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里经常浏览微博或小红书一类社交平台的读者们，对 “祖国爸爸”或“中国爸爸”这样的提法应该并不陌生。将中国称为“爸爸”的做法开始流行于2016年前后，在某种意义上象征了近年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新兴的国家-家庭想象。而自20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国家的想象，一直是通过另一种家庭隐喻传达的，那就是“祖国母亲”。作为一种不区分名词阴阳性的语言，中文里对国家的形象所添加的性别修饰，能够帮我们解读人们如何理解国家在自己生活中的地位，以及人民又在国家“大家庭”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近日，来自波士顿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两位学者在《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学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讨论中国民族主义话语中的性别想象。文章试图分析，“祖国爸爸”这一新兴的网络用语的隐形（或者不那么隐形的）含义：人们对国家、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有了哪些新的理解？这些新的理解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它与传统的“祖国母亲”叙事之间有什么联系？经作者授权，端传媒将该文章编译为中文，希望能让更多中文语境下的读者参与到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中来。
祖国母亲：全球共享的受害者叙事
在这种叙事中，被男性化了的公民们被“祖国母亲正在受难”的号召所鼓舞，而这个母亲本身却不具有革命的主体性。
“民族国家”是一个来自欧洲的概念，自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后逐渐成为西欧各国的通用外交模式，并随后通过殖民主义传播到第三世界。然而对于二十世纪前半叶的第三世界而言，“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外来的概念，并不能无缝接入当地人民的理解之中（甚至对于欧洲国家的人们也是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家庭的隐喻提供了人们理解民族国家这一新秩序的桥梁。它提供了一个共同血缘的神话，而这种“血脉相连”的想象给民族国家提供了合法性的来源。更重要的是，通过将新的民族国家比作一个“大家庭”，这种比喻隐含设定了家庭中的角色、责任和等级。
正如现实中的家庭一样，这种等级划分在两个坐标轴上进行：男人和女人，成人和孩子。在各个国家，关于民族国家的家庭比喻取材自既有的性别文化，来建构人们对国家的理解。它们往往建立在一种共通的性别刻板印象的基础上：男性气质被理解为主动的、尚武的，女性气质则被理解为被动的、柔弱的。“祖国母亲”（motherland）正是这种建构的产物。在各地文化中，比喻意义上的“母亲”崇拜往往与种族的多产和纯洁同时联系在一起。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是最早将国家比作母亲的例子之一。当戴着红色桂冠的“自由女神”玛丽安娜出现在群众游行中时，这一形象就成为了法兰西民族的人格化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