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事先张扬的袭击：以色列国内政治的动荡，如何令哈马斯看到可乘之机？

【导语】2023年10月7日，随着哈马斯武装冲出其控制的加沙地带，主动袭击以色列领土，巴以两国爆发了近年来规模最大，伤亡人数最多的正面冲突。拥有绝对军事优势的以色列，在迎来第四次中东战争50周年纪念日之际，再度遭遇了一场始料未及的突袭。内塔尼亚胡政府随即宣布全国进入战争状态，双方的军事行动目前仍在进行中。

哈马斯选择在2023年发动这场袭击，既是中东外交格局剧烈变化的结果（延伸阅读：《后反恐时代、“大迂回”与未完成的革命：走向新“冷战”的中东世界》），也和“比比”·内塔尼亚胡2022年底第三次执政以来，以色列政坛的持续动荡有关。“比比”主推的司法改革，在以色列国内引发尖锐对立，军队内部也有批评之声。整个2023年，以色列政府一直处在抗议活动的风口浪尖，无暇他顾，这就为哈马斯策划并发动10月的“阿克萨洪水”行动提供了机会。

本文作者为中东事务观察者、全球冲突报道记者，2015-2023年曾20余次前往中东国家做现场探访和报道。

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袭击。尽管它在实际发生前，始终带着中东地区常见的“狼来了”故事的色彩。

2022年最后一周，当我的巴勒斯坦朋友萨利赫在WhatsApp上告诉我，“巴勒斯坦人的抵抗之年和生存之战即将到来”时，我并没有太认真回复他。毕竟，从十多年前第一次报道中东事务开始，听巴勒斯坦知识分子预测“第三次因提法达”，就成了一项例行作业。我甚至能准确地用阿拉伯语读出“因提法达”这个词：Intifada，意思是振动、颤抖。

1952年，伊拉克革命者第一次用“因提法达”这个概念，描述始自街头的民众起义。而从1987年开始，它成为了巴勒斯坦现代史的一部分。那一年，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众走上街头，以石块和燃烧瓶宣泄自己对以色列军事占领的不满，史称“第一次巴勒斯坦因提法达”。这次漫长的起义，孕育了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今天的哈马斯（Hamas），并间接催生了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

而2000年到2005年的“第二次因提法达”，或者叫“阿克萨因提法达”，见证了西岸和加沙城市游击战的全面升级。它宣告“正统”的阿拉法特时代寿终正寝，也使哈马斯第一次成为了巴勒斯坦立法机构中的多数派。从那时起，“因提法达”几乎成为了巴勒斯坦建国叙事的唯一中心。以至于最近十几年，当巴勒斯坦的政治和外交处境一路滑落至谷底时，预测并召唤“第三次因提法达”，渐渐成为了一种带有宗教祷告意味的举动。

“因提法达”真的还会来吗？带着这样的疑问，2019年秋天，我在约旦河西岸度过了将近一个月（延伸阅读：《巴勒斯坦没有新闻：约旦河西岸的生与死》）。亲眼见证西岸从经济到社会的殖民地化，以及加沙在长期封锁下陷入的暴力循环，使我极度怀疑“第三次因提法达”这个故事的可信度。当暴力和政治动员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形的“因提法达”，似乎只剩下了宣传价值。因此，尽管我早已知晓，为西岸一家智库工作的萨利赫，与诸多巴勒斯坦政界人士交情匪浅，但他的信誓旦旦并没有说服我。毕竟，类似的表态，在过去若干年里，已经让我感到疲劳了。

但这一回，萨利赫似乎异常笃定。几天后，他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把同样的话又说了一遍。

时间进入2023年，周期性的紧张空气渐渐开始升腾。1月3日，新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挑衅式地闯入耶路撒冷圣殿山，开启了熟悉的冲击—反应循环。从那时起到9月底，西岸和加沙周边爆发冲突的次数几乎相当于此前三年之和。在1月下旬的东耶路撒冷犹太教堂枪击事件和4月7日的连环汽车袭击案中，还出现了巴勒斯坦枪手主动出击，对西岸犹太人定居点和交通设施实施攻击的情况。一瞬间，我似乎突然嗅到了奇怪的气息：类似的“压力测试”，在第二次“因提法达”前夕也曾反复出现。它们距离一场真正的“因提法达”，当然还有很长的路。但可以肯定的是，2023年已经被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设定为“打破沉默之年”。现状不会持续下去。

这并没有出乎“比比”·内塔尼亚胡（Bibi Netanyahu）的意料。暂别行政权力仅仅18个月后，以色列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在2022年12月29日又一次归来，26年里第三次受命组阁。经历了此前三年半中五次混乱的大选，以色列人似乎最终承认：“比比”无可取代，他就是应对现状的唯一药方。这一回，“比比”带来的盟友，是宗教锡安主义者党（也称Tkuma，即“复兴党”）和犹太力量党（Otzma Yehudit）。若不是这两个极右翼小党控制了国会120个席位中的13席，“比比”领导的利库德集团（Likud），根本无法凭32席的家底组成执政联盟。作为酬赏，复兴党声名狼藉的党魁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获准执掌财政部，还兼任主管西岸事务的民政总署署长（部长级）。力量党党魁本格维尔则成为安全部长。随后，正是本格维尔的主动挑衅，开启了2023年的一系列纷争。

斯莫特里奇和本格维尔负责的事务，属于以色列政府内部由来已久的“脏活”。他们力图继续维护西岸地区的非法定居点，并用高压手段处理和巴勒斯坦人的矛盾。从这个角度看，巴以冲突的烈度再次升级，似乎不足为奇。

真正引人注目的是，新政府的攻击性，还从巴以关系一路延伸到了以色列国内政治。2023年1月11日，司法部长莱文（Yariv Levin）公布了酝酿已久的司法改革方案。该方案不仅提出，由执政联盟掌握全国司法机构的人事任命权，还赋予了议会对抗、甚至推翻最高法院裁定的权力。考虑到内塔尼亚胡本人一直身陷贪腐丑闻，倘若改革方案获得通过，他不仅能直接插手针对自己的司法调查，还可以将盟友政党的教权主义理念不受阻碍地推行下去。而世俗民族主义者（以最高法院为代表）对教权主义的限制，一向被视为以色列立国之基。在这种背景下，反对司法改革的政治抗议，迅速发展为一场社会运动。工会领袖、高级官员乃至预备役军人陆续加入其中，以游行示威、绝食、罢工等方式要求政府收回成命。其中3月25日，上街抗议的总人数达到63万人，相当于以色列总人口的6.5%。

从1月中旬到10月初，内塔尼亚胡政府在持续攻击西岸多处难民营的同时，还经历了副总理提名失败、国防部长“反水”后又被召回、特拉维夫警察局长辞职等一系列重大冲击。尽管搁置一年多的美国—以色列—沙特三方谈判正进入关键阶段，但应付层出不穷的内部问题，已经牵制了“比比”的主要精力。他似乎忘记了，整整50年前，他本人曾被紧急召回现役，以应对阿拉伯国家主动发起的“十月战争”。那也是以色列第一次遭遇一场猝不及防的战争。

10月7日，“十月战争”纪念日第二天，3500枚火箭弹飞过加沙封锁线，哈马斯的进攻开始了。这次行动被他们命名为“阿克萨洪水”（Al-Aqsa Deluge）——位于耶路撒冷圣殿山的阿克萨清真寺，既是“第二次因提法达”的焦点，也是2023年一系列冲突的开端。时间又一次重启了。

“比比”的棋局

内塔尼亚胡不断暗示：在风云变幻的世界里，只有自己有能力在“恐怖主义”的威胁下保卫以色列。然而，这并不是事实，起码不是全部事实。

2022年10月，就在新一届以色列大选投票之前半个月，73岁的内塔尼亚胡出版了他的自传《比比：我的故事》。在这本700多页厚的大书里，“比比”把自己的政治生涯和以色列安全状况的持续改善联系在了一起。他不断暗示：在风云变幻的世界里，只有自己有能力在“恐怖主义”的威胁下保卫以色列。也只有他能在中东地区游刃有余地行走，既维护好美以双边关系，又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开展正常来往。一代外交大师的形象，似乎呼之欲出。

然而，这并不是事实，起码不是全部事实。当内塔尼亚胡在1996年第一次当选为以色列总理时，他的绰号叫“经济先生”（Mr. Economy）。以色列人看重的是他拥抱市场的经济政策，而不是他在巴以关系上的强硬立场。“比比”在1999年第一次输掉大选后，也是凭借担任沙龙政府财长时的优异表现，才能在利库德集团内部东山再起。但从2014年开始，随着执政地位日益稳固，内塔尼亚胡的政策偏好出现了明显的转移。巴勒斯坦政府内部的长期分裂，使“比比”可以从最初的“三不政策”（不撤出戈兰高地、不讨论耶路撒冷问题、不与巴勒斯坦进行有条件的双边谈判）向前再进一步，以更长的隔离墙、更多的西岸定居点和不定期的军事进攻来贯彻以色列的单边安全主张。

而在“阿拉伯之冬”期间，中东地区安全形势的恶化，同样被以色列加以渲染，使其扩张政策披上了“反恐”的面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内塔尼亚胡利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及其女婿、白宫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有犹太血统）对以色列的偏袒立场，完成了美以关系的进一步捆绑。从2017年到2020年，美国政府先后在耶路撒冷地位、西岸定居点合法化以及《亚伯拉罕协议》（由美国担保，实现以色列与多个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三项问题上公开“站队”以色列，为内塔尼亚胡争取到了丰厚的政治回报。“比比”也由此完成转型，开始以大外交家自居。

对内塔尼亚胡的这种角色变化，《耶路撒冷三千年》作者、与以色列政界素有来往的英国历史学家西蒙·塞巴格·蒙蒂菲奥里（Simon Sebag Montefiore）曾经一针见血地告诉我：“‘比比’从来都不是一个忠于信念、并愿意为之牺牲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永远在根据风向调整自己的策略。他爱扮强硬，是因为扮强硬的回报率更高。”

这绝不是一句信口说出的结论。“在以色列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选民中，有许多是激进民族主义的追随者，这种情况和西欧乃至美国大不相同”，美国情报分析公司Stratfor高级分析员瑞恩·博尔（Ryan Bohl）告诉我。“冷战”结束后，大批来自苏联和东欧的犹太人举家迁往以色列。这部分新移民及其后代，占到今天以色列总人口的1/8。为了迅速融入当地社会，“新以色列人”更倾向于接受保守的正统派犹太教观念和政治意识形态，继而成为强硬的利库德集团的追随者。过去20多年的安全形势，也使大部分以色列人确信：只要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尚存，只要以色列依旧具备压倒性的军事实力，巴勒斯坦人持何看法根本不重要。因为以色列能用武力塑造现状（status quo）。

在上世纪90年代巴以关系相对和缓的阶段，以中左翼形象出现的工党，曾经构成以色列议会和政府中的对巴“鸽派”。工党与利库德集团交替执政、甚至联合组阁的现象，在当时乃是常态。然而，到了2011年底，由于工党领袖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主推的和平进程始终未能奏效，该党发生大分裂，从此在政坛沦为配角。在今天的以色列，尽管巴以关系始终是一个重大社会议题，但几乎没有人再有兴趣谈论“和平进程”。它被“现状”取代了。

而内塔尼亚胡，显然懂得多数以色列人最惧怕什么。2020年3月大选前夕，我在特拉维夫街头看到过这样一条标语：“要么比比，要么提比（Bibi or Tibi）。”艾哈迈德·提比（Ahmad Tibi）是以色列阿拉伯裔公民政治运动的重要领袖，曾任议会副议长。由他发起的阿裔以色列人政党联盟，在议会中一度占据10%的席位，是一支举足轻重的中间派力量。不过，提比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过阿拉法特的顾问，因此被诬称为巴勒斯坦人的“第五纵队”。通过将提比和自己对立起来，内塔尼亚胡成功营造出了一幅非黑即白的图景，胁迫着整个以色列政坛随他一起“向右转”——任何希望与提比结盟者，都要背上“第五纵队”的道德包袱，都会因此瞻前顾后。这样一来，阿裔以色列人政党，就成了议会中的弃子，无法与建制派中右翼形成合力。而建制派组建的反对者联盟，动员能力显然不及利库德集团。

在最近5次大选中，右翼和极右翼政党的平均得票率超过了60%。来自基本盘的支持，又使“比比”可以肆无忌惮地追逐《奥斯陆协议》放弃的目标：约旦河西岸领土。

在2023年的今天，阿拉伯裔公民在以色列的970万人口中占到21%，犹太人则是73.5%。但在最近5次大选中，右翼和极右翼政党的平均得票率超过了60%。通过“要么比比，要么提比”这样的口号，内塔尼亚胡成功召唤出了他的基本盘——正统派犹太教徒，来自原苏联和东欧的“新犹太人”，以及南欧塞法迪犹太人的后代。最后一个群体在以色列主要从事蓝领工种，最担心被阿拉伯裔劳工抢走工作机会，因此坚决支持2018年7月通过的《犹太民族国家法》。来自基本盘的支持，又使“比比”可以肆无忌惮地追逐《奥斯陆协议》放弃的目标：约旦河西岸领土。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可能以为‘比比’只是在虚张声势。要是他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在今天的以色列，至少2/3的国民支持永久占领西岸。就连‘比比’的政敌，在这个问题上也持完全相同的看法。时钟已经在滴答作响了。”

2020年春天，定居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政治评论家泽维·沙菲兹（Ze’ev Chafets）曾和我有过一次谈话，这是他当时的判断。出生于美国的沙菲兹，上世纪70年代末担任过贝京总理的媒体办公室主任，也是利库德集团的长期支持者。在1973年的“十月战争”中，他是驻扎在西岸领土上的以色列军队的一员。沙菲兹告诉我：“当时我并不认为西岸最终会被并入以色列。那个年代的大部分以色列人都觉得，假如约旦国王侯赛因愿意达成全面和平协议，那就把西岸移交给约旦好了。但人的想法是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吞并’在今天的以色列已经不再是一个禁忌词。”

而2023年，在“比比”的棋局中无疑是关键的一年。从9月初开始，已经延宕一年多的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三方协议谈判骤然加速。这场谈判，可以视为《亚伯拉罕协议》的最新进展。美国承诺为沙特提供全面的安全保障，换取沙特和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在情报和安全领域展开广泛合作。此举不仅可以对冲近年来在中东事务上频频发声的中国的影响，还能对伊朗施加直接压力——自从伊朗当局公开拒绝拜登政府的新核协议，美国对德黑兰的外交政策就回归了强硬路线。这与内塔尼亚胡政府推行的武力遏制伊朗扩张的政策，可以说不谋而合。

但美以沙“三角同盟”，并不是“比比”眼中唯一的大事。他还有一项更急迫的任务：完成酝酿已久的司法改革。

“改革”，还是政变

“司法改革”，还不只是以色列的内部问题，它对巴以关系的未来也有重大影响。它最坏的结果，将是新的种族隔离。

从直接诱因上看，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司法系统的怨气，来自2019年的三宗刑事诉讼。它们是：（1）内塔尼亚胡本人及其家庭成员，涉嫌从美国和澳大利的犹太裔商人手中收受超过20万美元的奢侈品。作为回报，执政党主导国会通过了为海外犹太人归国投资提供税收减免的法案；（2）为缓和以色列第一大报《新消息报》长期以来对政府的批评，内塔尼亚胡与该报的所有者摩西家族举行秘密会谈，提议对《新消息报》的竞争对手、免费报纸《以色列今日报》的分发范围进行限制，帮助摩西家族提升销量。作为回报，《新消息报》将更多刊登认同政府立场的报道；（3）2015年，以色列电信巨头贝泽克（Bezeq）为完成对本地电视台yes的收购，通过中间人向兼任通信部长的内塔尼亚胡行贿。贝泽克方面除去赠送公司股票外，还承诺会在该公司旗下的门户网站Walla!上为执政党摇旗呐喊，美化总理的公众形象。对这三起案件的审理，目前仍在进行中，并成为政敌攻击“比比”的重要依据。

不仅如此，2022年12月内塔尼亚胡再度受命组阁后，还发生了新的“德里事件”。当时，“比比”宣布提名沙斯党（Shas）党魁阿耶·德里（Aryeh Deri）为内政、卫生部长兼副总理。此人早在2000年，就曾因受贿入狱，2021年又卷入一宗逃税案。为换取减刑，德里主动辞去了议员之职。但在2022年10月大选后，德里不仅食言重返政坛，还被内塔尼亚胡委以重任。最高法院对此深感不满，拒绝批准该提名，这就让司法和行政系统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不同于典型的三权分立式政体，以色列在建国之初，选择建立一院制国会Knesset，成员固定为120人。赢得大选、从而掌握多数席位的执政联盟领袖，不仅可以出任总理，行使最高行政权力，还可以凭借简单多数，自行制定与准宪法（即一系列《以色列基本法》）内容存在矛盾的法律文件。鉴于以色列素有“强人政治”传统，执政党几乎不可能从内部瓦解，为了制衡深度勾连的立法-行政权力，避免出现独裁者，以色列最高法院在1992-1995年的“宪政革命”期间，部分限制了议会在人权、就业等领域自主修法的权力。对新的立法和行政法规，最高法院也依例享有审查权。全国法官的晋升和任命，则由一个9人委员会投票决定，内含3名最高法院法官、2名律师代表、2名政府部长和2名国会议员。其中，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至少要获得7张赞成票，等于完全控制在司法系统手中。

而“比比”政府在今年1月出台的改革方案，不仅要求获得对司法系统的人事任命权，还规定：当议会修法的内容涉及《基本法》时，最高法院不得行使审查权。其余立法，也须由最高法院80%的大法官一致反对，才能遭到否决。即便如此，议会依然可以凭借61票的简单多数，推翻最高法院的裁定或释法。内阁各部委的法律顾问，也改为由行政首长自行聘任。更有甚者，议会还可以给最高法院的“正当性审查”设置边界，反过来给司法上“紧箍咒”。

换言之，在旧体制下，内塔尼亚胡和阿耶·德里无权干涉司法机构对自己的调查。一旦罪名成立，即使可以协商减刑，政治声望也会大打折扣。例如，出身利库德集团的前总理奥尔默特（Ehud Olmert），就因为早年的受贿行为受到持续追查，在2015年锒铛入狱。但在改革方案通过后，旧的9人法官推举委员会将变为11人，其中只有4人来自最高法院，政府和议会的代表同样增加到了4人，并且只需简单多数即可过关。这样一来，执政联盟可以充分动用其影响力，把符合“比比”政治理念的新法官安插进司法系统。当最高法院否决内阁的人事提名，或者要求剥夺“比比”本人的司法豁免权时，只要执政联盟立场一致，就能直接推翻相关裁定。这样一来，内塔尼亚胡等于获得了“免罪符”，永远不必担心入狱，行政权力也会变得更加有恃无恐。这正是以色列全国掀起抗议浪潮的直接原因。

再进一步看，“司法改革”，还不只是以色列的内部问题，它对巴以关系的未来也有重大影响。在上世纪90年代的“宪政革命”期间，以色列议会通过了《个人尊严与自由法》（1992年）和《职业自由法》（1994年）。这两部法律属于《基本法》范畴，享有准宪法地位。《个人尊严与自由法》纳入的“尊严权”条款，名义上保证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裔公民享有宗教、集会和言论自由。《职业自由法》则规定了形式上的自由就业权。两者都带有调和立场。在旧体制下，内阁和议会不能以“国家安全”或者“民族利益”为理由，公开挑战这两部法律，即使执行过程可能打折扣。利库德集团要求通过涉及西岸定居点问题的激进议案时，也会遭到最高法院基于“合理性审查”，做出的批驳或抵制。而一旦司法改革方案全盘通过，执政联盟不仅可以撇开最高法院，将吞并西岸定居点的进程合法化，还可以直接修订90年代的两部《基本法》，公然限制本国阿拉伯裔公民的政治和社会自由。它最坏的结果，将是新的种族隔离。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场政争中，表现最活跃的不是利库德集团本身，而是它的几个议会盟友——斯莫特里奇的复兴党（7席），本格维尔的犹太力量党（6席），德里的沙斯党（11席），以及奉行“双头政治”的联合妥拉犹太教联盟（UTJ，7席）。所有这四个政党都有一项共性特征：它们的价值观，和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秉持的世俗犹太复国主义理念截然不同，属于宗教保守主义谱系。换言之，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基於单一犹太教信仰的国家，并且出于宗教原因，反对任何形式的巴以“两国方案”。从这个角度看，犹太教权主义者的立场，极度近似其外部死敌哈马斯。在他们眼中，巴以关系已经不是有进有退的政治行为，而是不容妥协的宗教战争。这就制造了新的冲突之源。

以妥拉的名义

所谓哈雷迪派，就是持极度正统派宗教立场，否定世俗犹太复国主义，坚持按妥拉（摩西律法）仪式和律法来生活的犹太人群体。他们占今天以色列总人口的接近1/7。

如果我们放下犹太民族国家的建国神话，审视现代以色列，它其实是一个移民国家。直到今天，以色列的犹太人口中，仍有接近三成属于“回归人”（Aliyah），即海外新移民。而从移民来源上看，以色列犹太人有30%属于阿什肯纳兹人（Ashkenazi），即德系犹太人。正是这些历史上生活在中欧地区的犹太人，构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建立了著名的集体农场“基布兹”（Kibbutz）和以色列国防军的前身“哈加纳”民兵（Haganah）。以色列正式建国后，以世俗主义者为主的德系犹太人后裔，继续在城市化和经济建设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到今天为止，以色列的11任总统，都是出自德系犹太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水平，也是国内所有人群中最高的。

除去德系犹太人外，以色列还存在米兹拉希人（Mizrahi）和塞法迪人（Sephardic）这两个大的犹太族群。米兹拉希人即“东方人”，指来自中东、北非和中亚地区的移民及其后裔，许多前苏联犹太人也在其中。他们占到以色列犹太人口的45%以上，更是新移民的主力。但米兹拉希人受到迁入时间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平均收入比德系犹太人低三成，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更是只有后者的一半。塞法迪人则是南欧犹太侨民的后代，占以色列犹太人口的不到两成，同样处于弱势地位。正是在这三大族群复杂的互动中，哈雷迪派（Haredi）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所谓哈雷迪派，就是持极度正统派宗教立场，否定世俗犹太复国主义，坚持按妥拉（摩西律法）仪式和律法来生活的犹太人群体。他们占今天以色列总人口的接近1/7。从信徒来源上看，哈雷迪派里既有德系犹太人和米兹拉希人的后代，也有塞法迪人。例如，沙斯党就是由极端正统派塞法迪人创建的。由于哈雷迪派往往离群索居，拒绝世俗教育，也抵制跨教派通婚和娱乐活动，他们在以色列过往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属于边缘人群。从2022年的统计数据看，以色列哈雷迪派的贫困率超过50%，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哈雷迪派男性的失业率高达46.5%，是其他人群的3倍。哈雷迪派人群服兵役的比例很低，以色列政府允许其在宗教学校就读一定年限，专门研究妥拉，作为“替代役”，每月还享受1200美元的津贴。简言之，这是一个隔绝于世俗生活，只在小圈子里互动的封闭群体。

尽管哈雷迪派本身不赞同建立犹太民族国家，也拒绝履行作为普通公民的社会义务，但其信奉的妥拉，正是整个犹太民族神话的起源。哈雷迪派长期宣称，学习妥拉是一种“精神武器”，是保卫犹太民族“独特性”和“纯洁性”的屏障。因此，历届以色列政府，对其一直持容忍态度。即使是以民族主义者自居的内塔尼亚胡，在哈雷迪派男性服兵役的问题上，也多次做出妥协。问题在于，哈雷迪派绝不只是“沉默的少数派”。随着其人口规模持续膨胀，无论是哈雷迪派本身的政客，还是与其结盟的极右翼政治家，都试图利用这个群体，服务于自身的政治主张和选举。

多年以来，以色列极右翼政治家一直在渲染所谓“人口替代论”。按照这种说法，由于以色列境内阿拉伯裔群体的出生率要高于犹太人，假如给予阿裔人口更宽松的迁入权益和社会福利，阿裔群体的人数将会迅速压倒犹太人，颠覆以色列的“民族基础”。问题在于，这项论断无视了一个现实：在犹太人群体中，崇尚早婚、多育的哈雷迪派，出生率远远高于阿裔群体。从2009年到2022年，以色列哈雷迪派的总人数膨胀了70%，增长速度是全国平均速度的1.7倍。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2017年的一份报告预测，到2065年，哈雷迪派的人数将会占到以色列总人口的1/3，每两个新生儿里就有一个属于哈雷迪派。而以色列阿拉伯裔人口的总生育率，在2020年已经被犹太人超越。

哈雷迪派的政治参与度和一致性，要超过世俗派犹太人。以色列国会已经有超过1/4的席位，被纳入宗教保守主义旗下。

如此之多、又如此特立独行的哈雷迪派，当然不足以构成一般意义上的精英阶层。但在以色列特殊的政治氛围下，他们对所谓“民族传统”和“正统性”的坚持，恰恰成为了有价值的动员工具。从比例上看，两个直接尊奉哈雷迪派教义的宗教政党（沙斯党和联合妥拉犹太教联盟），占到以色列国会目前席位的15%，超过哈雷迪派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这从侧面反映，哈雷迪派的政治参与度和一致性，要超过世俗派犹太人。如果再加上部分附和哈雷迪派理念的复兴党、犹太力量党以及自由候选人，以色列国会已经有超过1/4的席位，被纳入宗教保守主义旗下。而以“民族宗教”和“历史传统”的名义，加快对西岸定居点的吞并，正是这些极右翼政党的共同主张。可以说，内塔尼亚胡的司法改革，恰好提供了一个政治交易的机会：教权主义者通过支持“比比”的改革，来换取政府在西岸问题上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教权主义者的两位头面人物本格维尔和斯莫特里奇，都是在西岸地区的非法定居点长大的。斯莫特里奇是公开的反阿拉伯人、反巴勒斯坦和恐同分子，长期宣称要“恢复妥拉对司法系统的影响”。他刚刚上任，就威胁要拆除西岸部分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房屋，并把数十个犹太人前哨定居点合法化。本格维尔则是声名在外的极端派律师，不仅长期为涉嫌攻击巴勒斯坦村庄的犹太人辩护，自己还因为参与极右翼暴力活动被起诉过50多次。他们咄咄逼人的态度，甚至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担忧。今年1月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访问以色列期间，就明确表态称：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继续扩张定居点，并暗示以方正在“激化紧张”。埃及裔中东事务分析师、伦敦《中东报》记者萨利赫·纳阿米（Saleh Al-Naami）告诉我：“尽管内塔尼亚胡多次向美国政府承诺，对抗伊朗核计划始终是以色列内阁的首要任务，但他的两位新盟友显然更希望把精力花在吞并约旦河西岸上。这让美方感到极度不满。”

按照1995年巴以两国缔结的《奥斯陆二号协议》，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实控区（即“犹地亚-撒马利亚区”，不含东耶路撒冷）被命名为C区，应当逐步移交给巴勒斯坦政府。但这项承诺从未兑现。C区的面积占到西岸总领土的61%，自1967年6月以来一直处在以色列军事占领下。当地现有近40万犹太定居者，30多万巴勒斯坦居民则被圈禁在仅占C区1/4面积的特定范围内。按照斯莫特里奇的主张，以色列不仅应当把西岸的前哨基地和所谓“发展社区”（武力保护下的殖民地村镇）永久化，还有必要将西岸民政总署移出国防部管辖范围，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正是在这一问题上，以色列武装力量也站到了内阁的对立面。现行模式下，C区属于事实上的军事占领区。民政总署虽然有权掌管当地的土地开发、市政和出入境事务，但在武力和情报方面仍需仰仗以色列国防军和国家安全局“辛贝特”（Shin Bet）的力量。一旦斯莫特里奇和内塔尼亚胡达成政治交易，以支持司法改革换取民政总署升级，组建自己的准军队，整个西岸局势将彻底不可控。毕竟，教权主义者规划的准武装，虽能压制巴勒斯坦平民，但显然无力对抗哈马斯有组织的袭击行动。扩张行动的最终成本，还是要由正规军来“买单”，隐患远远大于收益。

更特殊的是，以色列国防军，长期依靠预备役人员维持行动能力。其预备役官兵的数量（约46.5万人），是现役军人（约17万人）的两倍以上，且经常被征召。近年来，以色列针对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空袭行动中，都出现了预备役军官的身影。一旦民政总署获准独立建军，并升级和巴勒斯坦的冲突，预备役军人将更频繁地被召回，执行“灭火”任务，这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人身安全都是一种损害。因此，在2023年反对司法改革的抗议示威中，有数千名预备役军官递交了请愿书。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Yoav Gallant）也因为公开质疑内塔尼亚胡的决定，一度在3月26日被“比比”解职。但到了4月10日，由于军内的反对意见持续升腾，“比比”不得不宣布加兰特留任。但从“阿克萨洪水”行动前后以方的反应看，国防军和辛贝特与内阁的尖锐对立，显然影响到了情报网络的运作健康。而“比比”回应哈马斯进攻的方式，依然是宣布战争状态，并大规模动员预备役军人：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向妥拉求助。

“监狱”里的声音

内塔尼亚胡政府从去年12月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新的金融和外交施压策略，“目的是颠覆巴勒斯坦当局，使其陷入财政和制度上的绝境”。而法塔赫方面没有任何反制手段。

像巴以之间每一次出现重大纷争和对抗时一样，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总统的面孔又出现在了摄像机镜头前。他在呼吁、在抗议、在恳求，但几乎无人聆听。拉姆安拉智库“巴勒斯坦政策与调查研究中心”（PCPSR）2021年发起的一项民调显示，有61%的巴勒斯坦公民希望他们的总统立即辞职，只有35%的人希望他继续留任。

对我在加沙的朋友阿布·拉马丹（化名）来说，阿巴斯以及他曾经的战友阿拉法特，已经是属于历史的名字了：“他说他是我们巴勒斯坦人的总统，可谁选过他？”的确，那次将阿巴斯推上国家元首位子的选举发生在整整18年前。当时，450多万巴勒斯坦公民里只有65万人投了票，阿巴斯得到了其中的67.38%。那一年，阿布还只是一个16岁的中学生。按照2005年修订的《巴勒斯坦基本法》，总统任期为四年，允许连任一届。但阿巴斯的地位一直维持到了今天：2005年之后，再也没有举行过任何正式的巴勒斯坦领导人选举，也没有人希望接过这个烫手山芋。阿巴斯变成了一块行走的活化石，即使是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也不再重视他的意见：毕竟，“比比”能开出的条件更加实际。

在今天的西岸A区和B区，阿巴斯领导的法塔赫（Fatah，即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名义上还统治着240多万人口（含东耶路撒冷）。但他们的“统治区”，只是165块不相连的飞地，其间的公路上部署着以色列军队和警察。这个半殖民地政权，完全仰赖以色列政府的“慈悲”才能生存，已经陷入了“脑死亡”状态。今年1月，巴勒斯坦总理阿什提耶（Mohammad Shtayyeh）公开承认，内塔尼亚胡政府从去年12月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新的金融和外交施压策略，“目的是颠覆巴勒斯坦当局，使其陷入财政和制度上的绝境”。而法塔赫方面没有任何反制手段：从十几年前开始，巴以两国之间就没有任何可靠的和平进程了。“两国方案”已经死亡，且没有任何像样的替代品。

西侧的地中海之滨，加沙地带（Gaza Strip）则是另一幅景象。几年前，阿布·拉马丹曾经在视频画面里为我展示过这个人造监狱：“即使没有哈马斯2007年发起的夺权行动，加沙也不是一片正常的土地。〈奥斯陆协议〉授予以色列控制整个巴勒斯坦海岸线以及加沙领空的权利，我们唯一的机场在建成三年后就被摧毁了。”通过手机摄像头，我看到了加沙机场被挖断的跑道和一片狼藉的航站楼残骸。2014年之后，加沙和埃及之间的越境隧道也遭到了破坏。“在那之后，我只通过隧道去过两次西奈半岛，还有一次罕见地申领到了以色列发放的医疗通行证，回到西岸老家探望家人”，阿布告诉我，“其余时间，我和大部分加沙人一样被困在这个人造铁笼子里，数着时间度日”。

在这个拥有230多万人口的巨型监狱里，时间已经失去了意义。没有人再把抗议、选举和外交表态当真。毕竟，巴勒斯坦上一次全国议会选举，也是在遥远的2006年。阿布和他的朋友们相信，即使再来一次“公正”的大选，对现状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他曾经告诉我：“哈马斯乐于维持他们在加沙的实际执政地位，不愿对整个巴勒斯坦国家承担责任。阿巴斯则是一个离群索居、喊着过时口号的老人，他和大部分法塔赫领导人，对年轻人来说已经很陌生了。

今天的哈马斯已经变成了一个把反以当作政治资产的组织，“资产”的增值，是以牺牲巴勒斯坦人的生命为代价的。

严格来说，战争和破坏是加沙唯一的“稳定工作”。除去险象环生的地下隧道外，每月进入加沙的外来者数量仅有几十人，以年为单位的长期失业（在成年男子中超过50%）、通货膨胀以及普遍的物资短缺和心理崩溃已经成为常态。“并不是人人都满意哈马斯的治理。在2010年和2014年，加沙曾经爆发过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指责哈马斯领导人腐化堕落、应当对加沙的困境负责”，阿布向我回忆，“但哈马斯随后向以色列控制区发射了火箭弹，报复接踵而至，人们的愤怒马上就转移到了以色列人身上。”正如牛津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尤金·罗根（Eugene Rogan）所言，今天的哈马斯已经变成了一个把反以当作政治资产的组织，“资产”的增值，是以牺牲巴勒斯坦人的生命为代价的。

而自信满满的内塔尼亚胡，还试图继续榨取巴勒斯坦“脑死亡”的剩余价值。在美沙以三方谈判中，一个“允许巴勒斯坦人在西岸正式建国”的方案又一次出现了。它的雏形，是“比比”本人在2009年起草的一份计划：巴勒斯坦人可以收回C区不到1/3的领土，但他们的新“国家”，不能有常备军，维持治安的警察不得装备火箭、导弹等重武器，领空必须向以色列无条件开放，还要永久放弃对整个耶路撒冷的任何主权或领土要求。阿巴斯和法塔赫将是这个新“国家”的统治者，加沙“监狱”的现状则会继续维持下去。而以色列将回归美国认可的“主线”任务，把注意力转向伊朗。

但哈马斯显然不会给“比比”这样的机会。“阿克萨洪水”的涌动，使巴以关系重新回到了熟悉的暴力循环模式。黎巴嫩真主党在黎以边境的活动也暗示：伊朗深度参与了此次行动，并孤注一掷要挫败美沙以达成三方协议的可能。在《奥斯陆协议》缔结30周年之际，内塔尼亚胡身后，是整整一代享受到单边主义红利的以色列人。哈马斯背后，同样是一代对和平乃至“建国”已然绝望的巴勒斯坦人。他们那么相像，又彼此不共戴天。我不禁想到，50年前，当以色列遭遇曲折的“十月战争”后，政坛经历了一次洗牌。初露峥嵘的利库德集团，在几个宗教党派的支持下，打着“总结战争教训”的旗号上台。但也正是当时的利库德集团领导人贝京（Menachem Begin），在1978年的戴维营会议上，向埃及伸出了和平之手。然而，1982年力主入侵黎巴嫩，并最终被旷日持久的战争牵连下台的，同样还是贝京。

“洪水”涌起之后，以色列政坛的中右翼反对派宣布全力支持内塔尼亚胡，组成了“紧急团结政府”。但一旦军事行动告一段落，清算责任的话题势必会被重新提起。到那时，尚未完全变为现实的司法改革方案，也会被重新审视和评估。只是，当反对派仅仅批评内塔尼亚胡和他的新盟友，却对以色列维持军事占领和殖民的行为熟视无睹时，他们能改变巴以关系的暴力循环吗？在“比比3.0”之后，以色列又会迎来一位怎样的领导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