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涂鸦墙女权二创者自述：墙每天都被谋杀，也每天都会生长

“女人没有国家？”是端传媒新开设的专栏，名字源于伍尔芙的一句话“As a woman I have no country”，但我们保留了一个问号，希望能从问号出发，与你探讨女性和国家的关系，聆听离散中的女性故事和女性经验。我是这个栏目的编辑符雨欣。本期文章邀请到Brick Lane事件中的二创者来讲述参加创作的过程、思考和感受，我尤其感触于，在外界对这则新闻的生产和讲述中，有不少被简化和被代言的过程，那恰恰是“反殖”所要对抗的东西，而女权主义者愿在其中作为受交叉性影响的一员来强调交叉性的意义，团结交叉下的孤单。

本文由端传媒与低音联合发布，首发于端传媒。

（Flora，女权主义者）

一个姐妹打趣道：“这是涂鸦界的Man-spreading”。

几天前，我第一次看到朋友转发给我的24字照片。照片里是扎眼的白底红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标语，而路边停放的车辆却拥有英国的车牌。这两个元素拼接在一起，给人一种矛盾而又讽刺的情感冲击。一方面像是做了一场无比真实地穿越回中国的梦境，却惊喜地从车牌这种细节发现这个噩梦的破绽，庆幸自己只是虚惊一场；另一方面是一种英国沦为“解放区”的荒诞感。

而标语所在的Brick Lane（红砖巷），是伦敦东区一个著名旅游打卡点，也是平时我与朋友聚会的场所之一。这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街区，起初以制砖业而闻名，后来成为孟加拉裔移民聚居地，形成了“孟加拉城”的称谓，也催生了著名的古着市场和各国街头小吃集市。并且在多元文化的交汇中，形成了独特的市井气息和艺术氛围。这里随处可见被各种风格的涂鸦装饰着的建筑物和街道，五彩斑斓又极具生命力。

我兴奋不已，（不得不承认）第一反应是：这是哪个无名勇士搞的行为艺术呀，想去现场看看！

然而，我很快就看到了认领作品的男策划人的自述。他在简介中标注是皇家艺术学院学生，“捣蛋鬼”和“马克思主义幽灵”，声称这个作品没有任何政治意味，只是为了探讨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探讨西方社会的虚假自由。他也控诉在涂鸦过程中被人偷了电脑和相机，表达对英国社会治安问题的不满。网络上也开始有人赞扬他将中国意识形态输出到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想把这个地方作为类似于“我在伦敦很想你”之类的缓解乡愁的打卡地。

我对这种解说很失望，一个如此有冲击力的艺术作品，似乎是在复制国内的宣传墙以及讨论一些很悬浮的东西，这在我看来是一种意识形态侵占行为。一个姐妹打趣道：“这是涂鸦界的Man-spreading”。之后，我又注意到了更多爆料这名策划人存在品德不端的内容，他自己也在个人社交媒体上承认了部分事实，特别是有多位女性对他的性骚扰行为和厌女言论的指控，让我感到无比愤怒。很快，我便召集了几位能够到场的女权朋友，想要为那面即将成为打卡地的墙进行“二创”。

创作像是我们的本能

涂鸦者的表达是即时的，切身的，作品也并不会一直保留下去成为某种权威般的死物。

大约在8月6日傍晚，我与两位朋友到了Brick Lane涂鸦墙附近。此前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亲自站在这里，投身于涂鸦创作的行列。

当时现场已经有一部分行人和慕名而来的人在伫足围观，我们也发现墙上已经有其他人的二次创作内容了，比如 在那12个词组前加了“不”，“伪”，“国不爱我”之类。新的创作令我感受到一股生机，我不自觉联想到好几年前九寨沟遭遇地震之后的情境，往日碧绿澄清的溪水干涸断流，裸露出光秃秃，凹凸不平的河床，残枝败叶集聚在仅存的浑浊的水滩边。大家都在悼念这片美丽的土地遭受破坏，然而没过多久，水流重新覆盖了断裂的河床，植物也重新萌发，恢复了昔日的生机。

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街头涂鸦的意义有别于意识形态宣传以及挂在博物馆的名画。涂鸦者的表达是即时的，切身的，作品也并不会一直保留下去成为某种权威般的死物。生命的有限也是活物的特点，在这个地球上只有死物才能永恒，但唯有存在时间有限的活物才明白生命的意义。

受到启发之后，我和朋友们也都默契地开始了各自的表达，仿佛，创作就是我们的本能。起初我们只有笔和颜料：我们在“平等”那面墙上以询问江山娇（共青团之前推出的虚拟偶像）的口吻来映射当下中国女性真实的生存现状；在“爱国”那面墙上写下伍尔夫的名句“女人没有国家”来对抗这种以女性为燃料的国家主义；也在没有喷漆的情况下，将红色颜料涂在手上，将公平的“公”划去，并写下“母”字以表达对以男性至上的公平的讽刺；甚至情急时，我也用随身携带的口红写下了“铁链女”；我们也共同写下：“和姐妹一起颠覆国家政权，我很愉快！”、“释放黄雪琴”、“吾辈爱自由”等，那流淌且触目惊心的红色确实给人一种以亿万女性血泪书写的心情，重要的是，我在用母语表达。

旁边的本地涂鸦艺术者也帮助了我们，提供给我们喷漆，这就更加有一种武器升级的感觉：我们为“自由”画上困住被捕异见者的牢笼；为“法治”系上拴住铁链女的铁链；在“民主”上方画上了象征“老大哥”的眼睛，并写上了一语双关的CCTV（在英文世界CCTV是监控的意思）；在“友善”下写道 “勿忘六四”；甚至我还为我的激女伙伴留下一个“6B4T”的暗号。

一开始我还想分发一些关于中国大陆LGBTQ的传单，但被一些亚裔面孔路人婉拒，其后我也有担心是否会受到一些攻击。但随后来自人群中的鼓励和帮助打消了我们的顾虑，比如有一些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女生过来向我们询问不同标语的含义，也有一位白人女士为我们检查拼写，我们甚至邀请了一些路人朋友参与创作，比如一位女生就写下了国内宣传习近平的一则知名有违常理事件：“十里山路不换肩”（挑两百斤麦子走十里山路都不换肩膀）。

中文世界从不缺乏这类素材，有太多没有被书写的，或者书写了被封禁的内容，如同石缝中长出的野草，只需要一点点空间，便可野蛮生长，重见天日。

我认为这些创作并非仅属于我们自己，很多内容都是我们在替其他不在场的志同道合者担当传声筒的功能，比如我们张贴的海报，有的是之前海外高校学生为海报行动（是白纸运动的前奏）发起的匿名创作，也有一部分是我们女权和LGBTQ+社群内部针对不同议题自行设计的（虽然我最近无固定居所，但我也将它们随身携带）。一些标语比如“建设国家你不在，千里投毒你最快”也来自于一位博主之前对策划者的批评，意思是策划者作为舆论口中的“小留”，没有基于自己的身份，只一味沉浸在虚空的概念中，而这句标语就是留学生群体在疫情期间切身经历的、来自国家的恶意。“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也是人们对当年铺天盖地“计划生育”政策宣传标语的反用；“没有天灾，只有人祸”、“不能、不明白”、“covid-1984”是针对突发事件中政府一如既往的失职；还有致敬香港抗争活动而引用的MLA歌名“宅女上街吧”；最后我们还在“民主”墙写下了呼声很高的“拆”——这是往年政府强拆时的常见标语。

中文世界从不缺乏这类素材，有太多没有被书写的，或者书写了被封禁的内容，如同石缝中长出的野草，只需要一点点空间，便可野蛮生长，重见天日。

第二天起床后，我才得知二创后的涂鸦墙视频和图片流传很广，甚至因为原作在墙内被很多爱国大V视为向世界输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佳作”而转发，导致二创也因此存活了一段窗口期才被关掉。

网络上反响很大，我想是因为在国内很少有机会接触到未被审查和删减的文字和情感的传递。我们长期被“正能量”的意识形态教育裹挟，成为语言和思想上的“僵尸”，这种教育方式就如同保罗·弗莱雷在《被压迫者教育法》中所提到的那样，具有恋死癖的特征：试图控制思考和行为，抑制创造力，以及热爱死亡而非生命。但二创给大家看到的是，在有表达自由的场域，是可以通过三言两语来瓦解这套教育给人带来的影响，甚至种下更多可能。就像之后有人在墙上写下艾米莉·狄金森的诗句：“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我本可以忍受黑暗”。

关于自由与殖民

我们总是担心把个体的行为上升到整个种族、国家、性别群体，对自我表达的主动阉割，其实也是对基于身份歧视思维逻辑的内化。

8月7日早上，所有的二创内容和原本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并被当地Council紧急用白色的涂料重新覆盖掉，仿佛茫茫白雪想要遮盖掉这里曾有过的痕迹和声音。对于涂鸦的短暂存在，我早有预期。可这种粗暴且匆促的涂白行为，令我难以容忍。若是由其他涂鸦者所覆盖，甚至是被异见者书写出多样声音，这些皆是可以欣然接受的。然而，直接刷白的举动，犹如一把严寒的审查之刃，将原本象征表达自由的涂鸦墙演变为国内惯见的一种表达被禁锢的局面，一样沦为死物的场域。而现场只对中文内容的“大清洗”也不免让人怀疑这是否也和当局的长臂管辖有关。

事实上，关于“涂鸦之战”的线上讨论确实引发了一场围绕“表达自由”和“殖民主义”的论战。例如是否应该在英国的涂鸦墙上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标语；谁被允许在涂鸦墙创作；标语到底是在反击西方殖民主义还是讽刺中国社会主义；是应该继续二创还是将涂鸦墙还给本地艺术家等等。我也注意到对于原作的批评和二创内容在简中推特（现更名为X）上被指责为“殖人破防”，而他们所谓“殖人”意思是在精神上被殖民的人，无论是倡导自由民主的抗争者、争取女性人权的女权主义者，抑或是“生活西化”的性少数群体等都被他们归位“殖人”之列，因为他们认为是西方的殖民主义才让这些人有了此类诉求。这种根据地缘政治简单的分类和攻击，过于简单化了复杂的现实，忽略了殖民的深层含义：殖民问题不仅仅国族主义或者国家主权所限制，更牵涉到权力关系下的控制与压迫。

首先，关于表达自由和身份的担忧也愈发显现。不管是原来的一创还是后来的二创，都有很多人担心本地人的看法，或者担心因此在英国被种族歧视，但是就像特雷弗·诺亚（美国黑人脱口秀演员）在他的脱口秀里表达的那样：“一个白人连环枪击案杀手，他只是一个发疯的人，不会抹黑整个白人群体（甚至于男性这个性别群体），而其他族裔却并非如此”。我们总是担心把个体的行为上升到整个种族、国家、性别群体，对自我表达的主动阉割，其实也是对基于身份歧视思维逻辑的内化，我们需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行为给群体招黑，也害怕被某一个“老鼠屎”连累，并且在歧视和迫害发生时，不再去指责加害主体，还是变本加厉地从内部找出那个招致灾祸的“替罪羊”。

此外，我觉得很多人对“白人伦敦人”的刻板印象也值得反思其背后的殖民主义。因为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19年的数据，英国白人仅占伦敦人口的 43.4%，而Brick Lane自20世纪末开始，就逐渐成为以信仰伊斯兰教的孟加拉人为主的移民聚集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被白人认为是贫民窟，治安混乱的地区，但也正是这样的地区能够催生有别于严肃艺术创作的草根多元文化，而事实上这种文化的蓬勃发展实质上也成为了对殖民主义最为有力的对抗。更进一步的观察揭示，无论是我们与附近商家的对谈，还是创作时途经之人的态度，均未显示出多数居住在本地的移民对中国人涂鸦抱有排斥情感（反而可能基于我们的女性身份，在创作过程中遭遇一些男性的骚扰和说教）。

这似乎再次演绎了著名的李佳琦悖论：一个人如果想要完全不触碰到政治禁区，那么他就必须了解所有的政治禁区。

而当下，这位男性策划者也因这个“表达自由”而面临着双重打击：一方面遭遇来自国内官方的“封杀”，另一方面则遭受持不同态度方的网络暴力，甚至人身威胁。在一个正常拥有言论自由的法治国家，他所进行的艺术表达，或许只会是他自诩的“捣蛋鬼”行为，顶多会被警察开出一张80英镑罚单。然而，在言论管控异常敏感的中国，即便他宣称其作品毫不涉及政治，高呼爱国之情，声称是反西方殖民主义，却有可能依然被视为别有用心的颠覆分子，或是企图煽动的阴谋家。这似乎再次演绎了著名的李佳琦悖论：一个人如果想要完全不触碰到政治禁区，那么他就必须了解所有的政治禁区。

同时，自我标榜“性自由人士”的他被指控对女性的性骚扰和伤害行为，只是其所在艺术领域、甚至整个社会中，长期对女性进行侵害的冰山一角。这种基于性别的压迫和暴力行为又何尝不是一种父权制下对女性的“殖民”？长久以来，女性的头上一直压着国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这两座大山，也如同房间中的大象被视若无睹。只有在攻击对立势力时，女性所遭遇的不平等才以完美被迫害者的形象被推出来，成为相互舆论指控的工具，并在之后很快被抛弃。显然在这次的讨论中，这些严峻的问题又一次被那些更受瞩目、更具娱乐性的话题所掩盖和淹没，就比如涂鸦的道德法律问题，和男策划人偷外卖的事件，甚至仅剩的讨论，在厌女的讨论氛围中也沦为对受害者指控动机的指责。而更广泛的女性议题和女权主义本身也被很多号称反国家、反殖民的男性抗争者视为次级问题，需要等待所谓人权（即男权）争取到，才轮得到被关注和讨论。

消失的Ta们

我们早已对这种将大陆人刻板地归类和代表感到厌倦，我们不希望被简化成单一的身份。我们也感到不满，因为这种做法导致了与其他抗议者之间的隔阂，而非合力团结。

随着事件逐渐发展至8月8日，情况明显进入了高潮阶段。不仅仅是非大陆的中文媒体，全球范围内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纷纷报道了此事。然而，在提及涂鸦墙的二次创作时，这些媒体似乎有意无视墙面上超过50%的简体中文内容，以及涉及女权和LGBTQ议题的创作内容。相反，他们一如往常地强调了涉及香港、台湾、新疆和西藏等问题的反对情绪。BBC中文甚至使用一张白人男性的图片来代表涂鸦墙的二创者们。

首先，作为全球主流媒体，报道的内容不完整和偏颇，绝非语言问题所能掩盖。这种舆论导向似乎仍在延续一种模式，试图将共产党和拥护共产党的大陆留学生视作整个大陆人的代表，将他们与来自香港、台湾、新疆和西藏等地的抗议者对立起来。我们早已对这种将大陆人刻板地归类和代表感到厌倦，我们不希望被简化成单一的身份。我们也感到不满，因为这种做法导致了与其他抗议者之间的隔阂，而非合力团结。更令人愤怒的是，这种宣传也完全忽视了处于交叉身份下的女性和性少数抗争者的存在和对其相关议题的关注。这种带有先入为主偏见的报道方式和选择性关注，不仅削弱了事件本身的复杂性，也加深了不同群体之间的误解和分歧。

带有先入为主偏见的报道方式和选择性关注，不仅削弱了事件本身的复杂性，也加深了不同群体之间的误解和分歧。

在被噤声和被忽视的双重愤怒驱动下，8月8日晚上，我和伙伴们再一次来到Brick Lane进行了一番强调女性身份的创作活动，这一次的我们显然准备更充分且有意进行一些偏艺术化的表达，例如在墙面上画上一个巨大的正在来月经的外阴，在被涂抹的灰暗处画上象征性少数身份的彩虹，以及创作出“月经男疾男户”用以表达对象征男性优越性的 “阴茎嫉妒”的讽刺……（依然于次日仅针对中文创作进行了涂抹）。

尽管我们的创作内容被反复抹去，但这不意味着没留下痕迹，我们看到由于相关内容在网络上的传播，有越来越来的人重新开始，抑或是第一次提及江山娇，铁链女，黄雪琴，以及更多关于月经问题，生育问题，女权问题，还有LGBTQ+的讨论，甚至仅仅是对我们存在（being）的强调，也让一部分伙伴看到了希望。当然，也有更多的人开始参与线下的涂鸦创作，那面每天都会被“谋杀”一次的墙，也每天会继续“生长”出新的内容和生机。而这一次的创作行动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将继续保持愤怒，继续发声，来唤起更多人的关注，以及希望同处于这样交叉身份下的边缘人感受到自己并不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