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江泽民逝世：他如何改造了中共的政治基础，又为当今习近平政治带来什么？

【编者按】新华社消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因白血病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于2022年11月30日12时13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

如果没有八九六四，就不会有中共和中国历史上属于江泽民的13年。1989年江满63岁。在花旗银行董事、美国人库恩为他写的传记——《他改变了中国》一书中，江原准备65岁从上海市委书记的任上退下来，就去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做教授，而不走中国政治人物去人大或政协谋职位的传统路子。但是时代改变了他的命运：六四过后不久，他被中共元老选中，成为接替被贬黜的赵紫阳的接班人。

对一个毫无“野心”，在高层也没有政治班底的人来说，这真是既喜且惊——其时世人都不看好他，可能连他自己都会认为，他不过是个过渡领导人、一个临时看管职位的人。用江后来的话说，“我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是这一“过渡”，就让他在中共的最高位上足足呆了13年，加上卸任中共总书记一职后，他又继续留任三年军委主席、行使“监国之责”，因此实际掌控权力的时间长达16年。

江的主席经历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1989-1994）受制于邓小平和陈云等中共元老，基本是一个小媳妇般的听话角色；后一阶段（1994-2002）他才等来独立决策的机会，他对中共和中国的改变，也主要发生在后半阶段。

不管人们怎样评价江泽民，有一点应该承认，他主政的这10多年，将中国从一个“因天安门事件而动荡不安的国家，转变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发动机和商业文化中心，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开放的国家”（库恩语）。他推行了经济和国企改革，在中国建立起初步的市场经济，推动中国加入WTO，为中国锁定了开放之路；他又允许资本家入党，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推动了党内民主的一定发展，扩大了社会的自由。

这些成就当然不是江泽民一人所为，其他中共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和朱镕基等，都起了非常重要甚至关键的作用。只是对中共和中国来说，江留下的政治遗产更为复杂，本文就将侧重分析他如何改造了中共的政治基础，又给高层政治带来何种变化。

从历史而言，这些变化有进步的一面，也有腐朽的、滞迟中国发展的一面，甚至形塑了部分当下领导人习近平的统治特色。

改造中共阶级基础，使中共变成一个全民党或精英党

从共产党的角度看，江最大的政治遗产，是改造和拓宽了中共的阶级基础，使中共从建党之初就坚持的工农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了事实上的全民党、精英党和有产阶级政党。

尽管从一些知情者事后的回忆来看，在江执政早期，尽管官方文献没有记载，他曾说过“让私营企业家和个体户倾家荡产”的话——这与他之后允许资本家入党、推动中国入世，大相迳庭。但这确乎可能是原话，某程度也未必就与江当时的政治理念相左，毕竟六四之后，整个中国的大环境处于越左政治越安全的状态，连邓小平都不得不在政治上趋于保守。消灭正在初步生长的私有制和私营企业，在经济上重回“一大二公”，是当时的政治正确。

中共有“宁左勿右”的传统，“左”表示进步和革命，属于无产阶级的立场，具有天然的政治正确性，是中共的政治正统；“左”就是中共领导人的护身符，哪怕中共变成实际上的右派政党，在理论和思想上也要打着“左”的旗号。因此，不管江内心是否认同，他也要在政治上表现出对威胁到正统社会主义的私有制及其人格化代表的私营企业家的愤概和不满，以向元老们交心，换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

之后，邓小平通过“九二南方谈话”力挽狂澜，“改革开放”重新成为时代最强音。为表对邓的尊敬、也彰显自己是邓遗产的合法继承者，江把从文革结束到1997年这将近20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定调为邓的功劳，并将中共的指导思想冠之以邓的名字，把“邓小平理论”载入党章。以改革作为主要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管发展在江主政期间，还是被历史视作邓的政治遗产。

这样一来，江要留下自己的遗产，就需另辟蹊径。他看上了这样一个领域——邓理论没有涉及或关注不多、但于中共而言又非常重要的——让私营企业主和资本家入党，改变中共的阶级基础。这也是后来“三个代表”思想试图囊括的——中共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思想最早是江在2000年2月25日考察广东高州时提出的，在2001年7月1日中共建党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上，又被展开阐述，并最终和邓理论并列，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从其内涵看，“三个代表”思想对以往理论的突破在于第一点，即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中共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内在地必然要求中共拓宽党的阶级和政治基础，从创党之初的无产阶级的代表转变为全民的代表。在此之前，邓小平有一个重要的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看来，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农民是工人阶级政治上的同盟军，所以无产阶级指的是这两个阶级的联盟，再加上认同这两个阶级的理念和目标、服从领导的知识分子。

但是中国现实的改革是要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制度，将过去被认为是不劳而获的要素，如资本以及不产生价值的知识、管理和技术等要素都算作生产力的组成部分。这样，资本和知识、管理、技术等的人格化，即资本家、企业经理、知识分子、技术专家等，也就同工人阶级和农民一样，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这不仅仅是改革理论的需要，也是改革现实和稳固中共统治的需要。因为现实中需要多种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的存在与发展，如果把私营企业主和管理技术人员排除在党的大门之外，会产生两个后果。一是会让他们怀疑中共改革开放的诚意、不利于经济发展，说到底，所谓改革就是让私营经济名正言顺，成为和国有经济并驾齐驱的第二支力量。二是，若不给这一部分有资本、有技术、有专业的人士，一个政治的上升空间，中共也担心他们会心有不满，不利统治。

此外，改革开放的机遇下，也有很多中共的干部下海经商，成为私营企业主，如果不从理论上解决资本家入党问题，将会把这些党的原本力量变成异己力量。所以，必须拓宽党的阶级基础，吸纳资本家和管理技术人员入党，成为党的中坚。

因此，从共产党的角度看，江最大的政治遗产，是改造和拓宽了中共的阶级基础，使中共从建党之初就坚持的工农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了事实上的全民党、精英党和有产阶级政党。“三个代表”思想和江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是江为中共拓展了政治根基。但实际上，与其说中共变成全民党，不如说是变成精英党。因为与此同时，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深化，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地位大大边缘化，反映到党内结构上，就是工人和农民在党内的占比大大下降。

因此，它实际标志着中共从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向精英执政的政党转型，有产者在中共内部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这种情况影响至今，工农在党内地位的边缘化没有本质改善，也无法改善。

中共领导人实现和平更替，但老人干政也愈发严重

专制政权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是最高权力的和平交接。由于找不到一种制度化的权力交接方式，容易导致交接过程充满着阴谋、暴力乃至谋杀。一些专制政权就是败于最高权力的更替。

长时间来，中国都没有有效解决权力和平交接的问题。毛泽东是终身独裁，他指定的接班人通过一场宫廷政变被废黜了；邓复出后，虽然他不是名义上的党主席或总书记，但却是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在他手上，先后有三位中共的党主席和总书记被赶下台，分别是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其中，后两位还是他一手扶上去的。

这显示中共的最高权力交接的非和平和不稳定性。不解决这一问题，对中共将构成很大的伤害，因为最高权力的非和平交接，它不仅仅是一个人事问题，还有背后的路线和政策的斗争。斗争失败，不仅让当事者与最高权力失之交臂，也意味着高层在国家发展方向上出现歧见，往往会带来巨大的震荡，严重损害中共甚至国家的元气。好在邓时期，最高权力竞争的失败者没有成为阶下囚（赵紫阳仅仅是软禁），这多少反映一点历史的进步。

江泽民是邓扶持的第三位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据悉，当江在那种特殊的条件下出任总书记后，由于夹在邓、陈（云）两位元老之间，而当时保守派借着六四对改革派展开了清算，不管江是为了保位还是出于其他考虑，都未能如邓所愿展现改革决心，一度让邓对他很失望，产生了换人想法。只是由于在他手上换了两任总书记，再将江换掉，恐怕不好向全党交代，也就作罢。

可见，邓也未能解决中共最高权力的交接问题，事实上，他本人就是这个问题的组成部分，由于他是中共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在他在世时，中共不可能形成一个制度化的最高权力的交接模式，只能在他去世后才有可能。

陈、邓等中共元老的先后过世，使江少了元老们的干预和掣肘。在他2002年卸任总书记后，顺应党内呼声，把权杖交给了邓制定的隔代接班人胡锦涛。这固然说明江在党内没有邓那种威信，做不到一言九鼎，但也反映他某种程度的自觉或自知之明。做了中共13年总书记，真正是媳妇熬成了婆，由于邓较早就放手不管，等于把大权交给了他，所以在最后几年，江在党内的地位已经非常稳固，加上高层基本上是江氏人马掌控关键职位（这点下面专门会谈到），他那时如要废除胡锦涛，自己指定接班人，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否则他不可能再接着做三年军委主席。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反映他在任期制和接班人的问题上具有自觉性，明白党内外需要什么。

尽管中共党章对最高领导人的任期没有规定，但宪法规定了政府官员的任期，人们也普遍把总书记的任期等同总理和国家主席等，这也是全党和整个社会对毛泽东、邓小平等政治强人的终身制的危害的反思结果，江清楚这点，社会需要最高权力的有序和平交接，这就意味着必须有任期制的限制，不能再由某个人物指定接班人。可以说，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摸索后，中共至此才确立了最高权力的接班制度。这为中共此后的和平交接奠定了基础，减少了中共和社会的震荡。此乃江泽民对中共的一大贡献。

然而，江在为中共关上终身制的大门的同时，却又在旁边为老人干政开了一扇窗。这就是他没有如期把最重要的军委主席一职交给胡锦涛所体现的。在这方面，他甚至不如邓做得好。老人干政自然不是起自江。在中央层面，老人干政的典型就是八老治国，即以邓陈为代表的中共八位元老决定国家大事，而邓作为八老的代表，又被赋予对党内事务的最后决定权，从而成为不是最高领导人的最高领导人。

但是，邓时代的老人干政某种程度上有它不得已的因素。因为文革摧毁了中共的干部体系，改革之初，中共干部青黄不接，需要一大批在文革中靠边站的老干部出来工作，用当时的语言说，这些老干部为年轻干部起着把关和帮扶作用，“扶上马，送一程”。

但同邓之后的老人干政不同的是，如果说江更多的借重在位时的权力，邓则是——用中共的话说——历史的结果。因为邓不但曾是毛时期的重要成员，更有着文革时期的二号走资派的头衔，以及文革后期重新崛起并再被打倒的传奇经历。既然文革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邓所代表的路线自然是正确的，由他来监国和掌舵，别人自然没有话说。

即使如此，六四之后，当把江扶上总书记的位子，邓不久即把军委主席一职让于江。九二南方谈话时，邓已完全是一介“平民”，之所以能够再次掀起巨浪，还是同他的权威以及南方谈话发出的改革呼吁契合社会的要求有关。在扭转了中国发展的航向后，邓自1994年后基本不再过问任何事情，把权力完全交给了江。

江仿效邓，保留军委主席一职，直到2004年才交到胡手上，用他的话说，这样做是要为胡“压阵”，但这个“压阵”其实是对胡的干预，是江用自己的权力强加给胡和中共的。江既无邓的权威，而且此时中共亦走向正轨，各方面的发展都还不错，其保留军委主席无论从党的事业的需要还是彼时的环境来说，都无必要，只能显示他恋权，因此，遭到党内外的普遍反对。不仅如此，在他三年后辞去军委主席时，他还通过早先的人事安排继续构成对胡的牵制，成为中共政治幕后同胡分庭抗礼的重要势力。

习是中共小圈子选上来的，坊间传说中共在600人的范围里就胡之后的下届总书记人选进行摸底调查。由于江派势力最大，而江泽民希望下届总书记由红二代担任，以确保共产党的江山永不倒，但比起红二代的另一位竞争者薄熙来的锋芒毕露，习的低调让江误以为可以控制他，从而最终圈定了习。若没有江的幕后干预，以习之能力，或许很难坐上大位，也就不必然有中国今日的局面。若传说为真，此可谓老人干政的恶果之一。

江曾说：“历史上，无论是哪个时代，哪个社会，领导层的变动几乎总是伴随着冲突、斗争和激烈的反抗，有时甚至更糟糕。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已经实现权力向新一代领导人的平稳过渡。”他有理由为这点自豪，然而，他个人的私心最终也为中共带来巨大的危机。

派系政治、利益集团化，与缺失的党内民主

改革的利益集团化的后果是改革的成果被以红色家族为代表的权贵阶层攫取，导致社会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最终削弱了改革的合法性，使中国改革长期停滞不前。

政坛派系在各类政权中，似乎都很难避免。中国古代皇权也有朋党存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派系。中共似乎很忌讳拉帮结派，搞小圈子，视之为对中央权威、实则领导人权威的威胁。然而，证之中共历史，早期就有明显的派系存在，如国际派、本土派，红区、白区⋯⋯在中共全国建政后，一度所谓山头林立。

山头者，即从红军时期历经抗战和国共内战形成的、以各军头为主带有一定依附关系的派系，毛泽东是驾驭派系的高手，利用各山头的相互制衡，来保证统治的稳定。所以毛不排斥派系政治，曾说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不过客观地说，包括毛泽东在内，中共对派系政治的性质和作用认识不清，领导人对派系的使用更多地是在一种权谋的意义上，拉这派打那派。中共的理论和政策强调的还是干部用人要五湖四海，拉帮结派是作为破坏党内团结的违规行为而受打击的。所以派系政治在中共那里始终未得到正名。

另外，虽然政治实践中少不了派系存在，但派系的规模和层级也局限在一定程度。毛和邓虽有自己的嫡系，但他们更多是以驾驭者的面目出现，他们本身不参与派系游戏，或者他们是所有派系的共主，至少每个派系都认同他们的共主作用。

真正有意识地建立派系，并以派系政治来运作的中共领导人，是江泽民。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在中央处于两派元老的夹击下，在高层无班底和根基。他是因为在上海处理学运得到元老赏识而被突击提拔上来的，连他自己都没有这个“野心”和准备，因此只身一人北上，上面还有邓陈看守，他必须小心翼翼地行事，哪方都不敢得罪——不敢建立自己的班底，也不能建立。

转机来自于1993年，邓彻底放权于江，使他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一支执行队伍。

1991年，和江在上海搭班的朱镕基上调中央成为副总理，翌年在中共十四大当选政治局常委，实际主管国务院，是中国经济的实际决策者，人称“经济沙皇”。朱的擢升不完全靠江，据说他的能力被邓看中，但朱主管经济以后当选总理，和江再搭班子，至少有助于江的施政，因此，广义而言，朱可以算做江派一员，或者上海帮成员。

江自己的心腹、后来的的“大内总管”曾庆红，早前已从上海调任中办副主任，只是当时江受限，曾也只能处于蛰伏状态。1993年曾庆红当选中办主任，开始在中共政坛崛起，长袖善舞，成为江的左膀右臂，是江派最重要的成员，以后中共一系列重大的人事决策，都由他主导和参与。中办在曾手上，管辖范围亦拓展到经济、反腐、国内安全等诸多领域。

江派另一重要成员，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于1994年成为握有实权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随后当选为副总理。也是该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就同江一起工作的上海市市长、新任市委书记黄菊，进入了由21名委员组成的政治局。

上述三人，在胡锦涛时代的中央，都进入最高决策层，成为政治局常委，分别主管党建、人大和经济，由此制衡胡。此外，江泽民在军队有张万年、郭伯雄、徐才厚，前者在江时期掌管军队，后两者在胡时期掌管军队。在胡的第二任期，其麾下重臣周永康和孟建柱掌管政法和安全，一个进入常委，一个进入政治局。由于江派成员大都来看上海，又被称为上海帮。

可见，在1993年后，在中央政治层面，形成了明显的江派力量，他们分布于中共的核心部门，从而能够保证江泽民的意志和决策不仅在江时代，而且在胡时代，至少在胡的第一任期能够贯彻和执行下去。2002年江从总书记的位子上退下来，但退而不休，兼任三年军委主席，保证最重要的军队听从自己的指令，并在随后通过安排代理人，让军队继续架空胡锦涛，又在政治局常委里部署自己的人马牵制胡，使自己继续能够在胡时代发号施令。胡时代的前一阶段，中共实际的最高领导人是江，即使后一阶段，也通过在政法口安插江氏人马，来监督胡。直到周永康案发，江派或上海帮才逐渐退出高层，影响渐消。

就江派对中共和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和所起作用，它要超过以往的“山头”等派系。江泽民在此实际是促进了中国政治的派系时代，在江时代及之后，派系就成为中共高层政治的一大特色。与此同时，升起了以胡锦涛为首的团派，习近平上台后，又形成了习派。江开启的派系政治和此时因改革而加速的利益集团化，构成了中国政治既相互联系又有所不同的两个现象。

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已经明显出现了利益集团化的现象，也即中共的权贵开始以改革之名直接插手或通过代理人瓜分国有资产。在朱镕基推行的“抓大放小”改革中，数量众多的国企成了大大小小权贵的蛋糕，改革实际成了切割国企蛋糕的盛宴。90年代改革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改革推进的速度很快，称得上是狂飙突进，这确实是中共改革史上的黄金时代。

但改革显示出的残酷与国有资产的瓜分程度是相辅相成的。事实上，权贵阶层瞄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在80年代即已开始，但那时改革刚启动不久，尚未大规模铺开；90年代邓南巡后，国企纷纷在市场化的名义下改制，从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权贵阶层利用权力和信息的优势全面介入这一进程，以各自的主管领域“抢滩占地”，成为自己的“领地”。

在中共上层形成了几大红色家族，例如邓小平家族经营有色金属和军火，陈云家族经营银行，江泽民家族经营电信，李鹏家族经营电力，朱镕基家族经营券商，温家宝家族经营珠宝等。这种利益集团化一直延申到胡时代，由于金融成为造富机器，红色家族也从原来的领域进入金融领域，甚至变成外国资本在中国的代理人，和它们合谋掠夺中国资产。

改革的利益集团化的后果是改革的成果被以红色家族为代表的权贵阶层攫取，导致社会的贫富差距急剧拉大，最终削弱了改革的合法性，使中国改革长期停滞不前。从改革的利益集团化和派系政治的关系说，前者支撑了后者，使后者的纽带更牢固。

本来，两者在合理的政治构架下，是可以发育出党内竞争和党内民主来的，再由党内民主走向社会民主。这原本是它们具有的进步功能，因为在中国，党太强大，要从社会开启民主太难，容易遭到党的扼杀，而如果党内存在不同力量的派系，它们互相竞争，是有可能慢慢发育成党内竞争的一套正式规则从而导向民主。

然而，由于江派力量太强其他派系太弱，它们构不成互相牵制，以及中共本身的集中制强调最高权力的唯一性，导致这个机会消失。

放纵腐败，后来者利用反腐建立统治

对江泽民来说，放纵腐败是其政治之需，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得已。习反腐很大程度上是不得不如此，但反腐也给习了一个意外的“好处”。

腐败亡党亡国，这是中共的一向宣示，江泽民自我评价在任内做了五件事情，其中之一是解决了解放军的经商问题。然而，恰恰在他统治时期，中共的腐败全面爆发，达到一个阶段高点。

腐败的定义是对公权力的不当使用，包括利用影响力谋取不当利益。从这个定义出发，腐败之于中共，是皮和毛的关系，如影随形，要想根除腐败，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毛时代就腐败丛生，越是短缺，腐败越是厉害。但毛时代的中共官员还保持着一份理想，加上群众运动和物质短缺，虽然腐败普遍，但都是一些小腐败（从今天看来）。

改革之初，为解决官多粥少的矛盾，同时换取官员对改革的支持，中共有意识地推进赎买政策，让权贵子女下海经商，早期主要通过价格双轨制，倒卖紧俏商品，官员则通过许可，索贿设租，六四的一个触发因素，就是学生反官倒。当然，相对后来的腐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腐败只能称之为腐败的雏形。

92年市场经济的引入、商品关系的确立，为腐败的盛行打开了通道。加上经济学也为腐败助威，将腐败看作改革的润滑剂，意思是没有腐败开道，很多改革措施和事情就推进不下去。因为改革是要打破旧的规矩和条条框框，如果没有腐败，握有命令的官员就不会放行。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来看，这确实有一定道理，但这是属于上不了台面的交易，可在那时竟有经济学公然为腐败背书，从一个侧面反映此时的腐败是多么泛滥。

腐败广泛地发生于各领域和层面。其中特别让人诟病并产生严重社会后果的，就是国企改革。大大小小的国企，除了央企和地方的支柱企业外，几乎一夜间都变成了私企。从提高效率看，这种私有化是有必要的，但由于私有化的方式基本是采取暗箱操作，由少数几个人决定，而购买者要么是本企业的管理者，要么是同决策者有关联的亲人或朋友，其要害还不在于贱卖贱买、国资流失，而在于过程的不公开、不公正，利益为少数人获得。对于国企的职工，则采取以少量补助买断工龄的粗暴做法，将他们扫地出门。

改革在这里显示出非常残酷的一面。这也是90年代出现工人大规模抗议的原因。上节提到的改革的利益集团化就是一种典型腐败。

对江泽民来说，放纵腐败是其政治之需，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得已。一方面，让权贵子女特别是元老们的子女有一个出处；另一方面，其时的任务是发展经济，解决因六四而导致的经济停滞、民生凋敝对中共统治的冲击，如果中共统治因此受损，江的总书记的位子可能也就不稳。

而要发展经济，靠国企万万不行，只能指望外资和私营企业，但后两者在当时还小打小闹，要有大发展，除政策鼓励外，少不了腐败这个“润滑剂”。所以，比起工人的大规模失业引发的闹事来，经济停滞带来的问题显然要严重得多，因为前者可以通过维稳控制住，而且经济发展了，最终将能把国企的失业工人消化掉，后来的事实也是这样，但如果经济停滞，国企照样存在内部的隐形失业，同时普遍的贫困更会造成人心不稳。以后江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允许私营企业主和资本家入党，客观上亦必须容忍腐败的存在。

可以说，解放军因经费短缺而经商是腐败，江遏制解放军经商只是解决了小腐败的问题，事实上，正因为他放纵了大腐败，使得财政有余钱投入国防，才能不让解放军去经商。

江时代的腐败因为中国的入世经济加速发展，导致在胡时代也跟着成比例的膨胀，它给中共带来的后果终于在习上台之时压倒了其所谓的积极成果，成为一个很可能致中共死命的“肿瘤”。打一个不太贴切的比喻，此时的腐败已经到了中晚期，将“肿瘤”整个切除可能还能保命，否则就只能任其扩散直至死亡。对习近平来讲，他接手时中国就是这种情形。

习反腐很大程度上是不得不如此，但反腐也给习了一个意外的“好处”，即他可以利用大众对腐败的痛恨获得支持，从而缩短新君继位时通常具有的过渡期，迅速确立自己的权力，稳固地位。以中共的腐败程度，上至最高领导层，下至芝麻小官，几乎没有不腐败的。习打着反腐救党的旗号，立足道德高点，使所有的党内大佬无话可说，只能表态支持。

在具体的反腐过程中，他采取策略性的手法，先拿周永康这个引起官愤（管政法时得罪太多同僚）的过气政治局常委开刀，敲山震虎；再用剪裙边的方式将大佬们小圈子中有腐败嫌疑的亲信或下属，一个一个铲除，打破以大佬为核心的利益集团，从而快速稳定了权力，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根基。

但习反腐有两点不触动，一是党内“大佬”自身，除了个别直接威胁自己权势和利益的人外，如两个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习尽量不将反腐的矛头直接对准他们；二是和习处于同一阵营的红二代，后者是习早期的权力基础，这就使得习不至于和这两个最重要的权力阶层公开决裂。

江原本或许还有做隐形太上皇的打算，但习利用反腐，成功地打掉了以红色家族为代表的党内利益集团，建立起了自己的极权统治，也将中国带进一个和世界作对的危险境地。江好不容易从西方打开的局面，一度在葬送的边缘。不知江在九泉之下，是否后悔选习，抑或后悔纵容腐败？

总结

就中共的角度而言，江是一个有“功”之人，功大于过，因为八九六四后，世人都不看好中共，中共也不看好自己，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中共活不过几年，党内要员对中共的前途忧心忡忡，很少人能料到中共不但渡过了四面受困的危机，而且为中国之后的经济崛起奠定了关键的基础，这个大功显然要算在江身上。

但从历史长期发展来看，江对中共之“功”未必有利中国。因为江对中共的挽救也削弱了中共向自由民主转型的可能性。如果当时江的经济改革失败了，中国有可能向自由民主转型，当然也可能转向其他类型，如分裂或军人独裁，或者中共也可能还在维持统治。但历史没有如果。历史没有绝对的好坏，历史只有过去、现在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