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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大白:从暖心大白到“白色恐怖”,防疫权力将伸向何方?

“我像一个无情的扫码机器,也懒得去看他们的脸。”

2022年5月26日,中国上海,穿保护衣的消毒人员为同事调整口罩。

2022年5月26日,中国上海,穿保护衣的消毒人员为同事调整口罩。摄:Ming De/Feature China/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端传媒实习记者 谢里 叶白 记者 辛克林 苻坚 发自新加坡

刊登于 2022-09-08

#全域静默#大白#上海封城#动态清零#疫情

【编者按】上海封城的悲剧仍在重演。8月,三座热门旅游城市——海南三亚、新疆乌鲁木齐、西藏拉萨——先后爆发疫情,并采取了不同程度的“软封城”措施,曾仅见于一二线城市的核酸检测点,兀然出现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随后,疫情蔓延至四川成都、广东深圳、贵州贵阳等数十个沿海和腹地城市。

诞生于疫情初期的“大白”,从居民歌颂感谢的对象,成为居民反抗防疫措施的冲击对象。“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自戕式的愤怒与决绝,并无力撼动当局清零的决心。从健康码、行程码到核酸常态化,面对致病性越来越弱的Covid-19病毒,为巩固虚幻的抗疫胜利叙事,中国政府正以牺牲经济和民生的代价,将所有人拖入疲惫和荒诞。

刘力峰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奔赴战场了。

这是刘力峰第一次摸到实体的白色防护服,一股新鲜感涌上身。不过,没人教他穿配白色防护服的步骤,他盯着不远处的医护人员,一边上网搜索注意事项,按部就班变身“大白”。他先在场地内消毒,用酒精消毒凝胶清洁双手,戴上口罩和帽子,将身体装进白衣,最后再套上一层手套、鞋套和护目镜。在白色防护服内,一呼一吸都变得不同,面罩因水气凝结起雾,让人看不清手机屏幕。

2022年3月,上海卷起凶猛疫情,刘力峰作为一名选调生公务员,在年初刚被派到浦西(注:上海核心地段,广义指黄浦江以西,是政治、金融、文化等重要区域)驻村基层锻炼。穿上白色防护服后,他负责协助核酸采样,扫描采集信息,日日与居民见面。有时,附近的居民会认出面罩后头的刘力峰,和他打招呼。更多时候,是刘力峰认不出别人,“我像一个无情的扫码机器,也懒得去看他们的脸。”

“大白”,诞生于2020年初爆发的疫情,彼时,特指身穿一身白色防护服的防疫工作人员,也是白色防护服的代称。由于全白、隔绝式的防护服鲜明、直观,穿上大白便意味着站在抵抗病毒的前线,民间和官方都不约而同用“大白”描述防疫人员。

在疫情初期,一般只有医护人员会穿上大白。随着防疫政策层层加码,白色防护服内装着的身分也变得多元:政府公务员、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警察、从社会招募的志愿者、雇用的安保人员,都有可能成为“大白”。

一开始,大白是抗疫的精神象征。人们对大白态度亲切,抱有寄望,积极配合大白的防疫工作。被严苛的防疫政策束缚逾两年后,大白与市民的冲突愈发频密地出现在公共视线中。有大白强行进入确诊者家中消杀,往私人物品、家私和冰箱喷洒刺鼻的消毒液;在街头,有宠物因主人被确诊,遭大白拍打致死;有人因在封控期间私自外出,被大白逮住削发,以示惩戒⋯⋯

疫情覆盖超过1000天,更多的人成为了大白,更多的权力也握在了大白手上。

变身大白

不是所有人穿上大白(白色防护服)都是为了防疫工作。陈澄听说,有人跟居委会套近乎,拿到一套白色防护服,偷偷溜出去办私事。“你穿上大白,跟关在那里的居民是不一样的。它就像一个通行证,这个感受是很普遍的。”陈澄说,“你怎么对待它(大白)、怎么去用它,这是很见仁见智的。”

刘力峰并不习惯那套包裹全身的白色防护服。

2022年1月,刘力峰硕士毕业半年,以选调生公务员身分调任到浦西的村委会。按照安排,刘力峰将在村委会进行一至两年的基层锻炼。他把这份工作比喻成“体制内延伸到基层的神经末梢”。初来乍到,他参与了工作培训、熟悉村里的情况,也参加党建活动、走访慰问和安全巡查等。三月前,防疫工作尚属轻松,例如疫苗接种,或当楼栋里出现密切接触者,他便协助卫生部门做排查和健康监测。

选调生

中国大陆公务员的一种,中共培养后备干部的制度。通常由中国各省党委组织从高等院校选出应届毕业生,下放到基层锻炼,工作几年后有较大机会升迁至领导职位。“大学生村官”是常见的选调生。

没想到,新型病毒攻破上海。刘力峰回忆,上海疫情刚刚爆发时,气温偏凉,穿上防护服不算闷热。但由于防护服全封闭,穿戴期间不能饮食和上厕所,仍充斥了不适感。每天经过四次消毒后,脱下防护服,刘力峰会突然被疲惫包裹,他的脸和手腕布满勒痕,手也起皱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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