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又一个仲春时节，我们偶然遇见了一位上海市民。他没有直接经历过封城，却在封城前后做了许多直面不合理封控政策的行动。他希望让身边的人听到不一样的声音，以合理、合法的方式维护个体的权利和尊严。又一个仲春时节，在某种意义上，许多人都拥有了共同经历，却各自采取了不同的路径，来面对那些难以抹去的伤痕。我们希望创痛能逐渐被抚平，我们也希望传递更多的能量，一起共度后疫情时代。疫情被翻篇，记忆不被允许提起，疫情后的生活该如何继续，这位上海市民给出自己的答案。表达和行动是一种开始，这篇自述亦如是。
上海封城一周年，端传媒重访上海，试图记录下那些在急速的复常中，被遗落的声音和记忆。这是专题的第三篇：微抵抗，打破沉默的螺旋。此前已刊发两篇报导：《上海，封城后的又一个春天，“我们已经是历史的容器”》、《上海封城一周年，我们重访那些静默现场》。
行动本身就是意义
第一次微抵抗的具体行动是在去年一月。微抵抗弥散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种不服从、不配合和低调的倡导，也是在力所能及地维护个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
春节前我乘坐火车从上海去附近的另一个城市。下了火车，被工作人员拦下。上海当时有零星疫情，他们告诉我必须隔离。我是傍晚六点到的，和他们一直交涉到晚上12点。我给自己定了一个交涉的deadline（时限），就到晚上12点。因为要有精力保持一个balance。我自始至终的要求只有一个：既然你说是上级要求的，就把上级的红头文件亮出来。
他们坐成一排，处理火车上下来的人。我说，如果你们是按规矩办事，那么你们的防护服在哪里，你们为什么不戴口罩、不戴手套、不戴工作证？他们觉得不需要。他们坐成了一排，不就能说明所有问题，已经表明他们是权力的一部分。整个过程，我反复提出出示官方文件的要求。
我会说，如果你处理不了，就请你们领导出面。在僵持了很长时间之后，他们给领导打了电话。我要求公放。现场工作人员说，“这里有人不配合我们。”电话那头的男“领导”就说，“打电话给派出所，抓起来！”我说，“这位小领导呀，你现在的声音我们全部都听得见，你以为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吗，能不能报上你的名字呢？”他口气马上变了，声音降下来。我说：“你是哪家公司的，你告诉我。”他愣住了。因为这些工作人员大多数并不是政府的，是外包公司。当你说出这句话，对方已经意识到你不是可以糊弄的普通人，你知道他们的底细，所以他的口气就会软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