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不知道六四在不在你的年度纪念日里——第34年，我们仍不愿太相信公共纪念场域已被抹除，转场到私人记忆好像是非题。但这提出一些尖锐的疑问，比如：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真的还要纪念吗？我在纪念什么？为了不让这些问题沦为符号性的表达，我们找到了三位不同世代、纪念时间比较长、也认真在想为什么还要这么做的朋友。不再是集体记忆后，六四可以是集体拥有的私人记忆。端传媒为“六四34年”制作专题，点击阅读第一篇：专访李立峰：公开的六四纪念消失了，记忆会断裂吗？；第二篇：从英国、加拿大到日本，海外的六四集会筹办者在碰撞中相认
阿泼，七零后，“记”、“念”34年，台湾人
诚实地说，现在问我对六四事件有什么样的感受，多半都已经是污染过的，我甚至不太确定自己是否看过坦克车画面或木樨地的血腥，但被广场学运新闻震撼的印记始终强烈，因为是一连串的问号。
2010年6月，六四21周年，我发了个六四专题的稿单，想要赌上一睹。
确实是“赌”。
当时我在一个亲中的媒体集团工作——经济版图跨足两岸的大老板坚信，只要让台湾民众“正确”认识当代中国，只要能强化交流，就能和平共荣，因此创办一份专只报导两岸四地新闻的报纸，而我也在筹备期，加入编采团队，见证一份“台办中国报纸”的诞生。
该报创办那一年，正逢六四事件20周年。对新闻界与倡议者而言，逢五逢十，都是重要的纪念时点，对一个全方位报导中国与两岸新闻的媒体而言，更是大展拳脚的机会。但即使当时老板尚未向外媒讲出“六四没有死人”的语句，众人也知其办报的目的，并不是让你指证历史伤痕；更不用说，当西方世界因为中共镇压而纷纷撤资之际大批台商却反向进入中国市场，从中获得利益。而这位新兴的台湾媒体霸主，正是因六四受惠的红顶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