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女人没有国家？”是端传媒新开设的专栏，名字源于伍尔芙的一句话“As a woman I have no country”，但我们保留了一个问号，希望能从问号出发，与你探讨女性和国家的关系，聆听离散中的女性故事和女性经验。我是这个栏目的编辑符雨欣。 本期文章我们从库尔德女性的经历来思考，在一个抛弃了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女性”是什么？在“性别与民族平等”自治区中，民族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矛盾是否真的不复存在？
（茉莉，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候选人，从事叙利亚库尔德女性问题研究）
库尔德这个族群被称为没有国家的民族；而在库尔德地区及中东冲突中，库尔德女性始终身处前线。对她们来说，女权是什么？
和我们一般印象中的女权运动不同，在对抗父权制、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库尔德女性运动呈现出显著的交叉性。随着1978年库尔德工人党（Partiya Karkerên Kurdistanê，PKK）成立与库尔德解放运动扩大，库尔德女性解放运动发端且不断发展：作为库尔德人，她们争取民族平等、反抗政治压迫；作为女性，她们反对性别歧视，又寻求男性战友及当地社会对女性的尊重。
库尔德女性运动中的“双重斗争”，反映了当下围绕“民族主义”与“女权主义”矛盾的辩论：在后殖民解放斗争与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女性解放”往往成为现代化与民主化标志，是后殖民国家全民解放的重要前提。女性加入国民武装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象征意义的性别平等：一方面，女性与男性平等承担军事义务；另一方面，所有性别共同履行保家卫国的责任。
然而，后殖民女权主义与跨国女权主义则认为，民族主义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化规范，与女权主义内核相冲突。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女性通常代表着和平、土地与荣誉，男性则被描绘为国家捍卫者与建设者。强调“男性气质”的战争与军国主义将会加深父权制影响，即使女性在武装与政治抵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她们仍会在冲突结束后被要求回归私人领域。
不同于中东以往的民族主义运动，在罗贾瓦革命中，女性不再是被动的文化与传统象征，保护土地与女性的责任不仅属于男性。在PKK领袖阿卜杜拉·奥贾兰意识形态及库尔德女性日常实践中，女性成为“自身、其他女性乃至全人类解放积极推动者”。作为罗贾瓦地区正在实施的政治制度，“民主邦联制”并不寻求建立独立的库尔德民族国家，而追求建立各民族、性别平等共存的自治区，并强调女性解放是反后殖民主义斗争胜利的重要基石。同时，奥贾兰提出女性学（Jineology），以此支持库尔德女性争取自由、平等与民主的运动。
然而，在这样的“性别与民族平等”自治区中，民族主义与女权主义的矛盾是否真的不复存在？罗贾瓦女性是否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在民族与国家的边缘上
1926年，土耳其通过《民法典》，推动性别平等。然而，相比城市上层阶级的土耳其女性，《民法典》难以惠及作为边缘少数族裔的库尔德女性，其困境也被土耳其女权主义者长期忽视。随着60年代土耳其左派运动兴起与70年代PKK成立，库尔德女性这个群体才逐步被纳入论述，并开启政治、社会与军事参与进程。1971年土耳其军事政变后，公民社会遭到严厉镇压，左翼组织被迫由直接政治参与转为秘密活动。1973年，奥贾兰与六位同学在安卡拉大学创立PKK前身“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学社”，并将招募范围扩大至土耳其东南部库尔德地区。1978年11月27日，PKK成立大会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意识形态，认为“人民战争”是解放“被殖民的库尔德斯坦”的唯一途径，强调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这一时期，与其他民族解放运动一样，女性解放被认为是库尔德民族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在党内并未得到重视。
成立后不久，PKK在土耳其东部针对与政府合作的库尔德地主发动首次袭击，遭到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攻。随后，土耳其政府宣布在13个库尔德省实施戒严。1979年，女性领袖萨奇娜·詹瑟兹（Sakine Cansız）与其他成员在土耳其东部被捕。为躲避土耳其军队搜捕，奥贾兰及其追随者逃往叙利亚。在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的默许下，PKK在土叙边境发展壮大。与此同时，土耳其国内矛盾激化导致1980年军事政变，接踵而至的是1980-1983年军政府针对新生团体与政党的残酷镇压，更多的PKK成员逃亡国外或被捕入狱。1980—1982年，萨奇娜等人在迪亚巴克尔监狱进行绝食抗议。这种狱中反抗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土耳其政府的注意力，为PKK在叙利亚的重新组织提供时间；同时，抗议也在精神上凝聚了流亡海外的同伴。
库尔德女性运动始于狱中斗争，并在反抗土耳其镇压平民的运动中得到发展。80年代至90年代初，PKK成为最重要的库尔德力量，在库尔德地区对土耳其政府构成军事与政治威胁，二者关系日趋紧张。政府镇压进一步激发了库尔德群众抵抗，许多女性加入PKK参与游击战，在抵抗过程中被政治化。1987至1993年，PKK女性入党率从1%提高至15-20%，约2000人。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女性的行动常常比男性更具隐蔽性，她们也因此承担了许多基层工作与传达机密信息等关键性任务。随着更多女性的加入，协调不同地区运动的妇女委员会与女性民兵组织得以建立，为进一步动员女性提供可能。来自不同背景的女性在城镇与山间开展斗争，塑造了库尔德女性运动雏形。
女性在斗争中的卓越表现促使奥贾兰反思女性在库尔德民族革命的地位。1993年，奥贾兰提出建立独立女性武装。这一提议最初遭到党内男性成员反对，但女性成员自下而上争取，加上奥贾兰的推动，党内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于1995年宣布成立库尔德斯坦自由女性部队（Yekîtiya Azadiya Jinên Kurdistan，YAJK）。作为首支真正意义上脱离男性进行自我组织的库尔德女性武装，YAJK的成立标志着库尔德女性自治初具规模。
然而，这仍是一个内外交困的艰难时期：对外，民族解放运动仍是PKK的核心诉求，新创立的女性武装缺乏组织经验，在与土耳其国家机器的对抗中艰难求生；在PKK内部，“性别斗争”则成为日常。90年代末期，PKK中的女性成员约占到了30%，但高层权力仍牢牢把控在男性手中。许多男性党员仍然对女性在斗争中的角色与能力存在质疑，这迫使女性为证明个人能力而超越生理极限，造成不可逆的身体损伤与牺牲。
在政党内，双赢与压抑
80年代中期以来，奥贾兰意识到在党内也有塑造“自由女性”认同的重要性。这一时期，动员当地妇女参战的最大障碍来自道德层面，即如何维护“荣誉”（namûs），因为在传统库尔德社会，女性身体与贞操，与男性及家族荣誉紧密相连。在早期理论中，奥贾兰认为这种“贞操观”剥夺了女性的权利与地位，她们因此被关在家中、长期依赖男性，还常常面临着损害男性荣誉的指控。只有消除这种障碍，库尔德女性才能走出家门参与运动，将她们自己从“家庭与民族国家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
因此，为说服更多家庭允许女性加入运动，PKK严格限制男女党员之间的情感与性关系，对女性“荣誉”的监督权也从家庭转移到党内。
90年代初期，奥贾兰建立了这样的论述：女性解放是男性与整个社会解放的先决条件。他将女性力量与母系社会传统相联系，表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女性在新石器时代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女性神明也在这一时期得到极大尊崇。因此，女性需要将自己从奴隶制束缚中解放出来，以重新发现她们内心的“女神”，而男性则肩负着“终结男性霸权”（killing the dominant man）的任务。
在奥贾兰意识形态中，“女神”形象是去性化的，而非基于传统的母亲或照护者角色，“女性解放”则建立在为党的事业自我牺牲之上。然而，女性转变为“女神”的说法也存在矛盾。正如其他反殖民解放运动一样，女性只有“去性化”、去除女性气质之后，才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进入政治领域、获得职业晋升。在话语上，两性在PKK内部被视为平等的同志，但他们所追求的“爱”，意味着对土地的保护与对自由的争取，而其他身体或个人的欲望则受到抑制。
为动员更多女性参与库尔德民族解放运动，奥贾兰于1998年3月8日正式发布“女性解放意识形态”，其中主要的五条原则是：保卫生活的土地、女性的自由思想与自由意志、自我组织、奋斗精神以及追求新的审美与道德标准。这一意识形态成为指导库尔德女性运动的理论基础，越来越多女性开始担任领导职务，女性的组织与军事能力增强、士气上涨，推动库尔德女性运动黄金时期的到来。这一时期，奥贾兰总是有意识地确保女性领导人不被忽视，其与女性党员的合作旨在实现一种双赢：前者通过女性巩固自己的党内势力，后者则通过前者的地位推动女性解放运动发展。
但随着1999年奥贾兰的被捕，PKK党内出现父权思想回潮。女性代表试图将YAJK从女性武装改组为独立的全女性政党“库尔德斯坦劳动妇女党”（Partiya Jinên Karker a Kurdistanê，PJKK），但遭到男性领导层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独立的女性政党将削弱PKK的中央权力。经过两年的权力斗争，PJKK被改造为隶属于PKK的自由妇女党（Partiya Jina Azad，PJA）。尽管无法独立于PKK与男性领导层开展工作，PJA仍努力在土耳其各地开设妇女协会促进基层文化教育，为当地妇女提供少数民族权利、库尔德语与土耳其语、妇女及儿童卫生健康、女性历史等课程，并不断推动库尔德女性与其他国家及国际妇女组织的经验交流。
抛弃nation state之后：“民主邦联主义”与“女性学”
1999年被捕的奥贾兰，在狱中重新规划对于土耳其与库尔德地区民主的愿景。他意识到民族主义运动及民族国家模式的局限性，放弃了建立独立库尔德斯坦的目标。受无政府主义社会生态学家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等西方思想家影响，奥贾兰提出“民主邦联主义”：这是一套自下而上的社会系统，基于公民自治、直接民主、性别平等、民族平等、生态主义、多元主义等原则，在社会重建的同时发展超越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根据这一理论，PKK下属的武装部队不再开展游击战，只行使“自卫权”。
在“民主邦联主义”指导下，女性组织在PKK党内蓬勃发展。2003年，库尔德女性活动家们成立“自由女性代表大会”（Kongreya Jinen Azad，KJA）作为土耳其境内所有库尔德女性运动组织的联盟，为运动提供更加制度化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下，PJA更名为库尔德斯坦女性自由党（Partiya Azadiya Jina Kurdistan），负责意识形态指导；自由女性联盟（Yekitiyên Jinên Azad）组织政治与社会运动；自由女性部队之星（Yeknîyên Jinên Azad Star）是反军国主义的自卫部队，抵御任何形式针对女性及危害社会解放的暴力；女性青年组织（Komalên Jinên Kurdistan）从事青年教育、动员与组织工作。通过对各类组织进行统筹、分工，KJA改进了不同领域的女性工作。2005年3月，民主邦联主义正式被写入党章，成为PKK指导思想。
不久之后，奥贾兰提出“男女共治”政策，即各级领导职位都由一位男性与一位女性共同担任，二者拥有相同权力，这项政策后被广泛运用于库尔德地区不同组织与机构。同时，40%女性性别配额制也被引入PKK。然而，由于内部男性阻挠，直到2007年，党内女性才有机会成立独立选举委员会、自行选择女性候选人。
2008年，奥贾兰通过研究女性受压迫的历史，总结库尔德女性多年的斗争经验，提出“女性学（Jineology）”概念作为“民主邦联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词源上来看，“Jineology”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源于库尔德语单词“jin”（女性），后半部分取自英语“-logy”（各种学科的词尾）。在其倡导者眼中，女性学是从女性视角还原历史的哲学，是对男性垄断知识生产的挑战。同时，女性学也在探索一种新的政治实践方式，即通过学习、讨论、发展女性学，库尔德女性运动动员更多参与者，使她们了解本应属于女性的社会地位，一同讲述被遗忘的女性历史。
女性学对母系社会与女神崇拜作出积极评价。其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至今发生了三次性别割裂（Sexual Rupture）：随着母系社会走向尾声，斗争与掠夺出现，男性凭借身体优势成为主导，第一次性别割裂发生。在这一时期，各地涌现出许多男性神明，取代了原始社会中女性神明的主导地位，这为男性树立权威、奴役女性创造了意识形态基础，奥贾兰将这一转变称为“反向革命”（counter-revolution）。随着一神教逐渐取代多神教，女性完全走下神坛，造成第二次性别割裂。男性以“至高无上的神”之名制定规则，束缚与奴役女性，将她们编织进“羞耻文化”之中。这种文化框架之下，作为权威的男性不会犯错，而女性必须为人类灾难与厄运负责。第三次性别割裂发生在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后。资本主义割裂社会，强化社会个体间的差异与歧视。社会在剥削女性免费劳动上进行资本积累，将女性从事的生育、抚养孩子、家务等劳动定义为毫无经济价值的工作。
奥贾兰认为，其他社会形态都无法达到资本主义系统化剥削女性的程度，父权制压迫在资本主义形态下达到顶峰。
由于奥贾兰一直以来对于女性运动的支持，其作为男性领导人在女性学发展中的地位却被不断强调。然而，“女性学”的形成不应只归功于奥贾兰一人，而是库尔德女性集体。女性学倡导者们立足于四十多年以来政治与武装斗争经验，共同书写集体知识，寻找新的语境来理解她们正在对抗的多重困境。
早在90年代，女性就已经在监狱中进行库尔德女权主义讨论。但在该时期，女权主义被认为是与资产阶级相关的外来概念，许多女性讨论因此遭到否定。如今，库尔德女性学仍有意将自己与女权主义进行切割，强调女性学是一门全新的学科与话语体系。其拥护者虽然肯定了女权主义的历史影响与实践经验，但认为其仍无法摆脱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民族国家等约束，因此无法真正超越社会性别刻板印象、改变父权统治结构。
而许多女权主义学者则认为，女性学反对的是“西方自由主义女权”，而女性学本身是从女性视角出发，对第三波女权主义浪潮中出现的跨国女权主义、后殖民女权主义、本土女权主义、生态女权主义与交叉性女权主义的补充。
中东地区的女性革命：叙利亚罗贾瓦革命
“民主联邦主义”提出后，PKK及库尔德活动家不仅着眼于土耳其内部的权力斗争与知识生产，而且寻求跨国合作，推动该理论的实践与发展。在叙利亚驻扎期间，PKK奠定了群众基础。90年代起，一万多名叙利亚库尔德人加入PKK。1999年，奥贾兰被阿萨德政府驱逐后，追随他逃亡的旧部留在叙利亚，并于2003年成立民主联盟党（Partiya Yekîtiya Demokrat，PYD）。PYD在2003-2011年间秘密发展壮大政治网络，并在叙利亚内战中逐渐获得库尔德地区政治与军事的垄断地位。
在叙利亚库尔德地区，女性无论在前方战场还是在后方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11年，混合性别武装“自卫部队”（Yekinêyên Xweparastina Gel，YXG）成立，部队三名总司令中有两名为女性。2012年，YXG改组为人民保护部队（Yekîneyên Parastina Gel，YPG），并于2013年成立了全女性武装YPJ，共同隶属于PYD。2012年7月后，叙利亚政府军从北部撤军，YPG控制了叙利亚北部贾兹拉、科巴尼与阿夫林地区，并于2013年11月宣告构建各民族平等的罗贾瓦自治区。与此同时，圣战分子不断涌入幷包围叙利亚北部，并于2014年6月29日正式宣布成立IS。在军事前线，大量库尔德女性参与对抗IS，在科巴尼、拉卡、巴古斯等重要战场上击溃恐怖分子，成为女性抵抗与争取解放斗争的重要标志。在2019年3月23日占领IS最后据点巴古斯村的战役中，女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战场后方，女性根据“民主邦联主义”模式与女性学理论建设地方组织结构与支持网络。在女性联合会“联盟之星（Kongra Star）”指导下，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女性机构纷纷建立，其中包括女性之家与专属女性的学院、公社、合作社。2014年1月，自治区开始实施临时宪法《社会契约宪章》，规定“童婚、强迫婚姻、一夫多妻制、支付嫁妆、名誉杀人与基于性别的暴力（如强奸与家庭暴力）非法”、“堕胎合法化”。同时，该宪法沿用了性别配额制与男女共治政策，规定“妇女参与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权利不可侵犯”，“立法议会及所有管理机构、委员会，必须设置40%的女性代表。” 2018年11月25日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女性之家”（Jinwar）村庄正式落成，其人口由丈夫在战争中丧生的妇女与自愿选择不结婚以改变传统性别角色的女性构成。
罗贾瓦革命对于库尔德女性运动的意义至关重要，是中东地区的“女性革命”。在传统战争中，女性往往承担着后勤与照护伤员的角色，或者成为胜方的战利品。战争常常被描述成“为了妇女、儿童而战”，男性在上阵杀敌，女性在后方等待家人的归期。然而，YPJ女兵颠覆了传统战争中的性别分工与刻板印象，成为对抗“强势的原教旨主义”男性的中坚力量，参军成为女性追求性别平等的“重要武器”。当女性走出家门、拥有自我意识与自我赋权之后，传统性别角色与父权制统治结构逐渐模糊，当地女性被压迫地位得到一定程度改变。
另一方面，传统女权主义认为，女性参军无法改变父权社会结构、提升女性地位，因为女性的努力会随着战争结束而付之东流。因此，罗贾瓦女性通过法律、政治与社会参与创新女性自治机制，防止女性在重建阶段再度被边缘化，保留女性斗争成果。随着女性代表增加，女性获得更多话语权，女性视角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得以呈现，进一步促进女性解放。罗贾瓦经验创造了对于性别平等社会的新想象，为各地库尔德运动与女性运动提供了新动力。
民族主义与性别化，想象与现实的差距
虽然罗贾瓦革命在女性赋权与性别平等上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但运动及社会内部与国际环境的多重困境仍在持续，库尔德女性的双重斗争仍在上演。在罗贾瓦社会内部，父权思想仍根深蒂固，尤其在乡村地区，家庭依然对女性施加至关重要的影响，当地人难以接受女性扮演与男性相同的社会角色。
通过走访家庭，PKK干部说服更多家庭同意家中女性加入YPJ或其他妇女机构。然而，许多家庭的允许是基于这些机构中没有任何男性，或由于战争与制裁造成的经济困难；机构负责人也向参与者的家庭保证，加入的女性将远离一切不符合传统社会规范的活动，并获得可观的收入。同时，YPG与YPJ成员沿袭了PKK针对情感关系与性关系的规定，当地的政党、军队与妇女组织取代了家庭维护女性“荣誉”的角色，以获得保守家庭的支持。
尽管妇女组织的做法是为了适应当地情况、动员更多女性，但明确的性别隔离限制了两性之间的正常交往，减少了男女之间进一步相互理解的可能。此外，在相对开放的家庭中，女性也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压迫。即使女性拥有赚钱养家的经济实力，她们仍必须承担所有家务劳动与养育子女的责任。结婚与生育还对女性职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通常只有单身女性会被推荐至更高岗位，而育有多个幼年子女的女性往往无法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双重责任，最终选择离职。为了在工作中得到晋升，当地女性只能选择放弃婚育，但大龄未婚状况又将在当地社会遭到歧视。
罗贾瓦地区的外部环境也不容乐观，其仍面临着土耳其、IS残余分子等多重夹击。自治以来，土耳其因担心PKK再度壮大，持续对该地区进行轰炸，并伴随多次地面行动，大面积占领罗贾瓦土地，对其治理与发展造成严重打击。此外，罗贾瓦自治政府还指控土耳其支持IS残余分子活动，外交发言人凯末尔·阿基夫（Kemal Akif）表示：“拉斯艾因（Ras-al-Ayn）等叙利亚边境城市处于土耳其占领之下，许多前IS领导人逃往土耳其占领区避难，并在土耳其的帮助下策划新的攻击，其中2022年1月针对哈塞克监狱的袭击是2019年IS战败后发动的最大袭击。”
与此同时，叙利亚政府至今尚未承认罗贾瓦自治合法性。然而，自哈菲兹时期开始，库尔德人便与叙利亚政府保持微妙的关系，这种关系延续至巴沙尔时期。位于叙利亚北部的罗贾瓦是叙利亚政府抗击反对派、制衡土耳其、抵御恐怖组织的天然屏障，叙利亚政府不仅希望将YPG与YPJ编入叙利亚军队以加强国防力量，还想利用罗贾瓦革命成果及丰富的地区资源支持叙利亚重建。虽然罗贾瓦武装力量是基于奥贾兰理论中“正当防卫”的原则建立的，但长期冲突局面很大程度将罗贾瓦军事化，这种军事化往往对应着“男性气质”的强调，女性与儿童则成为受害者。如果冲突一直持续，全面军事化将再度加深当地的性别割裂。同时，面对并不明朗的外部环境，已经实现的性别平等建设成果很可能由于冲突的突然爆发在一昔之间毁于一旦。
此外，罗贾瓦革命似乎仍未真正跳出民族主义的桎梏。库尔德女性解放运动始于PKK的民族主义动员，并在持续斗争中发展出“超越民族国家范畴”的“民主邦联主义”。然而，这种意识形态仍然具有深刻的性别化色彩，进步的“自由女性”本质上代表了运动所向往的“非国家民族”式的民主邦联实体，而这一实体在一定程度上覆刻了民族国家的想象。“女性解放”在这一实体中成为动员当地所有民族女性参与经济与社会建设的口号，邦联实体的利益仍被置于个人自由之上。“自由女性”形象依托于“纯洁性”、对土地与人民的爱、坚定不移与无惧牺牲的奉献精神。这也意味着，女性应该为实现该民主邦联主体的“共同理想”让渡个人权益甚至生命。
不过，左派人士与学术界仍对这一“乌托邦”保持谨慎的乐观。诚然，当地男性仍保留着更多权力，周边局势也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但女性在争取解放与平等过程中做出的努力是不可磨灭的。库尔德妇女解放运动确认、重现、再造了民族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尽管可能存在民族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的矛盾，这场妇女运动在性别平等与公正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女性自治结构的历史发展、保护女性权利的现行机制、罗贾瓦的实践创新与库尔德人的持续抵抗使该地区女性进一步解放成为可能。罗贾瓦革命至今仅十余年，而这场运动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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