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女人没有国家？”是端传媒新开设的专栏，名字源于伍尔芙的一句话“As a woman I have no country”，但我们保留了一个问号，希望能从问号出发，与你探讨女性和国家的关系，聆听离散中的女性故事和女性经验。我是这个栏目的编辑符雨欣。 本期文章我们从库尔德女性的经历来思考，在一个抛弃了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女性”是什么？在“性别与民族平等”自治区中，民族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矛盾是否真的不复存在？
（茉莉，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候选人，从事叙利亚库尔德女性问题研究）
库尔德这个族群被称为没有国家的民族；而在库尔德地区及中东冲突中，库尔德女性始终身处前线。对她们来说，女权是什么？
和我们一般印象中的女权运动不同，在对抗父权制、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库尔德女性运动呈现出显著的交叉性。随着1978年库尔德工人党（Partiya Karkerên Kurdistanê，PKK）成立与库尔德解放运动扩大，库尔德女性解放运动发端且不断发展：作为库尔德人，她们争取民族平等、反抗政治压迫；作为女性，她们反对性别歧视，又寻求男性战友及当地社会对女性的尊重。
库尔德女性运动中的“双重斗争”，反映了当下围绕“民族主义”与“女权主义”矛盾的辩论：在后殖民解放斗争与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女性解放”往往成为现代化与民主化标志，是后殖民国家全民解放的重要前提。女性加入国民武装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象征意义的性别平等：一方面，女性与男性平等承担军事义务；另一方面，所有性别共同履行保家卫国的责任。
然而，后殖民女权主义与跨国女权主义则认为，民族主义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化规范，与女权主义内核相冲突。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女性通常代表着和平、土地与荣誉，男性则被描绘为国家捍卫者与建设者。强调“男性气质”的战争与军国主义将会加深父权制影响，即使女性在武装与政治抵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她们仍会在冲突结束后被要求回归私人领域。
不同于中东以往的民族主义运动，在罗贾瓦革命中，女性不再是被动的文化与传统象征，保护土地与女性的责任不仅属于男性。在PKK领袖阿卜杜拉·奥贾兰意识形态及库尔德女性日常实践中，女性成为“自身、其他女性乃至全人类解放积极推动者”。作为罗贾瓦地区正在实施的政治制度，“民主邦联制”并不寻求建立独立的库尔德民族国家，而追求建立各民族、性别平等共存的自治区，并强调女性解放是反后殖民主义斗争胜利的重要基石。同时，奥贾兰提出女性学（Jineology），以此支持库尔德女性争取自由、平等与民主的运动。
然而，在这样的“性别与民族平等”自治区中，民族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矛盾是否真的不复存在？罗贾瓦女性是否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在民族与国家的边缘上
1926年，土耳其通过《民法典》，推动性别平等。然而，相比城市上层阶级的土耳其女性，《民法典》难以惠及作为边缘少数族裔的库尔德女性，其困境也被土耳其女权主义者长期忽视。随着60年代土耳其左派运动兴起与70年代PKK成立，库尔德女性这个群体才逐步被纳入论述，并开启政治、社会与军事参与进程。1971年土耳其军事政变后，公民社会遭到严厉镇压，左翼组织被迫由直接政治参与转为秘密活动。1973年，奥贾兰与六位同学在安卡拉大学创立PKK前身“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学社”，并将招募范围扩大至土耳其东南部库尔德地区。1978年11月27日，PKK成立大会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意识形态，认为“人民战争”是解放“被殖民的库尔德斯坦”的唯一途径，强调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这一时期，与其他民族解放运动一样，女性解放被认为是库尔德民族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在党内并未得到重视。
成立后不久，PKK在土耳其东部针对与政府合作的库尔德地主发动首次袭击，遭到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攻。随后，土耳其政府宣布在13个库尔德省实施戒严。1979年，女性领袖萨奇娜·詹瑟兹（Sakine Cansız）与其他成员在土耳其东部被捕。为躲避土耳其军队搜捕，奥贾兰及其追随者逃往叙利亚。在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的默许下，PKK在土叙边境发展壮大。与此同时，土耳其国内矛盾激化导致1980年军事政变，接踵而至的是1980-1983年军政府针对新生团体与政党的残酷镇压，更多的PKK成员逃亡国外或被捕入狱。1980—1982年，萨奇娜等人在迪亚巴克尔监狱进行绝食抗议。这种狱中反抗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土耳其政府的注意力，为PKK在叙利亚的重新组织提供时间；同时，抗议也在精神上凝聚了流亡海外的同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