持暴力的几个人来自“支黑”群组，其他人表示当初“不得以”才和他们站在一起。这场争论后，支持暴力的人信用度下跌，群组内部信任也迅速降低。

更多矛盾浮现出来，最突出的是性别议题。一粒麦说，在自我介绍的过程中，一些男性成员被女性投诉男味太重，喜欢表现自己；但包括一粒麦在内的一些男性成员否认这种控诉。航星则认为，最大的问题是许多男性成员会把严重的歧视性用语当常用词汇来讲。六月，矛盾更加严重，有女性成员投诉受群组内其他男性成员性骚扰。而后，有外部人士参与的调查小组成立，在调查过程中各方说法不同，目前没有调查结论。

航星、苏睿、一粒麦，都指出“白火”内部撕裂非常严重。最根本的问题，航星和苏睿认为是左右之争导致无法弥合的分歧，其中又以女权议题最为紧张。航星后来选择退出白火。

一粒麦则归因于在日行动者的“政治素人”背景。他分析，来日留学生之前在国内没有集体行动经验，去年站出来很多是为了结束清零。 另一方面，日本华人行动者和日本本地行动者彼此缺乏兴趣。来日近十年，一粒麦观察日本社会本就缺乏关于社会议题或政治议题的公共行动。外部环境的冷感使“白火”缺乏可以利用的本地资源。

这种尴尬境地苏睿也感受到，他提到，在日本，左翼关心日本本国问题，而右翼则对中国和中国人没有好感，抱持刻板印象。不过，航星认为，一些不会抱有刻板印象的日本左翼并非不关心中国议题，而是因为有些中国行动者立场太右。

日本学者和社会活动家阿古智子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认同一粒麦和苏睿的观察。她介绍，近年来，日本社会尤其是年轻人参加政治活动的意愿很低，能够听到的声音偏向两极，中间的人不怎么说话。 白纸后一年，她没有注意到相关的声音和运动，但在非政治运动的领域，她看到中国留学生会在女权主义议题上和本地女权主义者一起合作，比如办读书会、展览。有人提出像欧美女权脱口秀学习，但她不是很确定在日本当下这样“不太愿意说出来”的社会，女权脱口秀是否会有同样的效果。

目前，“白火”已不再活动。航星和朋友开设了Instagram 系列帐号“feministchina_jp”，搜集在日本的中国女性和酷儿的活动信息，也在举办 #METOO Tokyo 线下展览。白纸前，她为没有在国内受苦而感到强烈的负罪感，在日本也觉得孤独。白纸让她看到身边突然亮了很多灯，她决定还是要做事情。

苏睿处在更为疏离的状态，他也被幸存者的负罪感推动，他负罪的对象是2019年反修例运动中的香港年轻人。对于在日行动者的前景，他抱持消极态度：“中国政府肯定不会听你的，日本政府也不会理你”。但参加行动已经变成他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有人在办，我还是会去参加一下。”

一粒麦在筹划新的社群，他承认“白火”最后失败了，但希望能吸取经验。他仍想把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团体 引到一起。至于解决撕裂的方法， 他认为是订立清晰的规章制度，增加透明度，“我自己不能成为黑箱”。新的组织要做什么？现阶段他认为先要促进共识的形成，自我介绍的传统也会延续下去。

香港：在隐形中相互支持，尝试连结本地社群

一年前，香港的白纸运动因限聚令、港区国安法和无大台，看起来未如海外有规模和声量，和本地运动的连结也较弱。连续两日，零散的行动者出现在港中大、港大、中环站、旺角等地。仍有多位行动者被香港警方记录身份信息，有人的资料被送回大陆有关部门，家人在去年底至今年初遭遇不同程度的骚扰或警告。这使得部分行动者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

信息安全最早被行动者提上日程。20多岁的顺财在香港读书期间经历2019年反修例运动。在她看来，在香港的行动者学习了2019年的经验，匿名和使用安全软件成为最基础的措施，她甚至会与安全措施做得不好的朋友减少敏感信息沟通。社群吸纳新成员时，也会考虑大家的信息安全、确认不会被举报等。

由于上街、在公园行动有可能触犯条例，行动者的活动更加地下，活动倾向于邀请制，内容普遍是较温和的私人放映、小型讨论等。部分社群即使建立社交媒体帐号，也不敢告知他人帐号是自己或认识的人，甚至不会转发帐号内容。

即使这些活动没有太多向外扩张的影响力，白池仍想借此给同伴空间承接情绪。她今年30岁出头，2022年底参与了香港的白纸运动。“希望大家都在能承受的范围内做事吧，一点点先互相支持走下去。”

受制于港区国安法，小钱选择到泰国、台湾等地参与游行。小钱今年20多岁，中学时随家人到港，大学期间在大陆NGO做过志愿者，白纸前曾与朋友共同发起有关性别议题的网络倡导和线下快闪。2023年的泰国骄傲游行恰逢6月4日，小钱制作示威牌时，特意在“女人无国家”标语下贴了一张国殇之柱的贴纸。过海关时担心被盘查，就用裙子裹住纸板，放在旅行箱里。

10月底台湾骄傲游行，小钱与朋友共同制作了示威牌，提醒大家关注在港入狱6个月、被遣返大陆后失去消息的“港漂”曾雨璇。曾雨璇因在铜锣湾悼念2021年“7.1 刺警”案死者被捕，后又因与海外六四民运人士周锋锁联系，被改控企图煽动而判刑，10月12日被香港保安局依《入境条例》遣送回大陆，后完全失去消息。

“过去，香港有很多因政治打压和迫害而移居香港的内地行动者，港区国安法之后，这种联系似乎中断了，很多人不再来香港，曾在港的人也离开了，但一些微弱的影响和联系其实没有中断。”28岁的周森偶尔发起或协助一些社群活动，在他看来，“白纸扩大了愿意接触和留存这些联系的人，曾经避而远之或政治冷感的内地生，如今也想要加入活动中。”

与此同时，周森也反思到香港白纸的一些局限性。去年底，他和香港一些朋友进行过关于白纸与身份认同的讨论会。有位自称曾在海外参加过白纸集会的人说，去过这些行动之后不再想去，认为活动被“不请自来”的维吾尔、西藏和香港人及他们的议题“骑劫”。

此外，白纸运动亦没有与本地社群产生强烈连结，多数关注白纸的香港人也是作为旁观者的角色。身在纽约的港人Olivia表示，“我appreciate白纸进步的速度和能力，中国学生develop了自己的系统。比如拿白纸这件事情非常artistic，很重的符号，规模好震撼。”但她对白纸没有后续进展表达了失望：“你们不是想要自由吗？解封就有自由吗？因为香港做不到，希望大陆人能做到，但后来还是失望。”

尽管如此，小钱将今年的活动主线放在连接香港本地社群上，“想知道在香港做行动还有哪些更多元的形式。”作为新移民，她曾在香港因身分认同不适返回内地、又在社会运动后回到香港，她希望能“面对面跟local去讲大陆究竟发生了什么”。

小钱此前想找一处相对开放的场地做活动，但对方“已读不回”。她理解对方可能担心自己来自大陆、是只关注女性权益的小粉红。但等待期间，另一处安全场地却意外很快答应了她。

“可能白纸也让一部分local更直接、更宏观地看到中国是有人在做事的。”小钱自嘲，也不再费力“自证清白”。

“香港人对大陆人的偏见，与大陆人对香港人的偏见一样，会被网络上出现的声音和情绪带着走，以为大家都放弃了、离开了，但其实未必是这样。”白池说，“很多人在用自己的方式，低调地继续实践自己相信的东西。”白池不久前发现一些在支援内地行动者的香港人，那是她2019年后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他们，当中有銀发族，有年轻人。

随着中港通关，白池、周森等人更多地连接起大陆的行动者们，“白纸好像让大家重新产生了对中国的希望，也多了一些人愿意主动参与甚至发起活动。”小钱也在找寻大陆NGO合作，但她发现，大陆行动者对在香港做活动、或以香港作为桥梁做活动仍然很有顾虑。她自己回大陆做活动也会非常小心，因为任何原因都可能导致活动被取消，或给参加者带来麻烦。

从0开始，继续前进

因为人口结构、运动经验和地缘政治各不相同，白纸在美国、欧洲、日本和香港落地的过程犹如一次次形态各异的化学反应。但在受访者的回忆和观察中，我们也觉察到这个时代、这个世代的抗争者在过去几年承载和面对的一些共性。

访问中，多位受访者强调虽然他们投身于白纸运动，但并不会以“白纸一代”来定义自己。很多人之前就有抗争经验。白纸运动的主体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和年轻专业人士为主。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防火墙已高高竖起，信息封锁和舆论监控越来越强，但是他们学会翻墙，并在社交网站和公共通讯平台上找到了被封禁的信息。虽然严肃媒体一个接一个倒下，但独立媒体满足了这些人一部分的信息需求，珍贵的信息仍然能够传递到一小部分人的身边；网络社群也让大家建立了陌生又熟悉的关系。这些抗争者行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正是建立新的社交网络帐号、独立媒体，在海内外重构公民媒介基础建设。

很多组织者提到面临着缺乏经验的挑战，因为在国内中根本没有土壤积累这样的知识和方法。但香港的抗争运动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教材。无论是去中心化的组织形式、保护信息安全的手法，还是更加细节的文宣、类似“无大台”这样的表达，香港的抗争经验融入到了白纸及其后的政治行动和安全措施之中。没有去过香港的抗争者，也在海外主动或被动接触到了港人社群。对于那些曾经并不同情香港的行动者而言，疫情期间国内严酷的管治，让他们感受到香港抗争者的挣扎和挑战。

绝大部分成员为汉族的行动者群组，也开始正视新疆维吾尔人的存在和困境。多年来，无论墙内还是海外，绝大部分中国人本能地恐惧、回避、拒绝讨论这个话题，抑或直接否认其存在，怪罪境外势力抹黑中国的民族问题。三年疫情封控、乌鲁木齐大火中流传出的信息，让本来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颇为隔绝的汉族年轻人，共情了维吾尔人。

不过，很多行动者仍需学习在多元群体里重新定义自己。目前有类似“不粉红”这样直接反思如何在个人和生活层面理解、走近维吾尔人、讨论新疆问题，也有其他地方的行动者开始接受自己身上可能存在受害者与压迫者两种身分，还有人仍在试图克制对于谈论新疆的恐惧。

关注自我可以做什么，而不是建立一个有名的平台、组织，或是成为知名运动领袖——这是这一代抗争者的特点。访谈中，不少人直接对比自己和六四一代的区别，认为目前的抗争更加尊重社群内部的多元性，接受不同群组的需求。有的社群会和海外民运世代有直接的联络，向对方取经；也有人认为自己和六四世代“隔了一代”，反感老一辈运动者对于宏观叙事的迷恋。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和六四的关系并不是通过海外民运建立，而是经由参加香港本土的纪念活动和港人离散社群在海外的纪念活动。

基本上每个地方抗争者都有提到性别议题。近年来在中美等地的女权运动深入年轻人生活的肌理，给大家提供了政治参与的机会，也令很多人关心女性权益和性少众权益。但我们访问的不少人都见证了大群体里出现的厌女、恐同、性骚扰问题。很多社群管理者缺乏管理经验，也受困于去中心的组织结构，没有权威、能力或意愿去处理这一类的问题。不少社群因此缩小、甚至解体，失望的女性主义者开始建立自己的社群。

在端早前登出的另一篇文章中，我们看到无处不在的恐惧亦对抗争者提出挑战。如何和恐惧共存变成大家的必修课题，同样亟待学习的是议题设置、长期建设公民社会的能力。白纸的沉寂在很多地方都是因为国内封控取消后，海外也受到影响。行动者情绪耗尽又感到人抛弃，更缺乏对结构性转变和长期抗战的兴趣，运动进入低潮。

《莽莽》开卷就将2022年称为“运动元年”，无可否认2022年及其后发生的抗争几十年来罕见。疫情将本来孤单的个体联结在一起，爆发的情绪——无论愤怒、希望还是激情，带出让人惊诧的力量。用《莽莽》编辑尤加的语言来讲：“人们的眼睛亮了。”

这股狂野的力量也让行动者看到长期以来在知识储备、组织动员和族群关系上的羸弱不足，如果2022年的尾巴是从无到有的进步，那么过去一年以及未来，各地的行动者的责任更重——如果大家想要从0开始，继续前进，去到1，甚至100。

应受访者要求，Billy、胖丁、傅梓、尤加、Hans、Erwin、Apple、蒋不、航星、苏睿、一粒麦、顺财、小钱、白池、周森、Olivia 为化名。

感谢刘凪音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