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太太，台北长大，现居德国，女性主义者，从事翻译与写作。）
上月（8月），台湾台中爆出一起陈年的未成年性侵旧案（注1）。当事人Ａ女出面指控，25年前她就读台中某明星国中的资优班期间，遭到当时该校的黄姓数学老师性侵，受害时间长达四年之久，直到A女进入大学后才终止。
根据A女的陈述，当年黄姓老师因为升学率杰出，是校内的明星老师，极受家长信赖。他也利用自身光环，在学生之间施行专制领导、制造差别待遇来建威信、吸引学生服从，并进而借由“偏宠”和“孤立”的两面手法取得单一学生的注意力与信任，进而建立亲密关系。在成功制造“爱情”的想像后，要求学生和他发生性行为。若学生不从或想要脱离关系，他则会以威胁手段吓阻对方。
A女直到大学后才决心停止与黄姓教师往来，却因此受到该师骚扰多时。而在那之后，黄姓教师顺利升迁，最后更分别在两所国中担任校长共12年，并获颁资深优良教育行政人员。
A女于人本基金会陪同下召开记者会后，陆陆续续有多名也曾就读该国中的女性出面，表示自己亦曾遭到该师性侵。A女当年的同学也纷纷声援A女，指出尽管他们当年并不清楚性侵事件，却可证明A女所描述的多起相关事件以及该师的各种行为表现确有其事。
而台中市政府则在经过四个月的调查后，于9月2日公布性平会审议调查小组报告，表示经过审查，性平会同意调查报告及惩处建议，黄姓教师予以解聘、未来永不录用，且没有退休金（注2）。
这起事件在台湾社会引发广泛关注与激烈讨论。其中，已有学者与实务工作者指出，根据A女和其他受害者的自白，黄姓教师的行为模式相当符合所谓“性诱骗”（sexual grooming）的样态。性诱骗指的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性暴力，经常发生在成年行为人和未成年受害者之间。行为人并不（只）仰赖暴力来迫使受害者屈从、施以性侵，而是透过和受害者建立关系与情感连结，取得受害者的信任，进而诱导、操纵，致使受害者“同意”（或说不得不）和自身发生性关系。其中也不乏受害者在过程中相信——或说服自己相信——两人之间有感情基础，以合理化性行为的发生。
由于本案中行为人的教师身分，且受害者都未成年，加上整起事件让人联想起数年前亦在台湾社会引起轰动的出版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因此引发社会愤慨。许多人对黄姓教师表达出强烈的指责和厌恶，将其指为妖魔般的存在。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舆论意见提出质疑，包括认为黄姓教师与Ａ女之间当年应是恋爱关系，只是如今女方“改口”，或质疑为什么Ａ女直到事件发生25年后才终于发声，必是另有所图。
本文并不打算就事件细节进行讨论，而是要想要针对事件所引发的上述两层舆论指出，尽管这两种意见看似南辕北辙、相互对抗——一方痛恨著加害人，另一方则对受害者进行道德检视——但事实上，它们互为镜像。于是许多时候，对于性侵事件与加害人的怒火，并无法转化成对受害者的同理与同情，反而催生新一股责怪受害者的力量。
将性暴力行为人“非人化”
当人们以妖魔或动物等称呼形容这些加害人时，他们成为一种“非人类”的存在，脱离了我们所熟悉的体制，更不属于我们的日常生活。
这绝非是说民众对性侵议题的反应都是虚假的。人们的愤怒确实显示，台湾社会近年来对于性侵和各种性暴力议题的了解与重视程度均有所提升，但在这些激情反应当中，我们也往往可以观察到一种将行为人“妖魔化”的趋势，比方说我们经常看到如“狼师”、“淫魔”与“人渣”这一类的形容。
此类称呼一方面反映了在人们心中，这类犯行的严重程度与不可容忍，但另一方面，借由将这些行为人描述成非常态、近乎妖魔的存在，在凸显其行为的罪大恶极同时，我们也将这群人口特殊化，得以将他们视为一种“例外状态”，并排除于我们的正常生活之外。
当人们以妖魔或动物等称呼形容这些加害人时，他们成为一种“非人类”的存在，脱离了我们所熟悉的体制，更不属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此一来，我们得以与他们拉开距离，将他们的犯行看作是他们个人天生道德与本质上的缺陷，他们更是造物主的某种“失误”，人们于是大方地表达自己对这群人的厌恶与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