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格子間的年輕人：一場關於「體力活」美好想像的幻滅

2016年，剛剛大學畢業的我求職不順，陰差陽錯之下進入圖書零售行業，在一家大型連鎖書店做了兩年店員。事後回看，這是我最快樂的兩年。我和我優秀的同事們共同創造了一個類似烏托邦的環境，簡單而幸福。

那也是我最窘迫的兩年。店員起薪2800元人民幣，算上加班、補貼、獎金，不過三四千元，難以支撐一個年輕人在深圳過上寬裕的生活。我跟朋友合租，擠在客廳，每到月底為還花唄發愁。

這樣的生活難以持續，朋友和家人的質疑也催促着我尋找一份更體面的工作。兩三年後，我和同事們陸續離開。有人進入出版行業做編輯，有人進入外貿行業做運營，還有人轉行做了HR。出路各異，但都進入了寫字樓，在格子間裏敲敲打打。

八年後，彷彿是一陣旋風，公共輿論開始討論「年輕人從事體力活」的現象。在主流的描述裏，這是一場關於年輕人「想要、需要什麼」的思考與實踐。他們背棄格子間，為自己的人生尋找新的意義。

然而，大量年輕人脫離既定軌道，是否意味着原有的社會結構正在失衡。三年疫情後，經濟下行已經成為不可否認的事實，白領崗位大量減少，年輕人失業率高企。當階層跨越的應許之地不再，躺平替代了努力、內卷，「向下」流動成為不得已的選擇。

在這種宏大敘事之外，我對其間的個體，對「娜拉出走」之後的故事更為好奇。探索並不會在進入體力勞動的那一刻就結束。我想要回答，結構問題如何在他們身上展演，個體又如何通過選擇進行靜默的反抗？這種實踐能否延續，又將停在哪裏？如果無法延續，我們能在過程中收穫什麼？

雙減、爛尾、封城，被時運甩離格子間

用世俗的眼光看，傳英的人生此後急轉之下，不僅「歸咎」於個人選擇，也是我們這代年輕人太「脆弱」，總能被各種力量掀翻在地。

見到傳英之前，她在微信上問我是否介意她穿拖鞋。不坐班的理由是，「不能穿拖鞋，no，我真的不能忍受這些東西。」

當然不只是這些，在重慶長長的斜坡道路上，她踩着人字拖，跟我說起她的故事。

2017年，傳英從四川外國語大學英語系畢業，她深信自己」愛自由」，沒有考公考編考教資。畢業後，她先在一家英語學習app做社區運營經理，不久跳槽去了美聯英語。

「雙減政策」落地前，對年輕人而言，在教培機構做老師是一份相當不錯的工作。傳英月收入超過兩萬，不用坐班，自由安排教學時間。長於教學的她很快就成了成為機構的Top老師。很快，2020年，傳英就攢夠了首付款，在重慶買了一套新房。

當年，全國各地的人們似乎都陷入一種買房熱情中。以深圳為例，千萬元總價的新房被排隊搶購，有購房者甚至不惜花費數十萬「名額代持」費用，只為買到尚且是塊空地的房子。

傳英買房的理由是：在重男輕女家庭中長大的她，房屋帶來的安全感十分重要，從事地產中介的朋友也在旁邊鼓勵她買房。

重慶那年房價均價約1.1萬元/平方米，傳英彼時的工資攢得出首付，付得起房貸。但她當時沒有預料到，三年後，在重慶甚至很難找到一份月薪過五千且能有「五險一金」的工作，「大把大把底薪只有兩三千的工作。」

倘若用世俗的眼光看，傳英的人生此後急轉之下，不僅「歸咎」於個人選擇，也是我們這代年輕人太「脆弱」，總能被各種力量掀翻在地。

2021年，當傳英所在的公司竭力將老師轉化為銷售時，嗅到危機氣息的她選擇離職。
當年9月，「雙減政策」實行，大批教培機構退場，隨之而來的是數百萬前途未卜的「前教育行業從事者」。他們涌入就業市場，雪花般的簡歷飛到各大公司。

教培機構的高薪紅利一夜間消失。10月，傳英嘗試從事一些「體力活」。憑藉本科學歷，她順利進入一家知名地產中介公司，做起了中介。地產中介這份看似自由的「體力」工作侵佔了傳英所有的時間。每天上下班簽到打卡，雙休日帶人看房，不用帶客看房時就得不停地打銷售電話。

她感受到了職業的差距，「（做中介）有些人都不願意跟你說一句話，對你很歧視很歧視，」傳英說，「公司實行『借薪制』，如果沒有完成上個月績效，公司只發底薪，之後要還給公司。」

百科：借薪制：員工在沒有業績提成時，由公司以借支方式向員工發放底薪，並從員工以後業績提成中扣回底薪的工資制度。

地產中介的工作一直持續至2022年。那年春天上海封城後，傳英的工作被迫中斷，搶購食物成為那時最重要的事。

與此同時，恆大債務危機激起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橫掃房地產行業。2021年到2022年，中國房企銷售排行版中赫赫有名的民營房企，在債務重壓下紛紛倒下，「新房爛尾」頻繁登上熱搜又被輿論管控撤下。

傳英在重慶買的新房也傳出了爛尾的消息。上海解封不久，她飛去重慶維權，在住建局門口拿着大喇叭喊口號，依照Excel表單挨個給業主打電話，拜託他們聯合起來。有一次維權結束後，她和朋友坐在住建局門口休息，警察清場將他們帶走。身着吊帶裙的她被從上到下搜身，男性朋友則直接被扭送到了警車上。

維權的最終結果是，承諾不會爛尾，但房屋建設裝修減配。對傳英來說，這是來之不易的成果，至少有套能入住的房子。

2022年下半年，傳英回到重慶，想再嘗試一次「體力活」，去重慶知名的按摩店應聘了技師。經理得知她性少數的身份後，收回了offer。

傳英再次回到已轉入「地下」的教育行業。她在各類線下教育機構兼職代課，從渝中到渝北，再穿梭至沙坪壩，從早上六點到下午五點……她相信生命的多樣性、豐富性，仍然有探索「輕體力」的想法，也在每月按時飛來的房貸賬單面前低頭。

想像的美好：「在這裏，你不會有任何尊嚴」

「輕體力活」跟格子間的工作如此相似，流水線般的重複勞動早已滲透進企業、工廠、零工經濟，包圍着所有「打工人」。

2022年底至今年初，「輕體力活」進入主流語境，帶着玫瑰色的濾鏡，似乎向大量困於格子間的年輕人許諾了更開闊的前景。

豆瓣「輕體力活探索聯盟」小組去年底創立，小組組長是久期。久期畢業於一所211大學的管理學碩士專業，此前在老家省會的一家央企工作。在外人看來，這是一份安穩、體面的工作。但陳舊的體制、壓抑的氛圍，讓久期備感痛苦。

這不只是她一個人的痛苦。久期的朋友們，無論是在銀行還是互聯網公司，都有着類似的苦惱。受此啓發，久期決定在豆瓣搭建一個小小的自留地，沒想到卻撞上這一代年輕人的集體失落：當階層跨越的應許之地不復存在，努力、內卷沒有意義。

短短四個月，這個創建於2022年11月15日的小組，迅速吸納了超過4萬名組員。活躍的組員們在小組裏分享探索體力活的經歷、體驗和仍待實現的暢想：裸辭做保安，去星巴克打工，去衚衕裏開小賣部……但年輕白領對體力活的美好想象，很快被現實擊碎。

「在這裏，你不會有任何尊嚴，」舒克在勸退帖中寫道。他每天要聽到十幾句的「草你M」。

舒克是某211院校的心理學碩士，生鮮超市分揀是他的第一份「體力活」。碩士期間，他曾在美團實習，做用戶訪談，這樣一份實習工作經歷了五六輪面試。一天結束實習走出寫字樓，晚上9點的望京CBD密集的寫字樓在夜色中發光，那一瞬間他感到毫無意義，實習只維持了半個月。

碩士畢業之際，舒克決定體會一下「心流體驗」，編造了一一份高中學歷的簡歷，成為上海某生鮮超市的衆包分揀員。

分揀場所是一間燈光暗淡的倉庫，按照「合流」和「一體化」兩種方式按件計算工資。合流指，撿好貨物後不需自己打包；一體化則需要再自己打包。合流的一件商品2毛五，一體化的一單是1塊2。「一件」商品不是指數量，而是同一種商品。比如，有人買了五瓶礦泉水，這五瓶礦泉水算一件。而一體化則是無論分揀了多少商品都按1塊2計，一單平均約有10件商品。揀貨員不能挑活兒，被派到什麼單就是什麼單。

分揀員的工資被一套「神秘的算法」支配，超時揀貨、揀貨速度、實際工作效率都會被算法捕捉，成為扣工資的理由。

生鮮超市分揀員的工作給舒克帶來過短暫的「心流體驗」，在急速奔跑找貨時，高強度的勞動讓他忘我。不過，與其說是幸福的心流體驗，「更像是時間消失了」。

網友小島菜花也做過分揀員的工作，ta說：「人會變得機械化、呆滯。」同事們在幾分鐘的碎片空閒時間刷抖音。揀貨、刷抖音……無限循環。「威權、嚴酷的工作環境讓我疲倦，以及內心深深的悲哀。」這段話得到了組員們的共鳴。

傳英的女朋友月琪，在汽車音響改裝店學習車載音響的改裝和維修。這份工作她剛做了一個多月，是嚴格意義上的體力勞動從事者。和其他年輕人相比，月琪的體力勞動經驗十分豐富，學習汽修前曾做過一段時間調酒師。

在大衆眼裏，調酒師是一份浪漫、充滿創造性的工作。實際上，酒吧繁忙時訂單不斷壘起來，調酒師走到某一環節就無法離開，整個晚上都在重複做一件事。月琪感覺，如同流水線上的工人。「酒吧一旦忙起來，不可能一杯酒從製作到出品都由你做。比如調酒、搖壺、送酒，各種各樣小的環節。你只能站在某一個位置，可能是切一晚上的檸檬，或者洗一晚上的杯子。」

「輕體力活」跟格子間的工作如此相似，流水線般的重複勞動早已滲透進企業、工廠、零工經濟，包圍着所有「打工人」。碰壁的年輕人，開始回望曾經厭棄的格子間。至少在死氣沉沉的辦公室裏，尚有一條清晰的職場晉升通道。在舒克的觀察裏，分揀員沒有階級上升、個人發展的可能。

五年前在書店工作的我，因為同樣的理由離開。我所工作的那家連鎖書店，店員晉升的現實頂點是月薪8000元的店長。職位再往上的區域經理，總部傾向於直接指派。這顯然不是一份高薪的工作，對不少人而言，8000元的薪資只是他們進入白領工作的起薪。而能升至這一職位的人寥寥無幾。

儘管如此，跟格子間的工作相比，體力勞動確實能帶來滿足感，每當我整理完一個貨架，又或者推薦出一本自己認可的書籍，內心都涌動着愉悅之情。我不曾為第二天的工作焦慮，每天早起上班的步伐都非常輕快。

離開書店後的五年裏，我時不時會跟朋友嚎叫想回到書店。但現實中，始終無法邁出這一步。僅僅能維持生存的收入和由此而來在社會風險前的脆弱，是決定性的因素。

生病、失業能輕易摧毀一名體力勞動者。於我而言，書店的工作已算穩定。這是一家大型連鎖企業，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生育五險覆蓋齊全。在採訪過程中，鮮少有探索體力活的受訪者，能享有完整的五險一金。

傳英在重慶只做兼職代課，因為全職底薪低，會被層層盤剝。她不打算自己繳納社保，覺得還年輕，暫時用不到。可供對比的是，在上海封城的兩個月時間裏，傳英的工作雖然被迫暫停，但當時至少能拿到基礎工資，不至於「手停口停」。

如果社會保障更加完善，會發生什麼

高強度的勞動讓他們處於高消耗狀態下，師傅們默認他們沒有選擇。找老闆爭取加班費和保險，老闆可以隨意開除他們，他們不想成為「挑事」的人。

月琪一度很難理解，同事們下班後為什麼都不離開汽修店。她猜測：師傅們住在集體宿舍，可能沒有自己的生活，也沒有什麼愛好，回到宿舍也是刷手機。

汽修店忙的時候，技術部師傅從早上九點一直忙到凌晨兩三點，沒有加班費，也沒有工作風險的防護設備和保險，同事們好像也從不在意。磨木頭時房間裏滿是塵屑，師傅們很少戴口罩。「我會上二樓拿口罩給他，我說你們都不戴口罩嗎？他們會說忘了，想不起來要用。沒有人有意識找老闆談保險，加班費也沒人過問。」

高強度的勞動讓他們處於高消耗狀態下，師傅默認他們沒有選擇。月琪覺得，同事們有很專業的的改裝技術，完全可以聯合起來開店。現狀是，找老闆爭取加班費、保險這些工作權益，老闆可以隨意開除他們，他們不想成為「挑事」的人。

在中國，有太多人面臨「手停口停」的窘境。

中國統計年鑑2023顯示，截至2021年末，中國參加基本醫療保險人數超過13.63億人。相對總人口14.12億人，覆蓋率高達96.53%。乍看之下，似乎全中國絕大部分人口都已經享受到社會制度的保障。

只不過，這份數據經過修飾。勞工工作者，紐約城市大學社會學在讀博士生陳偉祥告訴我，這份數據背後存在誤導性。在計算方法上，無論是城鎮職工醫療保險還是城鄉居民醫療保險都包含在內。然而，後者的保障效力微乎其微。

以就業人口7.46億人來講，參與職工醫療保險的只有3.54億人，養老保險只有3.49億人，覆蓋率分別只有47.45%、46.78%，這是參與率最高的兩個保險。工傷險、失業險、生育險的覆蓋率只有37.8%、30.69%和31.9%。

在陳偉祥看來，這是地方政府靈活應對上位規定的結果。在政策制定中，中國賦予地方政府極強的自主靈活性。為發展經濟招商引資，地方政府往往會給企業主減負，以增強自身吸引力。在這個過程中，法律明文規定的五險一金往往會被犧牲掉。

「為什麼養老險和醫療險覆蓋率相對能高10個百分點，主要是因為這兩個保險使用得最多，特別是在小城市，這兩個資金池基本上虧空，出於經濟因素的考量，政府才會加大這兩個保險的執法力度。」

當制度保障形同虛設，體力勞動者能仰仗的只有自己。

去年9月，謝阿金辭去了上海諮詢公司的工作，前往新西蘭「打工度假」，感覺自己在這裏成為了「人間的珍寶」。

在諮詢公司時，她無法擺脫同輩壓力：「身邊的人教育水平很高，綜合能力很好，我會用就業市場的標準衡量自己，很沮喪，感覺自己什麼都做不好。」新西蘭一年的體力活探索，讓她親歷了在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下，人們的擇業觀念會發生什麼樣的改變。

半年時間裏，謝阿金先後做過獼猴桃廠、肉廠和櫻桃廠的女工，一邊工作一邊旅行。在新西蘭，如果出現工傷和意外事故，無論勞動者是否有本地公民身份，只要是合法入境，由政府運營的全民保險機構ACC都會為其提供全面且不追究過失的意外傷害保險。

以Covid-19病假為例，勞動者可以通過公司申請保障金。謝阿金回憶，工作因病延誤一週可以獲賠600到800紐元的保障金，跟她正常工作所得相差無幾。

如果是本地公民，相應的失業保障、醫療保險更為全面。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新西蘭並沒有採用繳費型的社會保險模式，養老金、醫療費及家庭福利津貼的資金都來自稅收收入。這一保障不與勞動身份相掛鉤，不會因為勞動者有無工作、工作內容發生改變。

更重要的是，謝阿金在工作過程中感受到社會對體力勞動者的尊重。

每個工作入職第一天，HR會花費一兩個小時向她詳細地解釋相關條款，以保證勞動者的權益。特別是關於種族歧視、語言暴力等部分，每一個條款都講解得特別細緻。在她工作過的肉廠，有一位同事在意見反饋表上提到午休時間太短，一個星期後，肉廠就延長了15分鐘午休。

新西蘭對於體力活輕重也有非常明確的規定。只要超過20公斤，就必須有2個人一起搬運。與此同時，每一份工作對可能造成的身體傷害都有詳細說明，並附帶處理方法。「就連被熱水燙到都會被列在上面。」

當社會保障更為完善，從事體力活動不再是難以接受的選擇。

在謝阿金身邊，肉廠房東的女兒做了五年housekeeper（酒店清潔），房東20多歲的弟弟夏天在獼猴桃廠做工，冬天在肉廠做工。她還認識一位船長，每個月開10天船，剩下20天陪自己的孩子，「船長說賺的錢剛好夠用」。

這些是傳英、舒克和中國絕大多數體力勞動者，無法想像的故事。

從「要不要女生」開始

「我覺得他們（男性）挺能折騰的，只不過折騰的都是怎麼搞錢。卷一點的會嘗試利用之前積累的資源創業，躺一點的可能回老家開個淘寶店、咖啡店。他們更難放棄原有的收入水平。」

在輕體力活的採訪中，性別視角意外浮現在我眼前。

十餘位受訪者中，只有舒克一位男性。加微信打招呼時，我下意識稱他為「姐妹！」，他說：「我是男的。」

輕體力活探索聯盟小組中的帖子，基本都圍繞着家政、烘焙、咖啡師、調酒師、便利店店員、寵物美容師等服務行業。輕體力活的概念因此明確。

性別，或許從某種程度上，限制着年輕人探索體力活的邊界。

月琪的父母至今仍以為她在做設計師，他們始終希望女兒有份穩定的工作。「他們不能接受我做任何有一點危險的工作，我覺得這是我人生樂趣的一部分。」

對月琪而言，學習車載音響的改裝是「退而求其次」。她最初想學汽車維修，但沒有一家門店願意聘請女生。「可能汽修本身是重體力活，很需要瞬間爆發的力氣，還要學習電器的應用、電路知識…..他們認為女生不擅長。」

大學畢業後，月琪在醫院做過兩年護士，之後又做過一段時間調酒師，體力並不是她的劣勢。有些汽修店乾脆以「沒有女生做汽修」的理由直接拒絕，性別成為她進入感興趣的汽修行業的最大阻力。後來再上boss直聘尋找相關工作時，她不再過問具體工作內容和收入，而是開門見山地先問一句：「要不要女生？」

「其實我們能做，但我們沒有機會。」傳英說。對於月琪汽修師的工作，傳英內心有隱秘的期待。大部分汽修店只有男性汽修師，對女性司機來說，如果她看到有女性汽修師，或許會更願意找女性來維修汽車。這是潛在的機會，越是沒有女性進入的工作場域，就越需要女性。

「我的想法非常簡單，行業是有可能被改變的。我們接受過更多教育，看到過更多東西可以改變，可以着手去做。」傳英說：「女性快遞員、女性外賣員、女性網約車司機……種種過往女性鮮少進入的工作領地，都要有人去做、去嘗試。」

社會既定規範限制了女性體力工作範圍的同時，也賦予了女性更多探索自我的可能。經濟因素被認為是女性更願意從事輕體力勞動的主要原因。在社會主流文化中，男性往往需要為成家立業做出更多經濟準備。

久期認為：「對於男生來說，買房買車是很現實的壓力。經濟上壓力大的話，職業選擇上的謹慎也不難理解。」

正是因此，即便是想脫離主流職業秩序，享受文化、社會資本雙重優勢的男性，脫離軌道之後往往是通過創業奔向更宏偉的目標，而不是靜下來思考自己到底想要什麼樣的生活。

一位從互聯網大廠離開，嘗試做調酒師的女性觀察發現，身邊同樣有大量男性被動或主動離開大廠，他們的視野範圍內，輕體力活這類經濟回報低的選項約等於隱形。

「我覺得他們挺能折騰的，只不過折騰的方向都是在想怎麼搞錢。卷一點的會嘗試利用之前積累的資源創業，躺一點的可能回老家開個淘寶店、咖啡店。出來打工（體力活）的一個都沒有。他們會更難放棄原有的收入水平。」

就算是「下沉」，男性社會的主流敘事也是外賣騎手、滴滴司機、快遞員這樣辛苦但收入相對較高的工種。在這些故事裏，經濟上的回報要比個體的精神追求更為重要。

尾聲：逃避還是反抗？

每一次年輕人嘗試逃離主流秩序的嘗試，社會都會給出兩套完全相反的評判：逃避和反抗。10餘位受訪者中，如今大多數重回了格子間，其中一位受訪者這樣評價自己短暫的體力活嘗試：一次以失敗告終的不徹底反抗。然而，無法否認的是，在「逃避」和「反抗」的二元敘事之間，也有一些年輕人在體力勞動中找到了心靈的棲息地。

阿呆是我採訪的最後一個人。她是我在書店時期最要好的同事，我們常常互相向對方嚎叫，想離開格子間從事體力活。

2023年5月，她在南鑼鼓巷的一家獨立咖啡店，偶然找到了一份週末兼職咖啡師的工作。工作日，她窩在望京的格子間裏：在大陸一家大型出版社做策劃編輯，為無法推動的項目、未來的選題感到焦慮。

每週至少有一天，她出現在衚衕的咖啡館裏，穿着圍裙，做成果即時可見的工作。體力勞動並不賺錢。如果是白班，阿呆上午九點半趕到咖啡館開店，晚上六點半下班。一天的工資僅有80元。對阿呆而言，咖啡店的兼職是類似「心理療愈」。每一杯咖啡，每一聲謝謝，都是成就感和意義感的來源。

「咖啡師是一個主觀能動性挺強的體力工作，它需要你動手的同時思考怎麼沖好一杯咖啡。在這個過程裏，我能感受到自己的主體性。我沒有隱蔽在機構之內，不再是流程圖的一部分，直面物件，直面個人。」

策劃編輯的工作，就像一台執行領導意志的機器，在委曲求全裏推動項目前進。有太多努力也沒辦法獲得明顯成效的時刻，充滿了挫敗感。但阿呆也坦承，在一天天按部就班的工作裏，還是能體會到自己的成長，「就像遊戲裏打怪升級。」

她也提到，跟大部分開啓體力活探索的年輕人們共同的一點：生活跟工作的邊界。在瘋狂內卷的社會里，996、單休似乎已經成為常態。就算不加班，也總會有下一個季度的KPI追趕着我們，腦中的那根弦始終無法放鬆。

6月剛過，阿呆已經開始為明年的績效煩惱。她向我解釋，圖書出版是一個非常緩慢的流程，如果等到明年再開始擔憂，為時已晚。即便如此，我仍會下意識判定她焦慮的有些過早。

焦慮，是這個時代年輕人的症候群。相似的故事在受訪者身上反覆出現，他們回憶起白領生活，是下班後工作群裏狂轟濫炸的消息，是永遠不會結束的評審會，是「胸口總有塊石頭壓着」的窒息感。

輕體力活是他們為數不多的，可以放鬆的機會。「下班就是下班，你再也不用去反覆為工作的事情擔憂，頂多想想咖啡怎麼可以沖得更好，或者胡思亂想一下未來自己開咖啡館的事情。」她停頓片刻，忍不住補充道，「不過，如果我是老闆，生意不好也是會焦慮的。」

除陳偉祥外，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