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中国“反血汗工厂”运动的行动者与研究者
今年以来，奥密克戎病毒猛烈冲击中国堪称世界最严格的防疫围墙，以潮涌之势席卷全国，确诊人数屡创新高，令抗疫斗争的制度优势失色。虽然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感染数字微不足道，但是在“动态清零”的总方针下，各地方政府以“大无畏”的政治勇气与病毒比速度，“以快打快”，靠着全员核酸检测、全部集中隔离、全域静态管理的“三板斧”进行一场唐吉坷德式战斗，主要的战场从年初的上海转到年中的新疆再到眼下的广州，然而结果并不遂人意，不但没有让奥密克戎清零，反而造成了一桩桩人道主义悲剧。
贵阳的隔离转运大巴凌晨发生交通事故，让27个生命消失在黑暗中；兰州一名三岁男孩煤气中毒，医院离家仅仅十分钟的距离，因为到处封锁耽误抢救不幸死亡；内蒙古呼和浩特一位妇人跳楼，她的女儿要冲出楼门求救，但门被焊死了无法出去。这些惨痛的现实事件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冲击每个人道德良知的底线，在共情、悲痛、愤怒之外，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悲剧为什么会发生？还会继续发生吗？
从单纯科学的角度看，奥密克戎病毒虽然传播速度快，但毒力低于早期武汉的原始毒株，而且在接种了有效疫苗的情况下，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大大提高而重症率和死亡率都明显降低。基于这样的事实，中国的防疫策略理论上到了需要调整的时候，特别是抗疫斗争所付出的经济社会代价越来越大，财政不堪重负，民众困苦哀嚎。
社会工程学治理逻辑的失效
中国的防疫逻辑实际上把人当作病毒的载体和具象，治理病毒就顺理成章地变成治理确诊者和密切接触者。
即使国务院层面强调要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坚决整治“层层加码”，但是防疫任务的实际执行是官僚体系自上而下进行的一场运动型治理，表明动态清零已经从临时性的防疫策略演变成肆无忌惮的社会工程，被投射了领袖的雄心和权威。领袖表达了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抗疫大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创造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的英勇壮举的浪漫想象，紧随其后的就是沉着理性的官僚主义程序问题，让病毒清零的社会工程野心与运动型治理机制的权力、资源和管理技术混合在一起，形成了现代社会罕有的防疫制度“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