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读者评论精选”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条精彩读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会因应长度及语意清晰作节录或编辑。
1. May_HK，回应《大型社运创伤之后，他们在时代崩坏中如何自我疗愈？》
好好对待自己嘅情绪，才能好好过生活，才能面对未来人生，才能照顾好身边人 … 路虽远，且不断重复轮廻，但这是唯一应付荒谬世界的方法。
2. 啊虾，回应《香港警队不再说“Sir”说“长官”：警匪片欠一个李家超般的剧本？》
记忆比较“深”的港产警匪片是刘修贤、周星驰主演的《风雨同路》，之所以用“深”，是因为相隔太远，结局如何已经忘记，唯仍记得当年观看时内心产生的强烈冲击：原来每个人都会陷入两难局面，要在职业要求、人性之间做出选择。几乎所有优秀的电影，都可看见角色在情感上有多个面向，与之相反，烂片通常会做简单处理，即好人一红到底，全无污点，反派则从头黑到尾，穷凶极恶，而这基本上违反常识，使观者多少感受到异样。人与机器的一大分别，在于思考，在于非理性，在于不确定，那些经典的银幕形象之所以经典，正正在于他们足够真实、自然，会犯错、会失控、会乱来。突兀、违反粤语发音习惯的“长官”前景如何另外观察，目前倒似乎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词组有足够潜质，如李家超唔咸唔淡的港普，成为一部黑色喜剧的组成部分。
3. EricChan，回应《香港警队不再说“Sir”说“长官”：警匪片欠一个李家超般的剧本？》
其实这些对于香港警匪电影的解读亦都很视乎读者本身对于香港政治的理解。例如对于寒战2的解读，很多内地影评都会将其解读为“中共”打败“港英余孽”的邪恶终被正义打败的故事，又或者是“政治格局小”等陷于宏大叙事的批判。相比于这些电影想说什么，不同背景的观众看到了什么有时候更有趣。
4. Detective，回应《当警车驶入校园、“境外势力”无孔不入，大陆高校学子如何抗议封校？》
也是个巧合，我在北师大和法大两所学校都就读过，稍微遗憾的是5月份没有机会现场目睹学生的抗议活动，但是那段时间在朋友圈里也是引发了不小的震动。稍微谈一谈我对高校疫情封控以及抗议活动的看法：
1.先不要说学生与校方之间的矛盾，光是学生群体之内就有相当大的裂痕。拿北师大抗议为例，在抗议活动的第二天，我在朋友圈里看到的北师大同学的主流评论，不是在赞扬或者同情学生，而是在批判以及讽刺他们。说实话我很惊讶，特别是当我从一些渠道看到了学生们的抗议主张之后更是费解：这些诉求完完全全都是合理的，甚至如这篇文章里所说还是比较表层、比较轻微的请求，居然会引起这么多同所学校学生的反感，这是为什么？难道这些同学们做的事情不也是在为所有学生争取权益吗？
我那时也听过身边一些同学（不是师大学生）对此事的反应：北师大学生真不知足，有那么好的食堂（特别是跟我们学校的食堂一对比）、价格也便宜，学校条件也不错，为什么还不满足？对于这种观点我也是非常费解，现在我们都流行“比烂思维”了吗？总之，尽管高校学生一般被认为是社会里思想最活跃、最自由和独立的群体，但是目前中国高校里“小粉红””战狼”已经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这是让人感到绝望的一个地方。
2.疫情期间高校的环境状况。毫不夸张地说，从五月初到现在，我现在所在的北京高校能够允许学生出门的天数总共只有五天（就是六月初北京宣布“清零”的那几天）。我也经历了被封控在宿舍楼里的情况，虽然时长只有几天。但那种感受也是令人窒息的……
说到学校的各项通知。疫情期间学校因为大多老师无法入校，行政办公效率奇慢，各种通知政策出台的也非常慢。你不知道哪天突然就会出不了校门了，也不知道哪天突然就被封宿舍，封了宿舍之后也没人告诉你哪天才能解封（当时大喇叭喊的是“不会封太长时间”），离校的政策和窗口期也是隔几天一个通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学生对学校的政策没有任何可预见性。（可能每天测核酸是最稳定的事情）
此外，像是文中提到的学生、老师、家属待遇不平等的问题也是频繁出现的。特别是五月份疫情开始在北京爆发的时候，学生出不了学校，却总能在操场里看到不少教师家属子女出现，学生们进不了家属区，但家属区的人却可以随意出入校园区域。
这是我所在的学校出现的问题，可以非常合理的推测，这也是全北京乃至全中国封控期间所有高校都会或多或少面临的问题。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在很大程度上这甚至不完全是因为学校导致的，而是身处这个社会、这个环境之下的必然结果。
3.只有亲身经历，才会明白“封控”意味着什么。在北京疫情来临之前，我身边有不少“小粉红”同学都在嘲笑上海。记得端传媒之前的一篇文章里曾说过，中国不少人那时称上海人为“买办阶级”、称上海是“殖民地城市”，称疫情是上海人“自找苦吃”、“排外的结果”、“受西方势力蛊惑的结果”。毫不夸张地说，这些话我在现实生活中都听别人提起过，而且这些人都是高校里受过良好教育、有着很高学历的学生。他们坚决拥护“动态清零”，坚决支持国家政策，坚决相信制度优越性。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如今中国年轻一代里“粉红”已经成为主流的原因。
但是啊，当疫情真的在身边来临，当北京高校也因为疫情开始各种封锁的时候，那些曾经大骂上海的人，纷纷不说话了。他们开始批评学校的政策，渐渐也开始批评北京的防疫能力（在上海遭遇疫情随机他们可是大夸特夸北京的）。其实我想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一次，“清零政策”真真切切地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了，真正涉及他们自身的利益了，所以他们开始不满。而当防疫只是发生在远方的人的身边时，他们就选择了嘲讽与鄙夷。
只是他们最终的批评对象还是限制在了“校方”以及“地方政府”头上，他们从来没想过这些遭遇的根本原因其实并不在于此，因为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之下，校方想的是对上级负责、地方政府也想的是对上级负责，或者说如果他们不清零、不加大力度封控，一旦出现了病例，可能直接下台或者遭受处罚的就是他们。在这样的一种自上而下的体制之下，一旦最高层面确定了一个政治任务，留给下级的只是如何去实现这个目标，而少有迂回和变通的空间。（当然这不代表地方就没有诸多问题）
我想不仅仅是我认识的一些同学，这种态度其实是当今中国人的主流观念。所以说即使中国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大多数人或者舆论也往往将批评的对象缩小，集中于“某地方政府不作为”、“某地方领导不作为”、“某地方团伙穷凶极恶”，他们没想过根本层面的问题是什么，或者即使有少数人清楚，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也不可能敢提出。大多数人是盲目的，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的知识储备很丰富，却不代表他们是热爱思考、具备理性、具备批判精神的人。对于他们而言，所受的教育要么是功利主义者用来赚钱和获取地位的工具，要么是小粉红们进入体制的一条途径。教育本身最重要的意义——使人具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全然被这个社会忽视，这才是当下中国最让人感到绝望的地方。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仍能有年轻学子们为了权利和自由去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或许正因如此而显得格外珍贵。
5. Kyoujurou，回应《当警车驶入校园、“境外势力”无孔不入，大陆高校学子如何抗议封校？》
同北师大校友，那晚看到朋友圈的裂隙，只感到无奈。即使是争取“回家”、“调整考试时间”这么小这么理所当然的权益，还要拼命论述其正当性，而另一边则竭尽全力和学校、和官员共情，什么“大局观”、“主旋律”看来植入了不少当代学子的头脑。当代中国大学生所能讨论的议题、所能争取的权利已经下降、缩小到这个地步了吗？身为校友，看着朋友圈里那些两三年前认识的同窗，想起两三年前还曾经有过在朋友圈刷屏共同为他人声援的情景，现在各自在这个问题上或沉默，或显露出各自相反立场，觉得声援也不必，要批评更没意思。
6. 黑仔闭嘴，回应《当警车驶入校园、“境外势力”无孔不入，大陆高校学子如何抗议封校？》
在当下的疫情防控时代，无论是工作人士还是学生，面对的痛苦都是一样的，即：他们都面对着未可知的权力机关，未可知的庞大权力，可以干扰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叫你像畜牲一样被圈养。当读者们为学生的反抗们感到可悲时，是否想过还有更多封控地区的普通人连反抗都不敢，如果他们反抗，对抗，迎接他们的就是法律制裁，未可知的法律，法律成为权力上位者的武器，摆弄每个普通人。在“防疫大过天”的政治话语下，学生们的反抗至少让我看到一点点悲哀的希望，人是会愤怒的，是会无法忍受的，当下，只有学生似乎还有这样的生理本能。哪怕他们也是妥协权衡过的愤怒。我们这个时代，很多时候不敢细想，细想生活无法继续下去。
7. EricChan，回应《当警车驶入校园、“境外势力”无孔不入，大陆高校学子如何抗议封校？》
还有一些学生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他们担心“闹大了”“收不住了”“在社会上传播不好”。方岳害怕“红蓝条”二创的网络“狂欢”演变成一场全社会参与的运动，学生的本意被曲解，那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我们自己骂归自己骂，没有人真的希望全社会都来抨击我的学校。如果最后走到了反党反政府的境地，是要出大问题的，我们这可能已经是找死了。”
如果用 阿德勒心理学 的角度去看这段文字，学生要做的是做好课题的分离，搞清楚哪些是自己的课题：“红蓝条二创对学校的抗争”。哪些是被人的课题：“别人是怎么解读的。”学校怎样解读你的二创你的抗争是你无法决定的，不存在闹大了才会让学校被全社会抨击，到反党反社会的境地这个说法。对于中共和学校的领导而言，任何挑战他们权威的事情都是为学校抹黑，都是反党反政府的苗头。他们之所以不处理学生不会是因为学生的行为没有达到那么严重的地步，而是因为处罚严重的政治后果不好。
8. tyy_herbert，回应《“香港故宫”属于谁？：香港公共空间规划的结构性矛盾与未来》
哪里还有“公共空间”可言？六四不能去维园，七一整个湾仔被封。任何公共空间的行使权利牢牢掌握在港共政府手里。不要说公共空间这么空泛，实在一点，谈香港人的民生，现在没打疫苗的香港人，基本上除了“家”及“公司”之外，还能去哪？这还没算很多因不愿打疫苗而被解顾的人。
问题从来不是疫苗有没有效，而是政府没有任何法理及道德基础去强迫市民做不愿意的事，更没法理基础去惩罚不肯配合的市民。
当一个政权把自己当成“皇帝”，而不是市民受权的代理人，那就根本不用去谈甚么“公共空间”，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9. Cindy_Zhang，回应《悼Dorothy Smith：在男社会学家的世界编织女性话语，挑战所有的“理所当然”》
很喜欢这句“但我们最该记住的，应该是她初入学界时就敢对抗整个学术主流的勇敢”，不论是社会学、人类学、历史还是传媒等等学科，去转换思考的角度远非易事。更不必说她研究种种理论的目的性并非在于将其颠覆，而是如何在广大群众中有所运用。本文不少观点让我想起近期在读的“Essential McLuhan”，其主要观点也是在媒体与传递信息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不是信息本身，而是这一媒介在更广的层面，对人，对社会的影响力。虽未曾真正深入了解过文中所提及的理论，但定会记住这份勇，以及她为学术界所带来的改变。
10. DaisyLee，回应圆桌话题《大陆禁为未成年人纹身，这漠视自由表达还是拦截不成熟思想的安全网？》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种小步快跑地限制公民选择自由生活权力的举措是一种渐进式地gaslighting，先从道德模糊的地带开始管制，民众觉得有道理又没道理的时候，被迷惑，对自身权力边界产生疑问，一来二去，到未来更大规模大幅度管制的时候，老百姓只会认为是自己思想出了差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