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校的妥協、警方的介入、「境外勢力」的警告，以及學生們出於風險考慮希望「點到爲止」的顧慮下，這場春夏之交的封校抗議很快偃旗息鼓。學生希望改變不公待遇、改善學習生活條件的基本訴求大多得到了校方的解決，而這場小心翼翼的反抗，也令不少參與過抗議的學生重新思考，處處掣肘的不徹底反抗，是否真的沒有意義？

被無力感驅使的抗議

5月24日晚8時20分左右，直到聽到同學們聚集嘈雜的聲音，陳界才隱約意識到有什麼事情發生了。室友問她「知不知道今晚邱季端北邊發生的事情」——這件事後來被學生們稱作「散步」——隨後傳給她一張海報，海報上用大號字體寫着「BNUer，聯合起來」。此時，微信已經無法直接發送海報。

「5.24晚8點前，邱季端北側」，海報上簡潔清晰地寫明瞭號召同學集合的時間、地點以及他們的訴求。

「邱季端」是北京師範大學「邱季端體育場」的簡稱，位於北師大校區西側。陳界隨即動身前往「碰頭地點」，趕到現場時聚集的學生已經開始轉移，從邱季端北側前往校園主樓方向。此時，學校主幹道已經出現了防疫志願者，陳界被志願者以限行爲由攔下，只好抄了小路，8時30分左右，她到達了主樓。

主樓前已經聚集了好幾百人，但不全是學生，爲數不多的老師被學生們團團圍住，或憤怒、或平靜的學生不斷向被圍在中心的老師拋出問題。陳界回憶，「有很多人提到期末考試和返鄉的事情，也有人提到（防疫）形式的問題。比如，有一些同學會被要求在洗澡時也戴着口罩」。

聚集持續至深夜，這是北師大被封控的第24天。前一天，中國政法大學也發生了類似事件：先是海報在學生間流傳，受到感召的學生聚集起來，要求校方在停止線下授課的情況下，准許學生返家線上上課。不同的是，政法大學的老師們先於學生們一步等在了學生相約聚集的地點。

「老師一直都在，只是一開始沒說話。」參與了當晚聚集的趙然說，一開始什麼都沒有發生。趙然的朋友圈裏大家都在發「一片祥和」，直到8時50分左右，不知爲何，老師和學生之間的氣氛陡然緊張起來。趙然推測，「可能是聚集的人越來越多，校領導就開始管了。」

一名負責和老師溝通的女生說，我們想問清楚考試時間。老師問「還有什麼」，旁邊另一名女生說我們想要一個明確的通知。「老師說明確的通知是指什麼？那個女生說要政務公開。老師問什麼政務公開？那個女生就說要明確的通知。」趙然對這一片段記憶深刻，「老師說，但實際的需求只有回家和考試對吧？那個女生又重複了一遍，『我們要正式的通知。』」

趙然更想要的也是正式的通知。她的家鄉是北方一座同樣處於封控狀態的城市，因此對回家並不執着。但她認爲，回家這件事應該是自由的，爲什麼按防疫要求的渠道審批回家仍不被允許。她想不明白。

法大和北師大或多或少效仿了北京大學。5月19日，北京大學萬柳校區爆發了一次「聚集」：不滿於無法前往本部，教職工和家屬可隨意出入封控的萬柳校區，學校在深夜建立圍牆削減本就緊張的生活空間，學生們在深夜聚集起來，高喊「同住同權」。

當晚，圍牆被拆除；第二天，北大閉環校車恢復運營；第三天，學校通知學生可以返鄉——儘管「返鄉」並非當晚學生的訴求。

學校的管控和社交平台的審查跟進得十分迅速，但學生們還是從各個渠道獲知了當晚的情況。他們在互聯網上討論這件事，混雜着欽佩、羨慕。趙然身邊有同學感嘆「不愧是北大」。他們也隱隱地自問：如果他們可以，爲什麼我們不可以？

很多時候，北大確實是一個「特例」。五月伊始，北京疫情反覆，在京高校陸續開始封控，但彼時的封控仍留有餘地。清華和北大采取離校報備制度，學生在軟件中說明出校目的地和途經地即可出門，而其他學校則選擇限制學生出校的理由，如果理由不夠「重要」，比如修電腦或看牙，則有被駁回的可能。學生們感到困惑：比起出校理由，難道不是出校行程對防疫來說更爲重要嗎？

即使在同一所校園，也存在着不平等。有北師大學生觀察到，在防疫政策收緊之前，京籍和非京籍學生也存在待遇上的不平等，「北京學生每週申請回家就給過了，非北京學生就得『非必要不出校』。老師、研究生和本科生也區別對待，老師和助教可以隨便進出學校，本科生就要申請。」

有時，這種不平等通過「平等的一刀切」體現出來。中國政法大學在昌平區和海淀區各有一個校區。彼時，海淀區疫情更爲嚴重，但昌平校區卻采取了和海淀校區同樣嚴格的防控措施。「難道病毒僅僅因爲我們都是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就會從海淀校區傳過來嗎？憑什麼？」趙然提起此事時依舊憤憤。

公共空間受到擠壓，正常出校、校內通勤也被嚴格限制，學生們開始用遊戲《絕地求生》（一款戰術競技型射擊類沙盒遊戲，遊戲中玩家需在不斷縮小的安全區域內對抗其他玩家生存到最後）裏的「縮圈」「跑毒」形容封校這件事，他們世界的邊界隨着防疫政策搖擺，這一次被限制在了斗室之內。

法大本科生宿舍面積較小，10平米左右住6個人，封校後趙然和同學們都感到生活質量下降了很多。陳界和同學們也面臨着一樣的問題：北師大研究生宿舍是4人間，本科生宿舍6至8人左右。北大有學生做過估算：一旦萬柳建起圍牆，3000名學生的人均佔地面積不足5平方米。

被封在校園內的學生們雖不情願，但在防疫這一最大的政治面前，仍體諒着學校的不易。更何況比起上海，他們的處境已經好多了。

今年三月，上海疫情爆發，一個月內本土感染者超過10萬人。上海高校隨即做出反應：3月8日，上海交通大學實行校園閉環管理；3月11日，華東政法大學對所有在校人員進行全閉環管理；同濟大學於3月9日封校；3月13日，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啓動校園準封閉管理……一夜之間，上海高校像是進入了「戰時狀態」。

嚴苛的封校措施並未擋住病毒的傳入。3月底，同濟大學出現陽性病例，隨後頻頻傳出校方管理混亂、伙食奇差、缺少消殺物品、學生和防疫志願者無法洗澡、女同學缺少衛生巾等事件。

4月26日，封校48天之後，有學生爆出學校午餐豬肉疑爲豬乳房肉，有「疑似絛蟲的東西」。次日，校方舉辦線上疫情通告會，但發言人照稿宣讀、拒絕交流，甚至將提問者踢出會議室，點燃了學生的怒火。一名學生在會議時共享了自己的電腦屏幕，投屏怒斥發言人。

投屏事件一齣，以設計專業著名的同濟學子利用投屏PPT中的紅藍色調和現代詩般的文體，引起了狂歡般的二次創作熱潮，方岳就參與其中。

談起參與二次創作的原因，方岳略帶苦澀，「大家已經被封了很久。我們14天不能去澡堂，有一些女同學衛生用品不夠了……彷彿看着人們正在死去，心理壓力很大。」

封控帶來的不僅是行動的限制，還有縈繞不去的無力感。「你就是無能爲力，最開始還說可以做核酸志願者，但你不可以出宿舍，」方岳說，「哪怕想幫別人什麼忙，想爲人家服務，想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一點什麼，不可以，你只能乾坐在宿舍裏。」

苦中作樂不得不成爲無力生活中的一種智慧。北京語言大學有學生在封校的鐵皮牆上貼上了《甄嬛傳》的表情包：「這日子什麼時候是個頭啊」，很快被保安撕掉。學生們隨即貼上賈寶玉的表情包還擊：「撕得好、撕得再響亮些！」這張表情包同樣沒有存活很久。

鐵皮牆豎立在李洋去澡堂的必經之路上，表達反抗情緒的表情包被撕掉後，有人在上面塗鴉寫下「加油、一起挺過去」。大約又過了一天，她再次路過時，看到鐵皮牆上畫了一只巨大的眼睛，眼睛下方寫着巨大的「FUCK YOU」，大約佔據了鐵皮牆1/3的面積。

「看到時心裏有一點暗爽，終於有點像塗鴉的東西出現了，」李洋說，「我以爲還可以繼續，還想看看誰可能再做一個什麼塗鴉。」

「公式化」的回應與警車

期待中的新塗鴉沒有出現，畫着大眼睛和FUCK YOU的鐵皮牆被北語校方移走了。

「一直放在那裏讓大家表達的話，被移走也是遲早的事情。我們反而更清楚，學校就是不讓我們出門，該封的都封。」李洋認爲，貼表情包和塗鴉行爲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訴求表達，學校不回應並不意外，「有點可悲。我更傾向於認爲這是一種苦中作樂，不是塗給學校看的。即便我們明明很想出去，但也就只是想想，不會真的抗爭什麼。」

爭取過的學生，確實得到了學校的回應。

「紅藍條」二創在網上傳開後，方岳很高興，「豬肉的事情終於可能因爲紅藍條獲得一些關注，這樣才會有人來解決問題。」這不是同濟學生第一次利用網絡傳播訴求，封控期間的宿舍問題、洗澡問題也曾在微博上傳播，但並沒有激起輿論的水花。

事情發酵兩天後，同濟校方在校新聞網做出回應，稱楊浦區市場監督管理局檢查了學校食堂、原料倉庫及留樣菜品，未發現存在寄生蟲及蟲卵的情況。

同濟大學還召集學生代表開了座談會，承認沒有政府的援助真的有困難，並向學生道歉。雖然學校沒有承認豬肉質量問題，但在那之後「盒飯一下就變好了」。某種程度上，訴求得到了解決，學生們慢慢停止了「紅藍條」二創和抨擊學校的行爲。

萬柳抗議當晚，北大舉行了學生座談會，校方承諾拆掉隔離牆不再搭建，並於5月16日出台《關於調整疫情防控期間萬柳學區運行管理的相關舉措》的書面文件，對學生們不滿的校方溝通問題、學區間班車問題、教職工及家屬住宅區問題、學生進餐等問題給出了解決辦法。

北師大和法大也回應了考試方式，並允許學生陸續返鄉。5月25日，北師大學生聚集抗議後的第二天，北京市召開新冠疫情防控第345場新聞發布會，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書記李奕表示各高校在做好期末各項安排的前提下，允許學生返鄉返家。

消息一出，#北京將組織高校學生有序離校離京#登上了當天的微博熱搜。微博實時裏，不乏「北師，聽我說謝謝你，因爲有你溫暖了四季」「北師，政法，敬自由」「整個北京大學生都在感謝北師和法大」這樣的動態。

如果不是學生「激進」的做法，「也許等到『上面』的政策發生變化以後，學校才會給一個更加積極的回應，感覺學校管理層很保守。」陳界這樣推測。趙然認爲這份感謝不該屬於他們，學校應該一開始就能意識到問題，而不是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解決才更合理。

但「公式化」的回應，並不能讓所有學生滿意。

北師大和法大規定留校學生線下考試，返鄉學生線上考試。但因爲線上和線下考試的嚴格程度不同，很難保證公平。「堂食都取消了，爲什麼可以線下考試呢？」帶着疑問，趙然給教務處老師打了電話，老師答覆不管線上線下都交紙質版的考試結果，所以沒什麼不一樣。

「教務處的老師會來開導你、安撫你，但不會重視你的需求。決定不是他們做的，但我該去問誰呢？」繼續追問顯得「大動干戈」，趙然放棄了。

「红蓝条」二創事件後，同濟很多學生收到了輔導員的叮囑甚至警告。方岳的輔導員希望大家停下來，不要再主動傳播這件事情，「這件事在社會上有些變味了，有一些被利用的苗頭了，要緊急剎車。」

「我猜測校方擔心會和八九年有一點像，會被解讀爲另外的東西，雖然我們最開始的目的只是不吃爛豬肉，」方岳不確定會不會被境外勢力利用，「如果它發展很大的話，也是可能的。」

另一些學生等來的「回應」是警察。

警車直接開到了清華大學宿舍樓下，只因爲一名清華學生在封校的鐵皮圍牆和路牌上噴繪了兩句歌詞，「他爲其定義的偉大/對你有什麼意義」，出自2012年邵夷貝和李志演唱的《黃昏》。

這讓同爲清華學生的蔣達感到誇張。在他看來，大家看到這兩句歌詞大多「會心一笑」，但學校將其上升到政治高度，不惜讓警車直接開進校園，「清華那麼嚴格地禁止學生和老師接觸，限制學生和教職工進出學校，但警察想進就可以隨便進？學校說防疫最大，實際上在維穩面前，防疫的話術不堪一擊。」

最後，在保衛處待了一整天後，這名噴繪歌詞的學生被學校「保」了下來。

在上海一所高校就讀的齊立，也遭遇了警察。同濟學生的憤怒發酵之後，齊立決定加入「紅藍條」二創。因為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齊立所在的學校，憤怒是會共情和傳染的。

上海封控期間，齊立的幾位同學也因在微博發帖被警察、老師打電話警告。一開始，學生們覺得恐怖，後來便習慣了。他們發現，只要內容達到一定級別的轉發量或閱讀量就會接到警察電話。而只要刪掉微博，警察就不會繼續采取強硬措施。

「這種審查已經走向了一種歧路。」齊立感嘆道。

全方位的犧牲

不止一名學生提到，聚集抗議是爲了讓更高級別的人注意到學生的處境。在此之前，不論哪所高校的學生都曾通過輔導員、校長信箱（有學校未設置）或其他溫和的方式向上表達。但沒有得到回應，處境也鮮有改變。

有學生將這一問題歸咎於行政老師，認爲是他們的不作爲使得意見無法傳達給學校。方岳認爲，一部分在基層做學生工作的老師「站在很高高在上的視角」，不能體諒學生到底在經歷什麼，這些老師阻礙了學生和學校之間的溝通，學生不確定意見和感受要通過多少關卡才能被看到。「如果能直接對着校長說這件事情，我才能確保意見反映到了最高層。」

然而，老師們也面臨着同樣的問題：訴求和信息無法向上傳遞。「很奇怪，不知道從哪一環開始就不對了。」北京一所高校的老師程泉，試圖從自己的處境分析信息傳遞鏈斷裂的原因，「我和同事以及科長都是正常人，包括我們的副處級幹部，好像也是個正常人，你可以跟他商量，他也會幫我反饋問題。但再到他上面的領導，我們就覺得他不是正常人了，無法溝通了。都很奇怪。」

儘管身爲老師，但在爲自己的處境抗辯時，程泉所能做的並不比學生多多少，「在學校裏更像是和學生一起身不由己。」也許是出於這種感同身受，程泉能理解學生的心情。

剛剛封校時，程泉所在高校的老師仍可以自由出入、上下班回家，雖然校方明文規定家屬不得進校，但仍有老師帶着孩子或老人住在家屬院，和自己一起上下班，這讓學生覺得很不公平。程泉也承認確實如此，但當有傳言要將老師一併封在校內時，程泉又覺得，學生也就算了，「憑什麼把教師也關在學校裏。」

「我能感覺到這種權力地位的差距。如果我是他們的一員，也會覺得非常不公平，好像因爲他們是學生，沒有獨立的住處、沒有經濟獨立，就可以任意頒布一個規定，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程泉說。

權力地位的等級帶來了權利的差距。疫情期間程泉不能進校，有工作需求需要領導審批，但如果領導進校，就是「他自己審批自己」，或簡單告知他的上級或校長就可以了。

這將學生、老師和不同層級的領導分割成諸多不同的利益群體，彼此間隔着「可悲的厚障壁」。缺少直接反饋通道的學生，不得不選擇更敏感、更「激進」的方式表達訴求，但這種「激進」也是溫和的——他們要求的，除了生存所需並沒有更多。

在外界看來，「紅藍條」是一個有趣的創造，但同濟的學生本不想通過這樣「極端」的方式解決問題。學生被封控在宿舍樓，有問題需先反饋給輔導員，再層層向上反映，很多問題就在這一過程中「胎死腹中」。

究竟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根據程泉的經驗，學校常用的防疫話術是「誰審批誰負責」，卻從未明確具體要負哪些責。模糊的後果招致了最保守的應對，很少有人願意冒險放人出校，即使是學生因家人去世出校。從老師到學生，高校中的大部分人都被限制在不容辯駁的防疫方案中。

面對老師的困境，學生們大多表現出一定的理解和同情。陳界覺得，北師大當晚的事件並非老師和學生之間的對抗，而是一種溝通和交流，「他們自己的工作也不容易，」她說，「這個事情也不是他一個人可以拍板的。」北大學生張樹也對學校表示了理解，「北大必須要封校，也是因爲上面的政策確實壓得比較嚴了，學校沒有什麼喘息空間。」

降低風險、維持穩定逐漸成爲防疫的「第一要務」，學生和老師的訴求也隨之被壓至金字塔的最底層。這帶來了全方面的犧牲——一句常被學生和老師們提起的話是，「大家都很慘」。這個大家包含了學生、教職工和學校。

俗稱「小聯合國」的北京語言大學在疫情期間便受到了很大的衝擊。李洋回憶，疫情前學校裏「來來往往路上都是外國人」，但最近兩年由於留學生來中國需自費隔離，校園裏幾乎很難見到外國學生，學校的資金支持也因此縮減了不少。

「學校也沒有別的選擇，有點可憐。學校也有在努力重視我們，儘管這種努力有點寒酸。」說到這裏李洋笑了起來，「比如，學校會給學生送流量，給橘子打折，但大家會想，送這些流量哪夠用，而且橘子本身不打折也沒人買。」

「很像姥姥給我剝雞蛋，我說我不吃雞蛋，但她每次都剝，說來吃。」李洋說。

「境外勢力」的幽靈

在這場春夏之交的學生抗議中，幾乎每所學校都以「境外勢力」「煽動情緒」「製造對立」「小心被利用」這樣的說辭來警告、訓誡學生。

程泉提及一件讓她印象深刻的事。那是一次她所在學校和北京另一所高校學生共同舉辦的活動，由她所在部門負責把關。其中一個環節是「組CP打卡」，爲了打破禁忌，學生們在宣傳海報上寫了一句話，「不限制性別地組CP」。

海報在網上發出之後，部門電話被學校宣傳部「打爆了」，要求兩小時之內把那句話刪除，如不做修改就立刻撤掉海報。但宣傳部始終未說明原因。向學生解釋時，部門領導相信宣傳部的刪帖理由是「與境外勢力有關」。程泉回憶領導的說辭：「我們的學生都是很單純的，肯定沒問題，這是和校外合作的活動，很可能是對方學校拿了某些組織的錢，被要求去組織這個活動。」

程泉說，假如她是學生，很難被這套話術說服，「雖然（學校）好像是向着我的，覺得我們是單純的，但另一所學校的學生和我一樣，爲什麼他們就是複雜的呢？」

無處不在卻又僅存在於學生們想像中的「境外勢力」，使得學生們對抗議的態度微妙且複雜。

北師大一名大一學生透露，本校學生聚集抗議時，身邊很多同學會認爲「這是被境外勢力煽動的，是50萬」。而在另一些同學看來，「境外勢力」雖然經常被提起，但「非常虛無縹緲」，沒有人真的見過它，像「鬼」一樣。齊立回憶起一位自己喜歡的老師曾說：「如果境外勢力真的存在的話，我倒想試試看成爲這個境外勢力，看它到底在哪裏。」

50萬

頻繁的告誡、刪帖、談話甚至被警察找上門，讓學生們學會了小心行事、自我審查。學生們避免自己的行爲被稱爲「遊行」和「學生運動」，擔心與學校的交涉被解讀成1989年那場學生運動的性質。

還有一些學生認爲「家醜不可外揚」，他們擔心「鬧大了」「收不住了」「在社會上傳播不好」。方岳害怕「紅藍條」二創的網絡「狂歡」演變成一場全社會參與的運動，學生的本意被曲解，那是他們不願意看到的局面。「我們自己罵歸自己罵，沒有人真的希望全社會都來抨擊我的學校。如果最後走到了反黨反政府的境地，是要出大問題的，我們這可能已經是找死了。」

好在狂歡「適可而止了」，這讓方岳鬆了一口氣。

看不見的政治紅線帶來的是學生之間心照不宣、又切切實實的恐懼。蔣達用「寒蟬效應」形容學生們的反應，「每一次顛覆性的火花被撲滅後，留給潛在行動者的是超出一般的恐懼。」

校方的高壓也讓學生們自發形成了對運動發起者的保護意識。幾乎所有高校的集體抗議，學生們都提出了「希望校方保證不對發起人追責」的訴求。

同濟投屏事件後第二天，當事人發了一條微博，希望大家不要轉發，「請保護我方成員和學校聲譽，真正該罵的只有疫情期間不作爲的人 」。網友群情激憤，認爲當事人的做法相當「割裂」，是「護校蛆」。與網友的看法相反，學生們大多對當事人看似矛盾的做法表示共情和理解，他們敬佩當事人的勇氣，也擔心他的安危。

據學生們的說法，當事人今年大一，是班長、學生志願者、「大白」。看到當事人「觸及互聯網雷點」的發言之後，同濟學生趙可在微博表達了與網友不一樣的看法：「……等熱度散去不知道同濟會不會秋後算賬，現在又因爲『不完美的反叛者形象』被互聯網集中火力攻擊，他能怎麼辦呢，沒有幾個理性人真的希望被開除來捨生取義啊……」

趙可認爲，正是當事人的學生身份，導致了他作爲學生對校方的態度感到憤怒，但面對外界指責時，又沒辦法完全放下對學校的維護。「挺複雜的也挺正常的。在扭曲的環境下生活，可能會出現幾種不同類型的人格同時存在於同一個人身體裏的情況。」

參與了「紅藍條」二創的齊立，也受到過警察的「小小威脅」，她推測，身爲原創者的當事人，可能會受到更嚴苛的對待。

不徹底反抗的意義

種種顧慮之下，這場抗爭處處表現出「點到爲止」的謹慎。

在北京和香港都有就讀經驗、也曾目睹香港反修例運動的林南看來，大陸學生的反抗事件是一種「小我」的表達，目的在於爭取眼下的權益。相較之下，香港反修例運動是政治態度的表達，是一種着眼更遠、利他性更強的「大我」。

儘管也曾發生過大大小小的學生運動，但中國大陸出於「大我」表達而起的學運可能還是在1989年。林南認爲，中國留給「大我」聲音的空間過於狹窄，「很難想像有『大我』表達的人在這個國家會是什麼樣的。」

出於在香港的經歷，林南曾對北語表情包事件不太認同。反修例運動期間，她就讀的學校有一條長長的走廊可以讓學生們貼紙條表達自己的觀點，很多內地學生貼上表情包表達情緒。對比之下，香港學生更多選擇貼法條、案例或是說理文章。「我覺得在港大的內地學生很二元化，他覺得你想要立法就是要獨立，那我肯定不會讓你獨立，我想要祖國統一。」

對於林南來說，表情包是一種浮躁的方式，用觀點代替了說理。這種二元化並非憑空而來，公共空間被壓縮，取而代之的只有口號。但可能「在國內的情況下，先去喊一個口號才會讓事件傳播得更廣。」

說到同濟大學PPT事件，她認爲，即使有人給校長寫信且這封信被公開了，也不一定比投屏事件中的那句「怒斥」有力，乃至於引起衆多二創。「在中國，在一個四面都需要衝破和突破的環境下，情緒的表達可能更有利於傳播。」

對於貼表情包的表達方式，蔣達有不一樣的觀點，他認爲，法律在兩地的生活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香港，大家覺得法律是必須的，但在大陸，法律不僅對政府不是必須的，對個人也不是。」

因此，在大陸含蓄地表達不滿和抗議更爲安全，人們能明白它的意思，貼表情包也不太會面臨被追責的風險。「香港可能比較喜歡把話講清楚，但是在大陸，如果把話講清楚，大家就不敢出來講了。」

在極權下的反抗，很多時候只能采取曲折的方式。蔣達認爲，社會抗爭的烈度一定程度上取決於反抗者與體制之間的相對距離。「在中國，一場最和平的示威，可能都比美國一場嚴重的騷亂威力還要大，因爲它是被完全禁止的。」

學生們擔心，承認自己的行爲是反抗會招致風險。學校和政府也一樣擔心——擔心學生們發現，原來爭取權利是正當的。「他們真正害怕的並不是疫情的傳播，而是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

蔣達認爲，雖然學生們的訴求僅僅是爭取最基本的食品安全、回家自由，很基礎也很不徹底，但抗爭本身的意義遠大於訴求能否得到回應。「當你做了一件權力不希望你做的事情，那種危險感本身就傳遞出一種態度。他們很多時候不能承認學生的訴求，不能承認自己在妥協。因爲他們不能允許大家明白，原來權利是可以爭取的。」

「我聽說清華這個男生之所以做這件事（歌詞塗鴉），是因爲看到他朋友在幫助被封控的校工。雖然被學校盯防，但這是一件合法的事情，」蔣達認爲，這樣的事情不論成功還是失敗，都會積累、會傳染，鼓舞更多學生。

無論結果如何，抗議和表達的過程多少會在參與的學生心底留下烙印。「從小到大我們接受的教育，都要求我們在一個框架裏面。當看到身邊有人做了這些事，你會發現這才是人應該活的樣子。大家會想，如果別人做事後遭遇的代價我可以承受的話，也許我可以做得更多。這是一個自我賦權的過程。」蔣達說。

曾參與「紅藍條」二創的一位作者，最早的出發點是「好玩兒」，但得知有人被警察警告後，再回看這件事時，她開始用更嚴肅的態度對待。

原本他們眼中娛樂化的表達被當局上升至政治層面，表達者被迫成爲反抗者，從某種意義上說，統治者「成就」了反抗。恰恰是對表達的禁止和鎮壓，完成了反抗的所有動作。「謝謝警察先生的參與，讓我們的行爲藝術更加完整。」她開玩笑似地說道。

（爲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人名均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