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给十九岁的我》的海量争议，已在近日网络上造成了相当明显的评论疲劳。不论是一般网民还是知名人士，愈来愈多人出来发言试图淡化事件，尤其在电影暂停公映后，为事件争议“暂时”划上句号，似乎是愈来愈多人的主观意愿。当然，对于电影长达十年的拍摄过程中，制作单位（尤其是导演张婉婷及英华女学校）有否对被拍摄学生进行各种欺瞒和剥削，因而需负上道德甚至是法律责任，这仍是应当深入探讨的。而由事件所激发、有关纪录片拍摄伦理的深度讨论，则是近年香港的公共讨论中少见的精彩一幕，也相当大程度上推进了近年香港电影“纪录片热”的论述深度。不过，随著事件发酵，争议之声由小众文化圈子迅速扩散至普通网民的公共领域后，理性的电影伦理讨论就旋即被大量情绪化的谩骂和声讨所淹没。
网上已有不少详列争议经过的报道，在此不赘。这里只想指出几个舆论转向的关键点：首先是前记者吴芷宁在其脸书发帖，指出导演与被拍摄者之间的权力问题，令她看戏时“有啲唔舒服”。此帖在网络上被广泛分享，因而引起舆论对电影伦理问题的关注，不再是更早之前对电影一致赞好的景象；另一关键点是《明周文化》刊登主角之一阿聆亲撰的长文，文中大幅披露导演和校方没有好好保护被拍摄女生的私稳，亦不顾她不同意将电影作公开放映的意愿。随即其余几位主角均透过不同渠道发声，呼应了阿聆对导演和校方的质疑。还有一个关键点，是香港单车运动员李慧诗在脸书发帖，指导演曾冒认记者进入比赛场地访问她，然后擅自将访问片段放在电影中，却从未表明访问意图。
人格上的“集体印象”
张婉婷不是指主流商业电影的导演，其作品多属小众文艺电影，认识她的观众也较多集中在小众文艺群体。然而这次事件却大幅散播到普罗大众层面，因而形成认知上的落差。
此后，舆论急速转向，不仅对电影拍摄过程中的种种伦理和操守问题大加挞伐，矛头更开始转向张婉婷个人。其中最其象征性的是，是在制作单位宣布电影暂停公映后，张婉婷出席最后一场放映时，被一名男子公开以粗口指骂，并骂她：“借学生妹上位，呃𡃁妹钱（骗年轻女孩的钱），食人血馒头！”这一段说话在网络上迅速流传，而指摘张婉婷“食人血馒头”，更经常被一些对她作人身攻击的留言中被引用。
这名男子的话看似疯言疯语，却正正揭示了网络舆论对这次事件的几种集体反应。指张婉婷“借学生妹上位”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张早已是著名导演，获奖无数，根本不用“借⋯⋯上位”，但若仔细阅读网络上的留言，不难发现原来很多指骂她的网民，本来并不大认识她。一种可能解释是，张婉婷不是指主流商业电影的导演，其作品多属小众文艺电影，认识她的观众也较多集中在小众文艺群体。然而这次事件却大幅散播到普罗大众层面，因而形成认知上的落差。
这一落差也干扰著网络舆论对事件的风向。吴芷宁的文章提出关于导演对被拍摄者权力的纪录片伦理问题，在某些文化圈子中流传甚广，也引发了很多积极而有意义的讨论；但似乎要到阿聆发表长文、以及李慧诗发出帖文后，争议才引起广大网民关注。吴芷宁提出的纪录片伦理，其实也属电影美学问题，并非一般观众所关心，亦需要有基本的电影知识和观看艺术电影的经验，才能有效地参与讨论。但阿聆（及其他主角）和李慧诗所提出，尽管也可包含在上述的美学论述范畴上，但一般人都会更容易将之理解为个人操守问题。“欺瞒学生”、“不尊重学生意愿和私隐”、“假冒记者”、“侵犯运动员肖像权”，凡此种种“罪名”，即使部份皆有可议之处，但作为著名导演的张婉婷在道德上乃至人格上“有问题”，渐渐形成了一个集体印象。
“嘲讽”与“人身攻击”之不同
对电影制作单位的各项指控当中，并没有任何一宗涉及金钱纠纷的，所谓“呃𡃁妹钱”（欺骗女生金钱）之说自然是无中生有。可是网络上攻击张婉婷“为钱”而在拍戏时作出欺骗行为的言论十分多，更有不少留言将她称为“张大盗”。
这个印象，亦反映于两个二次创作的hashtags里：“#恰十九岁的你”及“#坏过婉婷”。“#恰十九岁的你”中的“恰”，在粤语中有“欺负”、“打压”之意。将戏名中的“给”改为“恰”，意思明确：嘲讽张婉婷拍摄时欺压学生。“#坏过婉婷”则改写自香港网络潮语“#坏过凯婷”，典故不赘，一般用作指摘某人确实或伪装品格败坏。“#坏过婉婷”自然也有讽刺张婉婷道德上有问题之意。这两个hashtags在近日的使用率不低，多是网民在分享和评论事件时所用。不过，严格上两者均不属人身攻击，只算是常用于嘲笑知名人士的二次创作，而 hashtags的使用者也不并非只有谩骂，亦有不少是尝试作出善意而持平的分析和评论，使用hashtags可能只为增加流量，未必有冒犯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