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大屠杀（Holocaust）已成为纳粹德国独树一帜的邪恶性的象征，而大屠杀本身的种种符号和象征又往往凝结在以奥斯维辛为代表的集中营体制上。进击的盟军士兵解放达豪集中营后揭露出的惊人惨剧成为战后清算纳粹罪行的起点，其冲击性的第一印象塑造了后世对纳粹主义及其体系的理解和记忆的模式。把纳粹主义的本质固定在“奥斯维辛”这个短语上，以极低的成本制造了强有力的符号（比如阿多诺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即Nazism）带来的惨痛教训，在没有被过多扭曲的前提下，得以广泛、深入地不断在公共舆论和社会意志中再生产。
从事实层面来说，纳粹的反犹主义发展为“最终解决方案”，乃至最终解决方案发展为“系统性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实践，的确是以希姆莱、海德里希为首的党卫队集中营体系，甚至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本身为核心来运作的。因此，把“集中营”甚至“奥斯维辛”与大屠杀划等号，是一种合理的简略。不过，这种简略的局限性自然也是一目了然的。一方面，集中营，尤其是归属于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SS-WVHA）之下的KL体系，在屠杀犹太人上并不能“独占头筹”。大量东欧占领区的犹太人死于直接的集体处决（如乌克兰境内的“娘子谷大屠杀”）；还有超过200万犹太人死于莱因哈特行动中的三座“格洛波尼克灭绝营”（贝尔赛克、索比布尔、特雷布林卡）。灭绝营和集中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二者并不等同。另一方面，奥斯维辛、达濠、萨克森豪森、毛特豪森这些集中营在战争后期开始执行种族灭绝，他们在纳粹体系中的角色和功能远比单纯的东欧灭绝营来得复杂。“杀人工厂”只是集中营体系演变最后、最疯狂的阶段，而在这之前，它们经历了超过十年的漫长曲折演变。
集中营的世界和纳粹世界整体因此构成了某种分型结构。如果说大众印象中的“奥斯维辛”和“集中营”形象是一段复杂和漫长历史的浓缩切片，那么将这段历史展开、熨平之后得到的成果，本身又会是“纳粹德国”这一更加复杂和漫长的历史实体的样本展示。假若理查德·埃文斯爵士煌煌巨著《纳粹帝国三部曲》是从俯瞰的角度，全面审视纳粹德国从掌权到崩溃的方方面面，他的得意门生瓦克斯曼同样野心勃勃的著作《纳粹集中营史》则以惊人的耐心、细致外加史家的诚实，切入到一个范围较小、却同样五脏俱全的罪恶世界：纳粹的集中营体系（简称为KL）。有心的读者不难通过此书进一步深入纳粹政权的运作肌理，从病理学的角度一探纳粹主义的究竟。
《纳粹集中营史》
作者：尼古拉斯·瓦克斯曼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1
一、集中营最初的样貌：清理政治犯
如前所述，集中营的系谱学和纳粹本身演变是是密不可分的。其开端、发展、变形，正和国家社会主义从魏玛共和国的尸体中成长、膨胀，并最终演变为“漫画式”的恶人形象同步。著名德国历史学家汉斯·姆莫森（大名鼎鼎的《罗马史》作者特奥多尔·蒙森的重孙）曾提出一个关键命题：国家社会主义政权走向大屠杀和东部欧洲种族清洗是一个“层积累进”的激进化过程，而不是从一开始就设定好目的地的单程票。这一点同样可适用于描述集中营体系在功能、风格以及残酷程度上的演变——自然，这并不是在任何意义上对纳粹政权及其刽子手的开脱，反倒是为“恶魔是如何炼成”的这一问题提供了更细致的解答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