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我对面的街道工作人员伸了个懒腰站起身，用力地叹了口气，“啊，终于轮到我下班了。”话未毕，刚过来接班的人就接话，“你就好，明天也没有排班，可以休息。”“我排班少是因为我可是要24小时听候指挥的，可不是没有事做。”边说着这位身材略显魁梧的男士边把工作手机丢到桌面上，骂骂咧咧地自我解嘲了几句，披上外套急匆匆地离去了。待新的工作人员坐定，没好气的抱怨夹杂着其他人“您好，这里是防疫办公室，你是不是最近有从外地回来的经历……”，继续在这个派出所内设立的街道防疫调度室里回荡。
打不完的电话，听不完的抱怨
一位民警形容当下派出所的工作状态是，“三分之一的人负责防疫，三分之一的人负责反诈骗，另外三分之一负责应付其他日常工作和临时专项，领导负责各种政治学习。”
拨打潜在风险人群的电话，是中国“动态清零”政策中基层排查涉疫风险人员的重要环节。排查工作由两部分组成，一种是由区排查工作小组下发的入境人员名单，这些不需要电话专班核实，直接进入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的程序。另一批就是通过各方数据系统整合然后下发到派出所系统的名单，这些名单需要由专班电话核实属不属于街道管理，然后催促这些落地人员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核酸和流调，再进入分级管理（居家隔离、居家监测、自我健康监测）的程序。
随着COVID变种病毒的传染性增强，“应检尽检”的范围越扩越大，涉疫人群的划分也变得“宁错杀不放过”。这些被上级要求核实的下发名单至少包括几类，第一类是近日从风险地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返回的户籍人员；第二类是通过工信部和省级公安部门的区域协查专班，识别的风险地区个人电话漫游溢出数据；第三类是本市涉疫重点场所的关联电话数据人员。其中，第一类人由于实名制，可以直接和户籍登记关联，后两类人由于不能确定户籍所在地，一般是以工作量均分的原则下放到各镇街，由各镇街先行确定具体人员管理责任的归属。
因此，拨打电话的工作量是庞大的。据公开报道，在深圳排查员一天一人要打300个电话。在本地有疫情的时候，深圳相关区政府组织停课的幼教老师上千人作为志愿者参与到流调的过程中。在我所在城市曾协助过的街道，一般日均要打300到600个电话，若疫情趋紧，最高峰期要负责四位数以上。这些街道处于老龄化偏高的老城区，人口流动性不大，外地返回人员较少，已经算是工作任务较轻的地方。即使这样，整个派出所里连同辅警在内，每天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力都是围绕着这个工作打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