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台湾防疫三年后，台湾人对于防疫成效的事实与评价为何？在科技社会复杂的治理因素下，尤其受到哪个变项的影响？本主题另有学术论文〈科学知识遇上意识形态？民众对于 COVID-19 疫情讯息的态度与认知〉发表于《传播研究与实践》期刊，如欲了解问卷设计与完整调查过程的读者可参考阅读。
（黄俊儒，台湾国立中正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特聘教授）
防疫中的不安与躁动
病毒的终结仍得倚靠科学知识为基础的公卫战略，而不是靠投票来决定牠的去留。
隐然地，这一场百年一遇的世纪大疫似乎逐渐要看到曙光了。只是在防疫过程中的各种争议似乎至今仍余波荡漾，除了先前台北市长选举中，原担任防疫指挥官的陈时中先生因为仇恨值爆表而中箭落马之外，刚上任行政院长的陈建仁先生也还在各种疫苗采购的质询中疲于奔命，眼见即将到来的明年总统大选，恐怕也难逃这个议题的滋扰。
在这次COVID-19期间，防疫工作与政治立场的纠葛，也经常发生在欧美的案例中，尤其当时在川普（Donald Trump，另译特朗普）领政下的美国，共和党及民主党呈现出对于防疫措施极度不同的看法，甚至对于科学家的态度也有很大的落差。
记得2020年美国大选变天之后，受拜登（Joe Biden）任命为首席防疫顾问的佛奇（Anthony Fauci），在第一场记者会就说：“能依循证据，让科学说话，有种获得自由的感觉。”可见防疫过程中，政治对于科学治理的影响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不同国家及区域对于政治极化的反应有著十分不一样的内里。
台湾在这次疫情中，也同样经历过几次上冲下洗的不同阶段，从中央疫情指挥中心2020年1月5日起，开始每天召开记者会公布并说明最新疫情状况，到2021年5月中爆发大规模本土社区感染并提升至第三级疫情警戒标准之后，整个疫情期间的防疫基调开始从“平缓期”进入“争议期”。当时的社会气氛浮动、人心惶惶，随后就进入了各种疫苗抢打潮及采购争议的阶段，堪称是防疫过程中最大的挑战之一。
由于病毒及流行病这类议题，原本就与科学及民生息息相关，在时间紧迫及健康威胁的双重压力夹击之下，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导致防疫策略的游移，也使得整体事件变得高度政治敏感。在讯息纷乱且过剩的科技社会中，这类防疫科学知识如何能有助于政治决策及民众参与讨论，是各界人士都关心的议题，毕竟病毒的终结仍得倚靠科学知识为基础的公卫战略，而不是靠投票来决定牠的去留。
实证研究
研究的结果十分耐人寻味，在这些不同的题项中，发现填答的反应几乎跟民众所具备的知识程度及学科领域没有关连性，但却与个人的政党倾向有显著相关。
有效的防疫系统化措施，需要仰赖民众们的集体配合，甚至是一定程度的牺牲。许多国家在COVID-19期间所陆续进行的调查研究，多看见各种假新闻可能造成民众对于风险大小程度的不同感知，严重者甚至促使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敌意，例如自由派与保守派、讯息充分者与讯息欠缺者、年轻及年老之间等，就可能因为对于讯息解读的不同调，而导致迥异的政策配合度，甚至可以为了戴不戴口罩大打出手。
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在台湾主导了一个学术性的研究调查，试图了解这种因为假讯息、群体认同所造成的极端化现象存在的情形，当各路势力都同时在影响民众对于疫情的解读时，到底哪一种力量会最明显主宰民众的态度与认知？这个问题的解答，将会关连疫情期间的科学传播效果，并间接地影响防疫策略的落实程度。
实际的作法上，我们透过问卷的设计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在2021年8月11日至16日期间，时值台湾卫福部刚刚核准国产高端疫苗的紧急授权专案，以及民间积极协助政府向国外购买BNT疫苗的时期，在此时限内共获得1,250份的有效问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