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人们如何作出“移民”这样一个彻底重写人生的选择？是随波逐流时忽然遇到分水岭，还是骆驼身上那最后一根稻草压下后才按下“重启”键？在中国大陆，跨世代﹑跨阶层的“润学”纷纷扰扰；而在香港，持续的移民潮正在将香港记忆带到远方。可以肯定的是，“出走”的选项看似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但连环的未知和不确定性，也在前方。本文来自端传媒七周年专题报导“出走的选项”，欢迎点击阅读更多关于流动与移民的故事。
进入5月，95后张明发现，过去一些敏感话题，开始慢慢在家庭内部脱敏。
比如台海问题。过去，父亲张立达总是振臂一呼或双指扣桌：“打！必须拿下！”现在，他的观点是：同胞当然不能打同胞。
再比如面对疫情，父母曾是坚定的“清零派”。过去一年，张明最熟悉的一个场景是：在位于杭州上城区的家中，在那个他自称“大得能打羽毛球”的客厅里，母亲向莉靠在沙发上刷抖音，父亲张立达侧卧在一旁的贵妃椅，通过手机看股市行情——65寸的液晶电视，滚动播放央视新闻频道关于美国、欧洲的抗疫新闻。“国外死那么多人，就是躺平！”
一聊到“清零还是共存”，张明总和父母吵得不可开交。但如今，母亲的态度是：“清零的次生灾害，谁来负责?”父亲则会说，“说国内防疫好的，看看上海的现状吧。”
在张明看来，让父母态度彻底出现“大转弯”的，是封城期间舅公经历的一次意外。4月23日，上海浦东新区政府下发通知，要求对区内的封控片区、楼栋实施硬隔离措施。所谓“硬隔离”，即用钢条、金属围栏、围挡焊死有阳性病例的单元楼。
因为同一栋楼头天晚上发现两例阳性，张明舅公所在的浦东某小区当即被硬隔离——即原则上不允许楼内居民外出，包括就医。舅公有一子一女，女儿在加拿大当家庭主妇，儿子在苏州上班，因为疫情管控进不去上海，为舅公请了一位日常看护。但因为上海严格的防控政策，看护进不去舅公家，从四月初浦东封城起，舅公的日常起居，全靠几个好心邻居照料。
24日晚，舅公“心脏突然堵得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治心脏的速效药——那天正好断药了。他赶紧给邻居拨电话，邻居想办法向同一栋的一户人家借了几粒速效救心丸，才让舅公转危为安。
向莉用“简直胡搞”来形容这次意外。“之前看到有人发上海人在封城期间的悲惨遭遇，我还不信，直到老舅快被隔离政策搞死了，我才发现那些人间惨剧都是真的。”
舅舅出事后，向莉时刻关注上海的防疫政策，生怕哪天“一个拍脑袋的政策一出，又是折腾大一批普通老百姓”。张立达安慰妻子，“你急也没用，咱们眼下能做的，只能是自求多福。”
张明说，自从舅公经历意外，父母房间的灯“经常通宵亮着”。“我爸天天想着把银行里的钱一点一点取回家，我妈就一直刷手机看新闻。”张明也感觉到父母在观念上的明显转变：花时间看今日头条的时间少了，拉着儿子帮忙下载vpn，花时间看/听所谓“敌台”的时间多了，比如纽约时报中文网；不再积极下楼做核酸，“做那玩意没什么用”；会特意叮嘱张明“你在外网看到什么新闻，记得截一下屏，我们也想看看”……
直到6月2日，也是上海解封的第二天，向莉和张立达第一次向张明打听移民的事。
那天，程序员出身的张明刚回到家，一推门，就听见父母问话：“最近有咨询移民中介吗？”“现在移出去是不是比以前更难了？”“如果你出去的话，可以带上我们吗？”
顺从它，适应它，最终你就会习惯它
在外人看来，张明生活优渥。一个佐证是他位于杭州中心城区上城区的家——那是十三年前、他初二时，父母买下的江景“豪宅”：150平米的房子被分成四个房间，除了父母的主卧和自己的小房间，张明还拥有自己的一个书房。
在全家来到这个江景房居住之前，父母在九十年代末，各自从所在单位分到一套房。自张明出生起，一家三口就住在母亲单位分的70平米的两房一厅，“据说只花了几万块。”等到张明读初二，父母决定买新房，父亲把单位分的房卖了，倒腾出了“一点钱”。当时均价是1.3万元/平米，如今已是翻了五倍的6.5万/平米。
从小，父母就教育张明要“听老师的话”，“为学校争荣誉”，“早点融入集体对你以后有好处”。父亲张立达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退休前在机关单位从事人事方面的工作，一向是公司的“五好员工”，“党员先进模范”。“你爸就是管人事的，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和谐相处，中国社会只有你去适应的份，没有它反过来适应你的道理。”这是张立达经常跟张明说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