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我求职不顺，阴差阳错之下进入图书零售行业，在一家大型连锁书店做了两年店员。事后回看，这是我最快乐的两年。我和我优秀的同事们共同创造了一个类似乌托邦的环境，简单而幸福。
那也是我最窘迫的两年。店员起薪2800元人民币，算上加班、补贴、奖金，不过三四千元，难以支撑一个年轻人在深圳过上宽裕的生活。我跟朋友合租，挤在客厅，每到月底为还花呗发愁。
这样的生活难以持续，朋友和家人的质疑也催促着我寻找一份更体面的工作。两三年后，我和同事们陆续离开。有人进入出版行业做编辑，有人进入外贸行业做运营，还有人转行做了HR。出路各异，但都进入了写字楼，在格子间里敲敲打打。
八年后，仿佛是一阵旋风，公共舆论开始讨论“年轻人从事体力活”的现象。在主流的描述里，这是一场关于年轻人“想要、需要什么”的思考与实践。他们背弃格子间，为自己的人生寻找新的意义。
然而，大量年轻人脱离既定轨道，是否意味着原有的社会结构正在失衡。三年疫情后，经济下行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白领岗位大量减少，年轻人失业率高企。当阶层跨越的应许之地不再，躺平替代了努力、内卷，“向下”流动成为不得已的选择。
在这种宏大叙事之外，我对其间的个体，对“娜拉出走”之后的故事更为好奇。探索并不会在进入体力劳动的那一刻就结束。我想要回答，结构问题如何在他们身上展演，个体又如何通过选择进行静默的反抗？这种实践能否延续，又将停在哪里？如果无法延续，我们能在过程中收获什么？
双减、烂尾、封城，被时运甩离格子间
用世俗的眼光看，传英的人生此后急转之下，不仅“归咎”于个人选择，也是我们这代年轻人太“脆弱”，总能被各种力量掀翻在地。
见到传英之前，她在微信上问我是否介意她穿拖鞋。不坐班的理由是，“不能穿拖鞋，no，我真的不能忍受这些东西。”
当然不只是这些，在重庆长长的斜坡道路上，她踩着人字拖，跟我说起她的故事。
2017年，传英从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毕业，她深信自己”爱自由”，没有考公考编考教资。毕业后，她先在一家英语学习app做社区运营经理，不久跳槽去了美联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