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月21日，台湾大学经济系学会会长选举公告公布，其中一组候选人因其提交的政见条条带著歧视，引起与论哗然。网路世代年轻人以极端言论博取眼球，不算什么大事，然而，这组参选学生自治组织干部的学生，之所以会踩到舆论巅峰，是因为这已是台湾在一个月内，第三起菁英学生以歧视言论作为活动宣传的事件。
相较于台中一中与台大言论月风波是针对原住民族群加分制度的攻击，这组候选人的政见是针对性别、族群、阶级、身分的“无差别扫射”。其恶意，激怒更多人，纷纷提到以美国顶尖大学的标准，这些学生应该被撤销学籍。目前该组学生已送性平会调查。
在上一篇报导，我们提到了性平三法与校园性平机制建置的脉络及其不足，彰显学生与被行为人以行动推动性别友善环境以及法制建立的勇气，这篇则聚焦在性平三法即将满20年的今天，这些已接受过完整性平教育的世代，所面对的性平环境为何，他们对于性平机制是否有足够的认知，是否能思考自己该采取什么样的防备武器，以保护自己？
端传媒透过三位分别遭受言语性骚扰、肢体性骚扰与性侵害之当事人自述，呈现这个世代学生的思考与行动。
清华大学四年级学生Lunn（化名）曾在一次活动中，关心一位腿部不适的男同学。这位男同学在活动空档一边道谢，一边将手放在她的腿上，毫无离开的意思。她眼睛看向四方，始终无人伸出援手。她感觉，旁人的眼神似乎下意识避开，装作没事发生。
“我是不是太敏感了？”
“当下没有反抗，是不是我也有问题？”
Lunn最后什么都没有说，但记忆里的拷问未停。
经过教育部统计，2022年各级学校疑似校园性侵害、性骚扰及性霸凌通报件数统计超过万件，其中大专院校比例最少，不论性侵害、性骚扰、性霸凌约占一成，且性骚扰申报案件数量逐年增加——但像Lunn这类这些“不知所措”，而未申报的案例，自然不算在内。
校园性骚扰的程度与样态不一，从言语性骚扰、肢体性骚扰到性侵害与性霸凌，面对这些伤害，当事人的做法也各不相同：有人困惑隐忍、有人沉默后诉诸性平程序，也有人采司法告诉。
在台湾，性平三法（编按：系指《性别工作平等法》、《性别平等教育法》、《性骚扰防治法》）自21世纪初开始施行，至今已有20年。换句话说，如今这一代台湾大学生，正是活在性平教育法实施的时代，也是受到完整性平教育的一代。然而，从校园歧视性言论，至校园里倍数增加的性平申诉案量，乃至学生在性别互动上“不舒服”的感受，一方面显示了性平教育与法制或仍有不足之处，但另一方面，也同时证明相较过去，当代青年更能够意识到性平问题，更愿意说出来，甚至有所行动。
清华大学性别平等委员会副主委林文兰表示，这与校园性平宣导密度有关，当校方越积极进行性平教育宣导，学生的性别敏感度就会提高，也越会倾向相信性平机制，申报数也越多。
端传媒尝试透过三位大学生的自述，呈现校园里“生对生”的性别歧视与骚扰如何发生。受到性骚扰的时候，这些年轻学子是否知道如何反应？能否找到性平申诉管道，而她们又是如何面对、思考这段经验？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决定行动？
个案一：C同学，言语性骚扰，无申诉
“我不需要他的道歉，也不想要。但如果他未曾觉得这样讲话是有问题的，又该如何让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呢？”
我的不舒服是真实的，只是我不确定，这样的经验算不算是性骚扰？但是，不论性骚扰的定义是什么，都不影响我的感受，我确实感到恶心。
这个人是同校学长。我们透过朋友介绍认识，也曾一起看电影吃饭。他不是坏人，尽管他明显对我保有好感，但我并没有交往的意思，只能逐渐拉开距离。
郑家纯主持事件
最后一次见面，我们聊到了郑家纯在主持尾牙遭到性骚扰的话题，他说：“当下不舒服就要反应啊，事后才来指控的话，不就随便都可以喊性骚扰吗？”
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反驳他，不料，不久之后，被性骚扰的是我，而我依然无法应对。
那时，我要去商店购物，他也随之而来。看到我买了生理用品，他还高兴地说，这是第一次跟女生一起买卫生棉，又因为我拿的是卫生棉条，引他好奇发问：“为什么要用卫生棉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