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国两会前夕，政协委员周世虹接受采访时建议，取消对罪犯子女考公务员的限制。这是一条没有写进法律文件、但人人耳熟能详的潜规则，所谓“一人犯罪，影响三代”——去年上海封城期间，一个警察就恐吓拒绝隔离的居民：“进行处罚以后，要影响你的三代！”那位居民也喊出流传一时的“这是我们最后一代！”，作为对连坐威胁的激情反击。
周世虹的建议，几乎每年两会都有代表或委员提及，体制对此纹丝不动，公众通常也冷眼旁观，这本来就是橡皮图章会议的默契，但今年却在舆论场招来了大量反对声音。在相关新闻的微博评论区，网民留言大多是：“那些进去的官员最喜欢这个放开”，“老赖的子女享受着老赖提供的优质生活，受害者的子女反而得不到应有的生活待遇”，“那你别犯罪不就可以了吗”，还有人质疑周世虹的动机，建议查一下他。
“考公”是“小镇做题家”的身份政治
如果有人要改革考公的政审制度，让他们凭空多出许多竞争对手，有如要禁掉美国右翼白人至上主义者手上的枪。
反对的声音首先来自对特权的恐惧。许多网民提到贪官，认为如果贪官的子女利用贪官留下的资源，考取公务员，上到高位后再替父母翻案，将危害体制。
有人举歌手曲婉婷的例子，她的母亲曾是哈尔滨市发改委副主任，2021年因贪污、受贿、滥用职权被判无期徒刑。根据判决书，曲婉婷的母亲违规挪用了哈尔滨原种繁殖场职工的安置款。2021年就有东北下岗工人后代痛斥曲婉婷，大意是曲婉婷在90年代就出国读书，过着优渥生活，而这些钱都是来自被她母亲毁掉的无数家庭。
对曲婉婷的控诉是有力的，但在现实层面，不能考公对落马官员后代并不是太大的损失，更无法对在任的官员产生威慑力。究其用意，三代不能考公的政审规则，并不指向愤怒的网民念兹在兹的公平问题。
或者这样说，在特权阶层的游戏规则里，考公的门开着还是关着，是一个过于生僻的问题。落马官员哪怕被体制抛弃，游戏规则往往仍对其后代网开一面，默许其（在国内或海外）过着相对富足的生活，而不是穷追猛打。这是一个阶层的团结，也是既得利益者的后路。所以很难想象一个曲婉婷这样的后代，会想考公再经历一次父辈的“原始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