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国际深度2019冠状病毒疫情

“孩子是这场大流行病最大的受害者” ——反思德国疫情封锁措施的得与失

德国政府实施了成本巨大的防疫措施,但最终是两败俱伤的结局——高风险群体大量的死亡,儿童和年轻人成为了“失落”的一代。

2021年5月31日,德国杜塞尔多夫,小学生在上课时进行2019冠状病毒快速测试。

2021年5月31日,德国杜塞尔多夫,小学生在上课时进行2019冠状病毒快速测试。摄:Leon Kuegeler/Reuters/达志影像

慕谐

刊登于 2022-05-17

#欧洲防疫#过度防疫#儿童教育#评论

【作者按】虽然在欧洲COVID-19的感染率一直持续居高不下,但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认为,“我们正在进入该大流行病的新阶段,因为我们正从应急模式转向对COVID-19更可持续管理的阶段。”也就是说,COVID-19在欧洲正处于从大流行病(Pandemic)向地方性风土病(Endemic)过渡的阶段。在大流行病的尾声,重新检讨和反思我们所采取过的这些措施是十分有必要的。本文将以德国为例,从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和电车难题(Trolley Problem)两个角度来审视防疫措施对儿童和青少年产生的影响。同时试图探讨,究竟什么样的道路才是应对这场大流行病更合适的方式,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一种最有效的科学思考方式?大多数国家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走错了?

克吕格(Detlev Krüger)教授被誉为德国病毒学界的泰斗,曾在柏林夏特里医院(Die Charité – Universitätsmedizin Berlin)病毒研究所担任所长长达27年,他在接受西德广播电台(WDR)采访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孩子是这场大流行病最大的受害者。”他认为,孩子不是病毒,而是防止病毒传播措施的受害者。

从COVID-19大流行病爆发伊始,德国实施了长达一年多的全社会性的严厉封锁(lockdown)。在此期间,德国的幼托机构和中小学陆陆续续关闭了一年左右,是全欧洲关闭学校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

早在2021年初,前总理默克尔在面对质疑她延长学校关闭的这一决定时回应道,“我不能虐待孩子。”但是,她的这番言论刚一发表,“你才是在虐待孩子”立刻成为了德语社交媒体上最热门的话题标签。我们必须从封锁措施对孩子的成本效益比出发,才能判断到底是物理学博士默克尔的担忧更值得重视,还是网民们的愤怒更有道理。

COVID-19对儿童和青少年的风险

根据RKI(Robert Koch-Institut,相当于德国的疾控中心)在今年2月发布的一份每周COVID-19情况简报,从大流行病开始德国至今共有47名0-19岁的儿童和青少年死于COVID-19,其中32人有严重的基础疾病。这些人中的多数并非死于(gestorben an)COVID-19,而是死时携带(gestorben mit)了这种病毒。两年内在德国真正因COVID-19去世的儿童和青少年可能不到20人。

德国儿科传染病学协会(DGPI)和德国儿童和青少年医学协会(DGKJ)在去年共同发布了一项声明文件,该文件是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在这份声明中,他们统计了大流行病第一年德国儿童和青少年的住院和死亡的状况。与2018/2019年的流感季相比,无论是COVID-19的住院率和死亡率都低于流感。

共有7461名14岁儿童在前一年的流感季需要住院治疗,而在2020因为COVID-19需要住院的20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只有1259名,其中约有5%的患者需要接受重症治疗。有9名14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在2018/2019流感季死于流感,虽然相较而言在COVID-19流行的第一年共有19名20岁以下的患者去世,不过,其中只有4人COVID-19才是他们真正的死因。

该声明中也给出了另外一些数据:比如,2019年有55名儿童因交通意外死亡,有25名儿童因为溺水死亡。这些数据表明,COVID-19对于儿童与青少年的风险甚至小于流感和生活中的其它意外事件。而且,纵观西方各国的统计数字,也可以得出与德国相似的结论。现在,众多的研究足以证明,儿童和青少年是COVID-19病毒的低风险群体。

因此,从病毒对儿童和青少年的伤害角度来看,这些封锁措施的收益是极低的。那么经过了两年多的观察和研究,封锁措施对于孩子们的伤害又有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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