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史密夫（Will Smith）冲上奥斯卡颁奖台掴了谐星洛克（Chris Rock）一巴，将欠缺突出作品的“奥斯卡小年”打成了收视率报捷的一年，而这一巴掌也成为了许多政治﹑文化和性别争议的引爆点：如果笑话讲得不合意就能冲上台打谐星，是不是在鼓吹暴力？洛克拿韦·史密夫妻子洁达（Jada Pinkett Smith）的光头开玩笑，说期待她演的美国女兵（GI Jane），是不是过火了？中港台舆论似乎偏向韦·史密夫，觉得他是“护妻情切”；而欧美舆论似乎倾向觉得韦·史密夫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喜欢使用暴力解决问题以示男子气慨，是“有毒阳刚主义”（toxic masculinity）的代表。
脱口秀（stand-up comedy；香港称为“栋笃笑”）似乎是一种特别容易“玩出火”的表演艺术。相比许多脱口秀明星祸从口出的争议事件，洛克这一笔似乎只是欧美脱口秀历史的注脚：席尔蔓（Sarah Silverman）在一次表演上开911事件的玩笑，说2001年的9月11日是她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天，全因那天她发现一杯Chai tea latte含有900卡路里。路易C.K（Louis C.K）在《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的开场讲了个关于娈童的玩笑，说小时候家附近住了个恋童癖，但那个恋童癖对他没兴趣，令他觉得有点不高兴。而如果要算因开同性恋和跨性别人士玩笑而惹来批评的著名脱口秀谐星，更是不知该从哪里数起：查普尔（Dave Chapelle）﹑摩根（Tracy Morgan）﹑芭尔（Roseanne Barr）﹑卡尔（Jimmy Carr）……
脱口秀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爆发期”是二战后的上世纪中期。在西方社会，那是个动荡却又极其丰富的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强国，展开了时将人类带到核子战争边缘的对峙﹑亚洲与非洲的前殖民地纷纷独立﹑资本主义西方战后经济飞速发展﹑越战和随战争而来的反战运动﹑六十年代的嬉皮士文化﹑美国黑人争取种族隔离政策的完结和全面平权﹑女性寻求从家庭岗位和刻板印象中解放出来……凡此种种都在给欧美社会带来极多冲击与张力。兼为文学和哲学学者的谐星塔福亚（Eddie Tafoya）就指，以对社会主流的尖刻幽默讽刺为特色的脱口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为了夜总会和酒吧等娱乐场所的必备节目。当然脱口秀也得益于传播工具的发展，上世期中期的美国人不止在电视机上看岩士唐登月，也在上面看红遍全美的里柯斯（Don Rickles）和凡戴克（Dick Van Dyke）的喜剧和脱口秀。
一般“正经”的文学，例如小说﹑诗歌﹑散文，都在展示社会中比较知识份子的一面，或是文化中某种美学理想或追求。但脱口秀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展示的刚巧相反－－能够滋养笑话的，是社会中最恶心﹑最肮脏﹑最使人厌恶﹑愤怒又无可奈何的部份。脱口秀的这种边缘性质，有时见于谐星用的语言：例如在主流笑话和喜剧都非常“干净”的1960年代，当红的脱口秀巨星布鲁斯（Lenny Bruce）就曾多次因在表演中用“cocksucker”等色情或意淫的字眼而被捕。但也有一部份见于脱口秀谐星本身的社会位置－－奥斯卡争议的主角洛克，就是承袭自黑人脱口秀传统而崛起的谐星。而其中一个体现脱口秀边缘本质的，正是它在西方文学中“以下犯上”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