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動態清零」與基層的迷茫：一位中國防疫志願者的近距離觀察

坐我對面的街道工作人員伸了個懶腰站起身，用力地歎了口氣，「啊，終於輪到我下班了。」話未畢，剛過來接班的人就接話，「你就好，明天也沒有排班，可以休息。」「我排班少是因為我可是要24小時聽候指揮的，可不是沒有事做。」邊說着這位身材略顯魁梧的男士邊把工作手機丟到桌面上，罵罵咧咧地自我解嘲了幾句，披上外套急匆匆地離去了。待新的工作人員坐定，沒好氣的抱怨夾雜着其他人「您好，這裏是防疫辦公室，你是不是最近有從外地回來的經歷……」，繼續在這個派出所內設立的街道防疫調度室裏迴盪。

打不完的電話，聽不完的抱怨

一位民警形容當下派出所的工作狀態是，「三分之一的人負責防疫，三分之一的人負責反詐騙，另外三分之一負責應付其他日常工作和臨時專項，領導負責各種政治學習。」

撥打潛在風險人群的電話，是中國「動態清零」政策中基層排查涉疫風險人員的重要環節。排查工作由兩部分組成，一種是由區排查工作小組下發的入境人員名單，這些不需要電話專班核實，直接進入集中隔離或居家隔離的程序。另一批就是通過各方數據系統整合然後下發到派出所系統的名單，這些名單需要由專班電話核實屬不屬於街道管理，然後催促這些落地人員到社區衞生服務中心做核酸和流調，再進入分級管理（居家隔離、居家監測、自我健康監測）的程序。

隨着COVID變種病毒的傳染性增強，「應檢盡檢」的範圍越擴越大，涉疫人群的劃分也變得「寧錯殺不放過」。這些被上級要求核實的下發名單至少包括幾類，第一類是近日從風險地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返回的戶籍人員；第二類是通過工信部和省級公安部門的區域協查專班，識別的風險地區個人電話漫遊溢出數據；第三類是本市涉疫重點場所的關聯電話數據人員。其中，第一類人由於實名制，可以直接和戶籍登記關聯，後兩類人由於不能確定戶籍所在地，一般是以工作量均分的原則下放到各鎮街，由各鎮街先行確定具體人員管理責任的歸屬。

因此，撥打電話的工作量是龐大的。據公開報導，在深圳排查員一天一人要打300個電話。在本地有疫情的時候，深圳相關區政府組織停課的幼教老師上千人作為志願者參與到流調的過程中。在我所在城市曾協助過的街道，一般日均要打300到600個電話，若疫情趨緊，最高峰期要負責四位數以上。這些街道處於老齡化偏高的老城區，人口流動性不大，外地返回人員較少，已經算是工作任務較輕的地方。即使這樣，整個派出所裏連同輔警在內，每天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力都是圍繞着這個工作打轉。

一位民警形容當下派出所的工作狀態是，「三分之一的人負責防疫，三分之一的人負責反詐騙，另外三分之一負責應付其他日常工作和臨時專項，領導負責各種政治學習。」因此，單靠街道派出所的警力，無力負擔每天雪花般的電話名錄。防疫專班加入了街道安排的各科室人員和志願者。一般而言，街道各科室會分班派駐進防疫專班，每一個班次由5至7人的街道工作人員和2至3人的志願者組成。早班從早上9點到下午4點半，晚班是下午4點半到10點。如果進入了疫情緊張的時候，午休和午夜加班是常有的事。

多數提出疑議的民眾最質疑的一點是「你們不是有大數據系統嗎？我們的資料你們都知道啊，為什麼還要問？」

電話核查工作也是枯燥和繁複的，中間狀況不斷。即便是第一類須監測的戶籍人員，大部份電話都不是「人-機-戶籍居住地」三者匹配。這是因為戶籍登記的資料多有疏漏。有的是手機使用者和戶籍登記人員不匹配，可能是該手機號碼交給了其他親朋好友使用，或者手機已經棄用變成了其他的用戶。有的是手機使用者雖是戶籍人口，但實際的居住地已搬離戶籍所在地。第二第三類人員由於本身就不是戶籍人員，而且基站數據也未必準確，處理起來更加複雜，也可能出現很多烏龍。電話空號有之，人機不匹配有之，未離開過當地有之，已離開當地有之，從未到過相關涉疫地點有之。

因此，有時候打電話的人面對諸多信息也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更難以讓接到電話的民眾心平靜和地配合了。即便是這些防疫電話在來電的時候都會顯示特定的單位，但不時也會遇到民眾的質問。比如，接到電話的人懷疑是詐騙電話的情況就時有發生，在電話那頭說，「是你們讓我裝反詐APP的，我怎麼知道你這個電話就是派出所呢，你問我這麼多的私人信息我怎麼相信你呢。」也有人會直接撥打110報警，出現其他派出所打電話回問「你們是哪個派出所的？」等哭笑不得的情況。

多數提出疑議的民眾最質疑的一點是「你們不是有大數據系統嗎？我們的資料你們都知道啊，為什麼還要問？」這也是我在不參與防疫工作前困惑的一點。包括本人在內很多有相似經歷的朋友從外地回來，即使已曾報備社區，都會接到來自多個部門的問詢電話。直到親身接觸過防疫專班的工作流程以後，終於明白所謂大數據監測系統從來沒有處理好信息的條塊分割問題，上級大數據監控系統只管下放任務，而不理會信息的如何收集和橫向共享。信息收集的各個環節相互之間並不聯通，導致工作流程效率低下。

比如，一個負責任的公民從外地回到社區時立刻和社區申報，已經自行去做核酸，輪班制的防疫工作人員未必就能完成工作的交接，個人的信息就未能及時地進入到數據系統。一旦系統沒有認定這個人進入到流調管理當中，自行做核酸的結果就不會被認可。管理者還是會要求該人士到社區衞生站完成核酸檢測和流調。即使進入到數據系統，如果居住地和戶籍地不是同一個地方，戶籍地也不會知道這個人已經納入到居住地管理，按照工作流程還是需要確認這個人是否歸戶籍地管理然後再推送資料到居住地。因為只有這個流程完全了，才代表一個完整的「履職履責」過程。

然而，這種「履責式」防疫在長期上級狂轟濫炸的「派單」工作不可避免地變成「避責」式防疫。最令工作人員鬆一口氣的是確認核查電話不屬於自己的管轄範圍。只要該人員已經不在所屬街道，無論是電話持有者離開了本市，居住在其他地方還是漫遊數據出錯等各類情況，都意味着後續工作量的減少。而一旦確認核查電話是屬於街道的責任，就要開始不斷追蹤該人士是否及時進行「三天兩檢」或「七天三檢」。上級的防疫大數據中台會為各街道設定核查電話和涉疫人員核酸檢測匹配度的任務，並監督街道兩方面工作進度。

內卷，打卡和運動式治理的常態化

「數字化防疫」提升了上級部門對下級的監控和監督能力，卻加劇了基層的內卷和形式主義。

COVID病毒的「風土病」化和中國政府對「動態清零」的堅持，使得防疫運動式治理在數字技術的加持下，從一鼓作氣的「短跑」變成力有不逮的「長跑」。一位招募志願者的街道社工負責人說，「你們每天過來打幾個小時電話可能會覺得挺過癮，但他們（街道專班）已經這樣子打了兩年。」事實上，這可能是現在這些工作需要越來越多不同渠道動員或招募的志願者支援和輪班的原因。因為很多志願者沒有被「折騰」過，激情滿滿，工作積極。相反，表面上看，街道工作人員似乎人數更多，但往往閒聊一下家常打幾個，打開手機遊戲玩一會再打幾個，打到不配合工作的電話，停下來相互抱怨幾句再來過。低效的核查和複核工作，不斷消耗着基層工作人員的心神和情緒。

然而，打電話只是眾多基層防疫工作一項而已。街道的幹部、網格員、社工、警察和上級機關與企事業單位的下沉志願者還要執行核酸檢測、打疫苗、宣傳疫苗、掃樓巡查等其他工作。大數據系統和各類政務工作群組的存在，意味着基層毫無喘息的空間，基層工作任務和指標開始完全圍繞着防疫打轉。「數字化防疫」提升了上級部門對下級的監控和監督能力，卻加劇了基層的內卷和形式主義。某些地方對社區「三人小組」工作內容的不斷加碼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社區「三人小組」是指由一位街道幹部、一位街道派出所民警和一位社區衞生站醫護人員入戶排查涉疫重點人員的工作模式。對於出租屋眾多的地方，有時候還會加入一位出租屋管理員。該模式一開始工作只針對居家隔離和居家健康監測人員，但在隨後的「常態化」防疫工作中擴大到各類自我健康監測人員（即那些曾到訪過有中風險區地市、大數據行程碼帶星號的綠碼人員）。即使這些人員已經在前期的防疫電話核查中納入了系統的核酸檢測管理，三人小組仍然要上門再次抄錄相關人士的身份證號碼、交通工具編號信息、何時落地等內容。他們每次走訪都要拍下自己和上門人員的照片上傳到工作群組「打卡」以證明完成任務。這種行為不能不令人聯想起那些被「困在系統」的外賣員——正如這些外賣員把食物放在消費者家門口然後拍下照片上傳以顯示送單完畢那樣。

困在另一套系統中，基層工作者每天都要將自己的防疫工作記錄在案，為「打卡」而奔波。疫苗點要拍照打卡，核酸點要打卡，上門向老人宣傳打疫苗又要打卡……當然，要「打卡」的不僅是街道的工作人員，還包括「下沉黨員志願者」。這些有本職工作的上級單位的黨員被動員起來，派到基層作為防疫人力資源的補充。在本地疫情出現的時刻，他們被派往各個核酸檢測點與管控區，負責值守、流調、保供給、送物資等。在沒有本地疫情的日常中，有些區會要求這些下沉志願者協助社區進行「掃樓」，進行疫苗宣傳、信息登記等工作。這些工作包括登記大數據行程碼的情況（綠碼帶星者），疫苗接種記錄等，在居民信息已納入數據系統管理的情況下，這些重複性工作同樣特別令人困惑。

一位負責統籌志願者工作的領導和我說，現在其實完全不缺志願者，無論是各個機構下沉還是社會自願報名的，人數都極為可觀，在常態化防疫階段，報名的志願者比服務位置要多。那為何在某些地方進入封控的關鍵階段，常常面臨社會服務阻塞的情況呢？

這是由於基層在實際運作的過程中，因各種原因缺乏協調和充分調動志願者的權限和能力。在中國城市管理中，不同的社區的行政關係和構成各有不同，有一些社區除了街道和居委有管理權限外，也會歸屬於管委會、機關單位或國有企業。在日常防疫工作中，由於事務相對簡單，街道和居委與其他系統派駐的志願者可以較為順利地共同工作，但當諸如部分封控或全面封控的情況出現時，不同行政系統間割據帶來的協調困境就會顯露出來。

這在社區一級尤甚，名義上是群眾自治組織的居委會已經高度行政化了，但它卻不是任何政府機關的派出機構，然而它卻要聽從上級各個部門的指揮，配合各類的防疫工作，卻沒辦法真正調動的了不同系統派駐的志願者和工作人員，在限制居民行動的前提下又壓抑了社區自發的社會性互助，導致無人可用的局面。

在我所在的城市去年曾經短暫經歷過一波疫情，也出現了物資運送「最後一公里」無法打通的問題。這一方面是因為管控區內的紅碼管制使得外面的志願者無法運送 進去，另一方面又是因為基層社區居委會，國企單位小區管理者和志願者、街道工作人員以及其他系統下沉志願者各個系統無法協同，導致工作推諉拖沓。最後事情的解決是通過上級領導現場辦公動員實現。由此可部分窺見為何上海空有物資而無人派送的窘況，畢竟大領導「靠前指揮」能解決一個或數個小區，但若一個城市封了大部分區，沒有真正的社區自治支撐，這種動員模式不過是飲鴆止渴。

逐漸喪失的工作意義感

相較於仍然有動力的志願者和努力恪守專業性的社會工作者，基層的行政人員已逐漸喪失了工作意義感。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一種國家動員和志願服務精神之間此消彼長的張力。很多位下沉志願者明確表示，他們內心是排斥每次做志願服務都要「打卡」告知所屬單位已經在崗。他們覺得自己是真誠帶着「公心」，希望出一分力參與防疫志願服務，而不是基於上級的壓力。然而，志願服務的政治化與「利益化」似乎是新時代精神文明建設不可逆的過程。

如今，社會化的青年志願服務也與各種入團、入黨、評優評先掛鈎，在各式動員和獎懲機制下，參與志願服務越來越變成一個與個人利益掛鈎的個體化行動，而不是一種在社會共同體中形成社群精神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街道行政工作者和志願者們（無論是下沉的還是社會化的）貌合神離——街道並沒有視志願者為得力的幫手，因為他們會覺得志願者也不過是來「打卡」，那些真正熱忱的志願者也不知道自己如何更好地服務社區，幫助街道或居委改善社區服務。志願熱潮的浮華之下並沒有形成真正的社區共同體意識。

與志願者能夠真正建立溝通和協作效應的是街道的社工組織。受香港社會工作知識遷移的影響，珠三角地區的社區社工相對而言比其他地方更加專業化。但在眾所周知的近年來打擊和收編NGO和公民社會的背景下，社會工作越發行政化。正如有社工督導形容，社工組織不過是街道辦的「私生子」。

由於社工服務的資金來源越更依靠政府撥款，「對社工的工作認定完全取決於街道領導對社會工作的認識，如果街道領導人知道社工專業是做什麼的還好辦，但如果領導不清楚，就會覺得社工遊手好閒，整天不見人，不幹活。」但無論是懂行的街道還是不懂行的街道，運動式防疫的常態化都進一步地傷害了社工的專業性。社工也被編排進各種專班投身於各式各樣的防疫工作中。在有一些社工人手配備不足的街道，幾乎所有社工近兩年的工作都是圍繞着防疫，已經有將近一年沒有做過個案和小組。

相較於仍然有動力的志願者和努力恪守專業性的社會工作者，基層的行政人員已逐漸喪失了工作意義感。在個人有限的接觸和交流中，他們的工作狀態可以說和2020年的時候大相徑庭。

當時，最辛苦承受最多壓力的基層工作者甚至可以說是中國防疫模式最堅定和最熱情的擁護者。相較於外國的愁雲慘淡，他們認為自己的犧牲和投入是中國抗疫勝利重要構成部分，他們是這個偉大事業裏面的一份子。當嘗試和他們探討是否有另一種防疫方式可以減輕他們的負擔，會迎來情緒非常激烈的反饋，視這些討論玷污了他們工作的價值和光榮感。

然而，當今年偶然和某些人再次談及這些問題，已經分外疲憊的他們卻猶豫了。反覆不斷的疫情，已經耗竭的精神和物質激勵使得承受着上與下兩邊壓力的他們也不知道接下來該何去何從，每天的連軸轉卻再看不到抗疫的成效，偶發性的感染者像地鼠一樣打下一個不多久又出現一個。就像機器一樣，他們無暇思考每個行動的意義和效果。他們最首要的考慮是如何權宜和快速地在限定的時間內完成上級的任務。譬如，在各地核酸檢測已經帶來感染的情況下，面對蜂擁而至的核酸人潮，儘管基層有些有識之士知道作業流程需要改進，但也全無精力和意願重新設計了。

其中一位和我說，「我見你年輕，又有海外留學背景才敢私底下和你講，平時我在群裏和日常交流中都不敢講的，其實我有至親和朋友在外國都得了新冠了，確實症狀很輕，吃點藥自己就能好，其實打了疫苗確實不是大病。 」隨後，她又無不迷茫地問，「但我們又能怎麼辦呢，如果不堅持下去，萬一真是搞到要封城，我們更辛苦更累啊……」

看着已經筋疲力盡的基層，有時不禁悵惋，無論是選擇繼續清零還是切換軌道找一條有序共存道路，打着疲勞戰的基層面對可能的大規模感染其實已經無力一戰了。

（阮玲婧，中國政治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