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的身体，我的选择”，一句来自1960年代末的口号，万未料到，会在半个多世纪的未来，再次撞到一堵堵令人心寒的高墙，还是那一堵父权、还是那一堵暴力。这个系列的故事，来自2022年，她们——我们——时而被视作生育机器、时而被道德甚至法律绑架，时而奋力维护自主权、时而被同为女性的至亲质疑⋯⋯想问未来，这些故事还要重演多久？本文来自端传媒七周年专题报导“Not My Choice”，欢迎点击阅读更多关于生育与身体的故事。
甘梅还清楚记得意外怀孕的时间是在10月中，“我的生理期很准时，晚了几天我就觉得惨了，我买了两个不同厂牌的验孕棒，都是两条线。”当时28岁的她在法国游学但不谙法语，在男伴的协助下到医院进行人工流产，他们在上课地点附近找了医院。由于怀孕才五周，医生建议药物流产。
原本得在医院服下药物，因为她们接下来要移动到另一座城市上课，在医生的叮咛下，甘梅在长途移动的前一天先服用第一颗药，隔天再吃第二颗。八小时的车程，她在长途车的后座躺着，渡过漫长、疼痛的流产，“身体很不舒服，每过一段时间，我就要求男伴停车，让我更换吸满血液的卫生棉。虽然痛苦，但我仍觉得人工流产对当时的我是最好的决定，也从不后悔。”留学在海外的她，当时完全没有做好生育的准备。
回台已有大概四年，甘梅从未提起人工流产一事，她不知道如何解释当时发生的状况，“更重要的是，我不想收到负面回馈。”未婚怀孕还流产，在台湾会被异样眼光看待，甘梅身边没有任何人谈论过人工流产经验，找不到有相同经验者、对性并不开放的氛围让她难以开口。
33岁的贝蒂是少数愿意公开谈论人工流产经验的人，在生活或是课堂中，她认为这就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却一再收到男性的恶意评论——“妳干嘛不生下来自己养？”“就是因为妳不够坚持才会这样”“妳让我知道流产对身体会不好，我以后不会娶流产过的女人”，贝蒂逐渐噤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