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纸后这一年，“不被恐惧牵着走，我们可以牵着恐惧”

编者按：白纸运动的能量是否被延续？转移到了哪里？这是端传媒“白纸周年”专题关注的核心问题。我们推出系列报导，关注行动者在被恐惧裹挟中如何艰难前行；关注白纸能量转移到海外后的具体困境；关注运动留给中国大陆行动者的巨大创伤；以及，海内外的白纸亲历者们想说给你们听的话。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艾歌害怕敲门声，害怕陌生来电，即使如今已身处海外，听到游行喊口号、看到游行中警车灯光晃过来，她仍会全身发抖、心跳加快。恐惧是如此日常、具体、随处可见，催生出或战或逃的应激反应。柏莉总会随手攥住一串钥匙，手指穿过钥匙扣，在脑中模拟遇到突发危险时、一拳击中施暴者太阳穴的画面。顺财则试图“洗白”自己，在朋友圈转发港区国安法的讲座，她想“做个好人”。

一年前的白纸抗议，让他们在恐惧中向前迈出一步，但紧随而来的是更猛烈的打击——被捕、被连夜审问、被拘留、被扣上“寻衅滋事”的罪名。一些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反覆被问话；一些人被送回户籍所在地，不允许离开；还有一些人在关押四个月后取保候审。

沟通变成一件很可怕的事，无论是和他人还是和这个世界。在微信里询问一个朋友是否安全，是很不安全的行为。沉默安抚了恐惧，也切断了人与人的连结。被警察没收又退还到自己手中的电脑和手机，好像内置了一双监视的眼睛，盯得人喘不过气。获释后的几个月，艾歌不敢联络朋友，不敢翻墙，不敢搜索新闻。

在广州和上海，街上巡逻的警车比以往频密，地铁里检查手机的警察也变多了。每每遇到，宝荣都会加速绕着走，并在心里默诵警察不可随便查看公民手机的法律条文。获释后，羊艮将手机从静音调整为铃声模式，以防错过有关部门的电话。她想，要是漏了接听，警察找上房东或父母，可就更麻烦了。每当警车从身边呼啸而过，羊艮脑海中就会出现去年自己被警察拉走的画面——这一情形，也发生在艾歌和她的朋友们身上。

疫病感染高峰随着那个冬天的终结逐渐回落，有关白纸的记忆——与无人统计的感染病逝者一样，陷入失语。但恐惧留了下来。事实上，恐惧从未消失，它潜伏在每一个亲历者、见证者的身上，不时发作。恐惧成为他们共同面对的课题，连结了彼此的经历和感受。一些人尝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抵制恐惧？

我们都曾被恐惧击倒

恐惧穿墙而来。

3月，海外独立杂志《莽莽》的几位成员暴露在危险中——有人受到有关部门施压，被要求停止活动、透露成员信息，也有成员的家人被骚扰，被询问孩子是否参加反华活动。

2022年末在欧洲掀起的抗议浪潮，始于10月的北京四通桥事件。一些海外留学生组织了柏林集会，结束后，几位参与者决定做一本中文杂志。11月12日，《莽莽》初创团队成立。

《莽莽》的创刊介绍中写到，这是一本不受审查的中文独立杂志，“书写大离散时代中的行动、连结和历史”，“令华语创作在审查的高墙之外野蛮生长”。

随后到来的白纸运动成为第一期主题，这群书写白纸的人很快遭受到来自官方的压力。据创刊成员傅梓说，到今年10月，在德国被国安找过的至少有8人，其中也包括和杂志无关的人士。傅梓20多岁，两年前来到欧洲留学。

几乎是一夜之间，《莽莽》的工作群组全数解散。

“当时就想缩起来。”傅梓把两三年来积累的海外群组资源全部切断。

由于不知道有多少成员的信息被掌握，所有人都陷入未知的恐惧。很快，有人退出、切割，或再无法联络。《莽莽》初创成员尤加去探望其他成员，“我清清楚楚看到焦虑，愁眉苦脸”。大家都在担心：未来还能回国么？家人会不会被找？

尤加想起杂志第一期出炉时，成员们带着杂志、搭地铁去聚会的地方。在途中，尤加想要一本看看，一位成员把杂志抱在胸前、如视珍宝，说抵达酒吧后大家再一起看。“没想到过了两个月，这位成员就『半死不活』，没有力气了，就因为这个恐惧。”尤加说。他20多岁，在欧洲留学。

信任感正从日常生活中流失。和朋友聊正事，尤加总是将手机开启飞行模式，把微信从后台关掉——万一会被监听呢？去到其他国家，手机上蹦出陌生来电，虽然心里知道那大概率是诈骗电话，仍会想像那是公权力的触手。倘若在外地留宿，传来预期之外的敲门声，亦会让尤加胆战心惊。

傅梓在恐惧中感受到孤独。身边的外国同学每天快乐地喝酒、玩乐、积极讨论问题，他却忧心安全。“每天活得很抽离，好像夹在欧洲和中国之间某个不知名的地方。两边都在施压，把我挤在中间。”

“我们好像变成了一个敏感词。”尤加说。恐惧一度溢出，传染到其他社群的海外行动者。一些社群原本有定期的线下聚会，也因《莽莽》的安全事件取消。

白纸运动促使政治站队变得大胆而公开，大家在看到彼此的同时，亦加剧了恐惧和警觉。缺乏安全感的交流，也难以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真实的连结。身处美国的行动者胖丁说，以前大家参加活动还愿意添加彼此的微信，现在都用 Signal、Telegram 或 Whatsapp 等相对更安全的社交软件。线上群组中，也更倾向使用匿名。胖丁在海外参与运动已有四五年，关注女权、种族、社会动员等议题。四通桥事件后，纽约在地组织“不粉红”成立，胖丁加入其中做志愿者。

“我不觉得在海外就安全，家人还在国内。我知道他们（政权）会做什么，如果暴露了，一定会牵连到家人。”航星20多岁，正在日本留学。曾将政权视为“慈祥的父亲”的她，少时使用母亲的VPN翻墙出去，了解到六四的历史：“原来慈父不仅家暴、还会撒谎。”

刚到日本时，她不信任身边所有中国人，甚至假设所有人都和秘密警察有关系，自己随时可能被举报。“秘密警察算是我最大的恐惧。我不知道话说到什么份上是不可以的，不知道在哪里说有可能会被听见。”

为了参加在日华人组织的白纸运动，航星做足了伪装。除了口罩，她也戴上帽子包住染成亮蓝色的头发，连耳朵也不落下，并专门购入优衣库当季热销衣装——穿得愈普通愈安心。背上日常使用的背包时，航星也会取下挂饰、徽章。2022年参加港人在日本举办的六四集会时，航星甚至戴了两层口罩，因为担心现场有冲突，会被人扯下口罩。

恐惧是“鸡生蛋、蛋生鸡”。“特别是在简中媒体上，过度渲染海外游行的冲突、抗议者的暴力破坏。让大家害怕暴乱、肢体冲突、警察抓人等，也就降低了出去参加身边事情的动力。”胖丁观察到，这种恐惧被一定程度放大，有参与者要求组织者创造一个绝对的安全空间，比如英国的女权脱口秀要求“全女环境”。

港区国安法落地后，顺财认定，在政府时常担忧“剿匪不力”的“新香港”，做行动要建立比“打压已相对制度化”的大陆更严格的自我保护，比如，保持匿名和使用安全的手机软件。顺财也在日常人际关系中练习区分人——哪些人不会举报我？哪些人的安全措施做得够好？

“2019年之后，大家都知道安全水平线大概在什么地方。又经过2020年，看了那么多的case（法庭案件），知道怎么去做区分。”顺财20岁出头，她一度以为自己能踩住安全线。

但这套区分系统被现实击得粉碎。年中，在港大陆学生曾雨璇被控煽动罪。曾雨璇2022年来港后参加白纸运动，又于2023年1月和6月两次被捕，第一次涉及悼念2021年“七一刺警案”的涉案者梁健辉，被保释后，又因试图于六四前夕进行纪念活动再度被捕。曾雨璇认罪后被判刑6个月，是第一位被判“煽动罪”罪成的港漂。她刑满后被香港政府遣返中国，随后音讯全无。

曾雨璇案披露的证据包括：她与八九民运人士、传媒记者、朋友等人的对话记录，以及手机备忘录写下的注意事项和紧急联络人等。相关证据被法官接纳，写入判词。

旁听曾雨璇案后，顺财的恐惧被推至最高点：“感觉距离很近。好像你和朋友之间的聊天就可以被定罪。”她开始失眠，脾气变得暴躁，“无差别攻击”亲近的人，有一两次甚至在公共场合崩溃大哭。顺财忍不住想洗白自己，把国安法讲座转发到微信朋友圈，清理社交媒体帐号里的行动相片，退出活动群组。

白纸后，在人人自危的恐惧下，海内外社群活动减少，联系也变淡了。傅梓有时觉得，“我们在社会浪潮之下，曾经有无数人站在身边，像海浪一样裹挟着冲向体制高墙。现在浪潮退下去了，我们留在沙滩上，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好像被抛下了。”

共存

精神最紧绷的时期，羊艮依然在社交媒体转发公共议题，发完又很害怕。她自嘲“胆小又觉得要发声，发完就害怕，不发又做不到”。

傅梓也发现，局势根本不允许自己缩起来。“因为身边朋友一个个被找到。我们需要收集情况，我就承担收集风险、了解具体情况的工作。”

他“受够了活在恐惧中”，并做了最坏的打算——政治庇护。傅梓仔细研究所在地的政治避难法律、程序运作，还跑去难民营了解生活，评估自己是否有能力踏上这条路。“基于安全考虑，必要的时候要下决心，另一方面还是有很多牵扯、顾虑， 要完全和中国切断联系还蛮遗憾的。”

但不管怎么说，下定决心这个动作给了他勇气。

“你把那个东西（恐惧）想像得比你还大，你觉得它伤害你，你解除了那个误会，或把自己变强大，恐惧会消失。”柏莉曾是一名社会新闻记者，在北京工作数年，参加了在北京的白纸运动。

庞大的恐惧被拆解为细小的、可应对的解方。航星为自己打造了两个身份，普通大学生和在日活动家。大多数人认识的航星，是一位大学生，过着上学、吃吃喝喝、与教授吵架的生活。在日活动家则会组织活动，运营女权相关的 Instagram 帐号，在线下办展览。航星有意识地避免合照，以防两个身份在社交媒体上相遇。

傅梓也有控制恐惧的方式。例如建立一套信任判断的标准，“看大家做的事情，哪个刑期更重。如果刑期差不多，那就可以有信任的基础。”在向不熟悉的人介绍自己时，他会优先展示不那么敏感的身分，例如先介绍自己是读者、或者向对方介绍某个平台；如果对方也是参与者，傅梓会考虑用行动者的身份介绍自己。

“你不踩线怎么知道线在哪呢？”在香港参加过白纸运动的小钱认为，红线是测出来的。“比如你看新闻和做行动就会知道，六四悼念是不行的，但是目前来看做女性（行动）还可以。”

一度徘徊在解体边缘的《莽莽》决定继续走下去。大家转移了工作平台，更加注重信息安全，日常采取信息“阅后即焚”的形式。

“我们自己也很感慨，分明是做文字的，但信息只能存在一天，24小时后就会准时删除。”傅梓说。

被恐惧缠身数月后，改变发生在六月。傅梓在英国参加六四纪念，现场不同社群的行动者们向傅梓夸赞杂志办得不错。他感受到还能在不同国家、社群之间做更多横向连结，“重新找回未来行动的可能性”。

在连结中，恐惧衍生的孤独会被切断。随着与更多NGO行动者接触，傅梓了解到伊朗、阿富汗、俄罗斯的行动者也有相似处境，孤立感随之减少。有一次，他和班上伊朗同学聊起安全问题，伊朗同学耸耸肩表示理解，然后缓缓从怀里掏出两个手机。傅梓很惊讶，也从怀里掏出两部手机。两人打开手机，都开着VPN，一人在A国、一人在B国（注：均不是所在国），二人相视苦笑。

顺财认为，与恐惧共存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白纸过后，吸纳和维系社群成为面对恐惧的缓冲地带。例如，小范围做一些“人畜无害”的事，看电影、骑车、爬山。在这些不敏感的活动中，或许能发现聊得来的可靠朋友。通过建立和维系社群，打开新的窗口，也能从中了解更多本地议题。“很多“正常”的途径（游行、集会）无法实现，个人的表达力量也很小，所以不得不去通过一个『社群』的方式做一些事情。”顺财说。

这个秋天，为了接触到更多真实的人，《莽莽》举办了第一次线下分享会。在确定做线下活动前，尤加花了些时间了解和认识当地社群，心里有底后，才敢发布活动信息，“也没法100%感到安心，发布信息的群里有许多人不认识。”为了控制风险，尤加拒绝参与者空降活动现场，必须提前报名。

不过，恐惧仍会在不经意中现身。活动前，尤加忙碌于准备分享内容，在现场接触到读者，也一度让他将担忧抛至脑后。但中途出现了小插曲——一位走错门的人士突然开门、探进身子，尤加赶紧叫停线上成员的分享，气氛一度凝滞。后来经过交涉，才知道对方不是秘密警察，仅是一位找错地方的路人。

在上海，让羊艮紧张的警车巡逻已成了一种常态，她发现自己没有那么害怕了。“你每次出门都可能会遇到，从恐惧慢慢变成习以为常。”

牵着恐惧，从一楼到二楼

尤加迫切想将伙伴们从恐惧中拉出来。他提议成员们共同创作小说，通过写作为自己赋权。这些文字组成了《我们在墙的这头》，成员们化身为一群数十年前的西柏林留学生，用笔触描绘出恐惧的形状。尤加写道：

“过几天即要回去，我感到很紧张。丽莎和我合写的稿子已经都留在了雅丝明家中。刚刚重新检查了我的行李箱，只留衣服。纸笔会被检查站拦下。

我此刻彷佛是一只即将浮出水面的鱼，将要被捞起、开腮、剖肚。我的每一片鳞也将被翻起。噩梦中边检官把手电筒插入那些还未愈合的伤口，也许他们想寻找什么，发现什么。

妈妈，我希望我是一只水母，无耳鼻舌身，全聋盲哑，这样他们即使抓住我，也无法拷问我。”

“我们共写恐惧。我们不会被牵着走，我们可以牵着恐惧。”尤加说，“共写一件事，会让大家更亲密，一起成长。不会有人倒下了，你却只能看着他。”

大笑也是对抗恐惧的方法。

白纸运动后，“女子主意” 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家”的脱口秀。布景时，工作人员用纸板做成蓝色铁门，代表疫情封控期间人们被困住。那次活动鼓励观众在白纸上写下想说的话。有人写，“我想参政议政”、“我想胡说八道”，有人写“想回家”。

“女子主意”成立于纽约，是一个旨在连结海外中国女性的泛女权社群平台，平时会组织女性和女权相关话题的活动，包括辩论赛、圆桌讨论会、女权戏剧、脱口秀/开放麦等。“我们从一开始就觉得女权脱口秀应该是反审查的，让大家在舞台上讲一些可能在国内、或者是在日常的华语圈子里不敢讲、但是很真实的东西。”“女子主意” 的合伙创办人淼淼说。

中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网上盛传一则现场流出的视频——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被警卫架走，坐在他身旁的高官们全都面无表情、目视前方。“觉得很震撼，就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被带离自己的岗位，临走前还一直想拿那个小本本。”淼淼将看到画面时的震撼和恐惧写入段子中：“你的前领导人，一个白发老人被强行带走，你都无动于衷，你还是人嘛？”

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初时，淼淼以替代词称呼某个领导人的名字，直到第一次“直呼名讳”时，听到自己声音的淼淼有点震惊，但情绪很快转化为兴奋。“开始讲了之后，也会觉得莫名其妙，这个东西为什么不能讲？”原来讲出口也是政治脱敏的过程。政治“梗”在舞台上出现时，台下观众大多捧腹大笑，偶有不知含意的人，在了解后会倒吸一口凉气。

“讲这些东西从来不是要哗众取宠，完全因为这些压迫、痛苦，尤其清零政策下的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压在心头，成为创作动力。”淼淼说。

淼淼认为，在父权制、威权系统下，调侃一个强大的权力、对其笑出声来，本身就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大笑可以消解恐惧。“尤其作为亚裔女性，很多时候你只要跟人交流，就有可能遇到情况，因为身形比较小，觉得自己渺小无助。但你只要盯着这个人，甚至可以笑这个人，就已经能让对方感到非常惊讶，有 empowering （赋权）的效果。”

练习面对恐惧之前，也需要主动建立安全的空间。“女子主意”在现场安排了一位 peacekeeper （调停者），在活动开始前，peacekeeper 会告知观众一些原则，例如不能拍照、录像。若现场有人让观众感到不安全，可以告知 peacekeeper，这样可以获得及时介入、调停，不必让观众独自面对冲突。

志愿者胖丁记得，四通桥事件后，有一位法国同事问，“为什么他只有一个人？”胖丁认为，这个问题背后显示出西方民主社会对中国集权审查的认知缺口。在美国的行动中，留学生和华人群体有很多“真实而抽象”的恐惧，例如身边有“小粉红”干扰行动，与其他民族、社群之间的认知、经验差异等。因为内化了恐惧，很难迈出那个坎。

能面对的方法，是组织低风险（low risk）的行动。胖丁指出，在实践中，恐惧是可以被转化成具体的安全评估，是可控制的。“不粉红”在组织一次讨论新疆的活动中，一开始没有将报名表对外发放，只在信任的社群内部分发，“活动目的是想深度聊，所以要在小和安全的空间，不需要一开始做很大。”那次线上活动，在国内的参与者没有打开摄像头，但海外参与者都开了。“聊天氛围特别好。因为是每一位参与者共同创建出来的真实和安全的空间，所以大家才能很真诚地去讨论。”胖丁说，靠不断实践“破圈”，打开和建立社群，拒绝自己成为国家机器向内和向外扩张的爪。

在法国，社群“自由广场”建造出了降低行动者心理门槛的“二层结构”。成员蒋不介绍，“一楼”公社组织沙龙和放映，讨论当代艺术和政治，人多的时候能有四、五十人参与。“二楼”便是自由广场，第一次活动是2021年六四悼念，而后陆续组织过八、九次线下示威。

从一楼走上二楼，是跨过恐惧的步伐。“我们是希望大家，如果作为一个中国人刚到来到海外，不敢参加示威，但好像听一个沙龙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我们想用比较温和的形式吸引一些刚开始、更温和的人，把他们吸引到二楼去。”

尾声

柏莉抓住钥匙的习惯在今年解除了。

夏天，29岁的柏莉前往北美留学，从一名文科生成功“转码”。她所在的城市不太有政治氛围，就连市长选举时期，街上都鲜有政治宣传。“我本来以为我会讨厌所有情况下的所有警察，但我也不讨厌这边的警察，现在看到警察也不会觉得烦。”柏莉说，因为弦子案件，以及过往采访的许多法律相关事件，在北京看到法院建筑会感到反胃。现在再路过市政大楼、法院，已能当作正常的机构对待。

将傅梓包裹的恐惧和孤独感正在散去。“我们就是在黑暗之中活着，构建自己的社群，独立于系统创造一些东西。”傅梓说。

傅梓有时会想起曾在网络空间相遇的人。一些是参与去年香港集会的大陆人，活动结束后在Telegram群组互道珍重“兄弟爬山、煲底见”后，群组就解散了。一位北京女生，在大学贴上白纸后兴奋地跑来与傅梓分享感受，但很快因为辅导员查到监控，来与傅梓道别。另一位去年想去四通桥声援的女生，被警察抄下身份证后，觉得自己变得不安全，决定离开Telegram的世界。

“现在面对离别，至少会想，见过这个人的存在。 ”

傅梓现在觉得，用假名也挺开心的。真名是父母给的，在海外的行动者社群反倒有点“chosen family”（自己选择的家人/家庭，指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像家人一般支持对方、共同生活）的味道。“和什么样的人认识，反正都是假名，唯一可以面对的是一起做的事情，这些才是很本质的东西。”

应受访者要求，艾歌、羊艮、柏莉、顺财、小钱、尤加、傅梓、航星、胖丁、淼淼、蒋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