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5月2日，美国最高法院私下表决推翻“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的法官意见草稿外流，美国社会大为震惊。自罗案成为美国堕胎权里程碑案例的1973年起，堕胎，以至女性的身体本身，就是保守派和自由派互相角力的战场。近年全球威权保守主义再度崛起，堕胎这个本来就高度政治化﹑党派化（partisan）的议题，再度成为了保守派“美国叙事”的核心。自2013年起，多个“红州”都意图通过“心跳法案”（heartbeat bill），即如果胚胎已有心跳或脉搏，终止怀孕就是违法，有些州的“心跳法案”甚至没有豁免因奸成孕或乱伦怀孕。此前许多这些“心跳法案”因违反罗案被判违宪，但罗案一旦被推翻，全美有多达26个州很可能即时推动堕胎入罪化。
《端传媒》走访了三位美国的普通女性，让她们诉说自己的堕胎经历。在那些关乎法律﹑医学道德﹑宗教﹑还有哲学社会学的宏大叙事以外，还有常常始于浴室地板和一支验孕棒的那种“我发觉自己怀孕了，然后……”的故事，而那个可能才是真正重要的故事。
Amanda (29岁，社会学硕士研究生，居于美国乔治亚州）
在我念的公立高中，未婚怀孕是很常见的事。我还不到18岁，就替几个好朋友办过产前派对（baby shower）了。
我在乔治亚州北部的劳伦斯维尔（Lawrenceville）成长，乔治亚州最大的拉美裔社群就在我们这里。我在波多黎各出生，两岁的时候随父母来美。我上面还有三个姐姐，她们来美国的时候年纪比较大，英文没有学得非常好，很早就放弃了读书。我最小的姐姐Bella十六岁就怀孕离家了，现在她三十六岁，最大的孩子已经在上大学，小的也差不多要中学毕业。
我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自小读书成绩还不错，父母也寄望我不要像姐姐们一样，太早结婚生孩子。姐姐们的处境我也看得到。十六岁有了第一个孩子后，Bella有努力过想要完成高中课程，拿张毕业证书。但孩子小，需要照顾，而她家的男人完全不觉得自己有照顾的责任和义务。学校老师来过家访，甚至跟她的丈夫也坐下来谈过，希望他分担家务，支持Bella完成高中。她老公在人前唯唯诺诺，人后还是那副“孩子就该女人照顾”的大男人嘴脸。
最后Bella没有完成高中课程。现在孩子大了，她老是说想拿张GED证书（注：高中文凭同等学历），但放下了书本十几年，也不容易。没有学历，她能做的工作不多，人也很没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