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山人，本名董威言，作家、登山者，著有《登一座人文的山》））
2021年，一个名字在台湾登山社群逐渐被注意到，旋即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这个名字之所以被形容为“横空出世”，在于无论是过往台湾人曾登顶、或未登顶的8,000公尺世界高峰，如今都一一印上了她脚上的冰爪足迹，甚至在其中几座高峰——安纳普纳峰（Annapurna）、乔戈里峰（Qokori，K2）、加舒布鲁一峰（Gasherbrum I，G1）、加舒布鲁二峰（Gasherbrum II，G2）等——还以艰难的无氧方式（不使用任何氧气补给装备）登顶，如秋风扫落叶般地速度独力推进台湾的海外攀登史。
她是29岁的台湾女性登山者曾格尔（Grace Tseng），目标是成为全球最年轻完成14座8,000公尺山峰的第一人。截至2022年8月，她只剩倒数两座。迄今史上最年轻完攀14座8,000公尺山峰的纪录保持人，是来自尼泊尔的明玛·大卫·雪巴（Mingma David Sherpa）在30岁6个月时达成的纪录。
不过随著媒体报导的推波助澜，不同的声音逐渐浮现，有人调查曾格尔的家世背景，也有人批评她名不符实，认为她达成这些创举并非真正的探险精神；批评者有之，捍卫者有之，台湾登山社群也为此有番辩论。
同样身为憧憬高山的登山者，我钦佩她向外闯荡的勇气与创下的登顶纪录，而她挑战无氧与快速攀登的运动表现也有目共睹。然而事实上，国际上志在完攀14座高峰的登山者大有人在，而且多数为商业模式下的“客户”身分，使得“成就”下的光芒不免黯淡。我们该如何统合两股针锋相对的意见，成为一道待解的思辩难题。
以下，我尝试透过本文，从登山史出发介绍8,000公尺攀登的陌生世界，以及再次探索我们对“探险精神”的想像。
高海拔登山运动的推移与转变
登山从不缺追求个人名声的动机，但在过去，攀登8,000公尺的山峰更大的意涵在于“国族荣耀”，一人登顶即代表全队与国家的胜利，因此具有注重团队合作与患难与共的文化。>
先民为生存迁徙四方，军队与商人则以最短路径穿越山隘为需求，登顶从来都非必要之务，直到西方历经文艺复兴后的数波思潮与社会变迁，不只索叙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洪堡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等学者奉科学之名攀登高峰，浪漫主义者同时还在工业之火的烟硝中瞥见阿尔卑斯山脉的壮美（sublime），登山运动在19世纪中叶于焉问世，并成为席卷全球的现象，最后在20世纪初抵达了世界的屋脊——横跨亚洲大陆的喜马拉雅山脉与较北的喀喇昆仑山脉。
这段历史，除了昔时以“脱亚入欧”为主轴的明治维新日本外，对于现代化姗姗来迟、文化迥异的东亚来说显得遥远而陌生。当广大人民尚苦于战乱、饥馑、灾荒，亦或受到高压统治之时，登上遥远山巅毫无可能与意义可言。而随著时间的巨轮转动，受惠于现代化与经济成长的福泽，人们逐渐向山举目，踏上路程不一的登山健行行程；最引人瞩目者，莫过于14座超过8,000公尺以上的山峰，可谓“搜集山头”（peak bagging）的最高成就。
回顾过去西方登山运动的样貌，我们也会发现一段执著于登顶的历史：1865年的马特洪峰首登，是同样来自大英帝国的温珀（Edward Whymper）与廷德尔（John Tyndall）间的同胞内战；1930年代的喜马拉雅山脉，成为英国、美国、纳粹德国间“各取一峰”的逐鹿之战；1950年代迎来各国首登8,000公尺山峰的热潮，而后极简攀登风格“alpine style”崛起，纯粹派的登山者开始追求完全自给自足的境界。若观察众多登山创举的本质，即是自立自强挑战未知与极限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