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以往支联会常常提到，香港是中国领土上唯一可以自由悼念六四的城市。的确，往年在维园访问期间会碰到不少大陆人、港漂，即使他们因着种种原因未能畅所欲言，红着眼框对记者说“对不起，不能讲”，但那时的他们还是有这么一个场合、一些活动，跟香港人相遇，传承六四真相。香港，或许是他们看见自己国家真实面貌的一个重要窗口，甚至悄悄种下了政治启蒙的种子。
端传媒访问了五个大陆人，希望在民间一片无力感当中，透过他们在两地经历的一些事、一些情，寻找坚持的意义和力量。
第一位是亲历八九民运、经历抑郁，每年穿黑白衣去天安门广场外骑车绕圈悼念，这两年换成了在香港维园开着手机灯绕圈，身旁的都是同路人。第二位在高中看过六四纪录片后，觉得被国家欺骗了，进而更多参与香港公民社会活动，他跟很多人一样，以为香港的六四集会和六四纪念馆不会消失......
第三位来了香港读书，不用翻墙的他在网路看到民运及六四资料，让他连结到曾经参与民运的大伯父，当年在理想与父母反对之间，选择了良知，最后陷狱。第四位看过那些年香港歌手“民主歌声献中华”、声援北京学生的演唱会后，第一次发现，原来香港可以做大陆不能做的事；只是当民主女神从中文大学被拆走，没有了这些实物，现在在港读书的他，决定今年回去“民女广场”继续探问“民女去了哪”。第五位在大陆的教育和成长里，没有人教他要批判思考，当看到民运和六四的种种，他半信半疑了很多年，来到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他终于知道大陆式的新闻造假是怎么回事了。
稿有点长，只希望在这时代，用文字用相片好好保存他们的心声。或者在未来的某年某月，会再次感动其他人。
一、亲历八九再走到香港，绕着广场走几圈的无声呐喊
叶清，50多岁，南方人，亲历八九
八九那年，我在官媒工作。胡耀邦去世第二天，我正好去西藏出差。拉萨是1988年出事后戒严。后来我在北京宣布戒严后一两天回到北京——从一个被戒严的城市，回到另一个被戒严的城市，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为数两次戒严。
在西藏的时候，我每天也盯着北京的情况。西藏的学生也游行，警察和他们对峙，一边是盾牌，一边是学生。只是对峙，没有冲突。我当时出差是去采访和学生运动无关的内容。去到受访者的家里，有个小伙子问我们对学生运动的看法。因为当时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是邓小平的定调，我们就说不会同意这个社论定调，他一听就接受采访，这好像采访前要做一个测试，也能看到当时年轻人的民心所向。
凡对中共历史了解的人，对要逆转最高层的定性，可能都没有那么乐观，尤其是决定戒严后。但我当时也没多想，势头在那里，不表达、不吭声是做不到的。在某种意义上，和2019年的香港有点像。
我和家人在戒严后前后脚回到北京，几乎每天都去参加抗议、游行。五月底的声势没有一开始那么大，大家有点累了，加上戒严，有人也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危险。那时最让人印象深的是，以前北京街上自行车被偷是很平常的事，每个人可能不只被偷一次。但那些日子自行车是没人偷的，你骑车去广场，把自行车一放，然后走远了，几天后你再回去，自行车还在那里。
6月3日晚上，大家知道有事情会发生，很多人去广场。我那天晚上太累了，在家里休息。我住在东面，深夜听到密集的枪声，军队从不同方向陆陆续续开进城。那时心情好像很“平静”，听到枪声，“喔来了”，要发生的终于发生了。因为戒严、赵紫阳被软禁，你知道中共迟早会有硬着陆、会有硬决定。
6月4日清早，我家人出门，亲眼看到一个人脑浆遍地，知道了什么是“肝脑涂地”。我那时还不知道害怕，整个人状态有点呆，出门看到冒烟的坦克，外交公寓墙上被子弹打了洞。有军人站在立交桥放哨，我和一些素不相识的路人还去和军人说话，“你看吧，哪有什么暴徒，你们开枪也是乱开一气。”那天，我去一个大学老师家参加一班知识分子组织的会议，结果到了发现家门紧锁，我才意识到，哪还能开会呢，该逃的已经逃了。
六四后，每个单位都要“清查清理”（清查行动，要求参加“说清楚”会议，提交书面报告，交代过去两个月做过甚么），还要做党员重新登记，有点像香港公务员宣誓。虽然中共本来隔几年就会整党，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好像要重新经历一次文革。八九之后，有的大学要求学生军训一整年，而且是拉到军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