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读者评论精选”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条精彩读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会因应长度及语意清晰作节录或编辑。
1. kate_i，回应《防疫异见者的另一个上海：当躲避政治的城市遭遇防疫政治》
无疑，上海的多面性和宽容性是国内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因此在面对举国高压的政治性清零时，整个城市也在延宕这种可预见的灾害。
然而，上海也不过是大陆威权社会的小瓦片而已，掀不起风浪。前两天看到视频里上海的小区有人带头喊口号，“要吃饭，要工作”，喊到“要自由”的时候就应者寥寥，实在可悲。这既是民众在被长年洗脑后对自由的污名化共识，也是上海这个城市性格对政治化展现的疏离立场。
就像哈耶克所言，愿意放弃自由来换取保障的人，最终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障。上海在绵软无力的挣扎后最终还是要被押回原位，甚至要戴上镣铐游街示众。这个城市所创造的，所享有的，所自负的，所被特权化的，都在一片痛打落水狗的氛围中耗尽。一声叹息。
不过至少上海人还是有一些自嘲精神，这在中国大部分人身上都已看不到了，也许他们也该庆幸有这个余裕。
2. Detective，回应《防疫异见者的另一个上海：当躲避政治的城市遭遇防疫政治》
文章写得很好。也别是其中关于舆论认为上海是“买办城市”的叙述，极为精准。我前段时间没怎么关注上海疫情，只是听周边的大学同学谈论到这个问题，今天看到文章所述的舆论对上海的嘲讽，发现其内容竟和周边同学的观点惊人的一致。
最开始听到这种观点时我很奇怪，近些年来听到中国舆论对西方国家的嘲讽已经习以为常，却没想到这一次枪口对准了自己人。舆论所关注的已经根本不是病毒本身的特点、感染数和重症率、防控疫情的策略、封城下的民生保障，而居然是对上海这座城市、对上海政府乃至对于上海民众的大肆嘲讽。一夜之间在大陆民众的观念里，上海就是“资本主义”的代言人，就是西方道路的代表者，就是和乌克兰一样的“自作孽，不可活”。这是什么观念？这让我无限地想起了文革。
我不好说中国是不是应该当下立即和病毒共存，显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考虑到病毒本身的特性、疫苗接种率、疫苗有效率、医疗资源的充足率等多个问题。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说抗疫是一辆公交车，那么这辆车的终点一定是开放共存，只是取决于在第几站下车。然而在如今的大陆媒体和舆论中，我完全看不到这种趋势，恰恰相反，媒体依然在大肆宣传病毒有多可怕，会有多少严重的后遗症（身边的同学经常和我说，感染冠病后就会大脑萎缩、损害生殖器、失去味觉）。
好不容易上海有一次精准防控的实验，最后的结果就是被骂了个狗血喷头，几乎要给整座城市贴上“走资派”的帽子。由此，精准防控和共存再一次成为了“西方道路”的代表，在民众普遍的“二极管”思维之下，封控和共存就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哪个公众人物敢主张共存，那就是西方的代表、那就是收了美国的钱、那就是买办阶级，就要受到网络暴力和政治批判。这种趋势下，谁还敢提出不同的意见？又怎么可能指望民众再未来转变观念，接受必然到来的共存？
一百多年前，中国民众抗拒剪辫子、组建义和团拆除铁路；五十年前，中国民众砸碎一切法律和权利，开批斗大会开的兴起；如今，中国又一次走上了事事皆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道路。中国的历史，总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重演。
3. Hsiachin，回应《防疫异见者的另一个上海：当躲避政治的城市遭遇防疫政治》
上海从来没有在躲避政治，自从被迫开埠以来，这些政治的涟漪就已经深深的刻在这座城市的根里面了。从租界的设立到上海解放，再到改革开放和当下，东西方的交融和冲击从来都是这座城市政治摇摆的一部分。上海在躲避防疫政治吗？我觉得不然，这更像是一种作为一个国际都市的妥协，作为一个窗口，去展示在清零之下，它能做到多少。
作为中国的国际门户，以及中国经济上的首都，上海的一举一动显然是由不得它。清零应该是作为一个过渡政策存在的，却被无限延长作为一个常态化目标，病毒在分裂之后。选择了一种更温和的分支与我们共存，我们也该好好重新检视现有的措施，看看是否应该变化一下了。
4.Detective，回应《上海一线抗疫医生：因封控去世的患者可能比病毒致死的更多，已是医生共识》
即便是在舆论管控如此严格的大陆，在知乎上我也见到不少高赞，是关于疫情防控下医生的诉苦和吐槽。医生这个群体是以疫情之下最为疲惫、最受折磨的一个群体。然而在这个宪法中都鼓励“义务劳动”的国家，似乎在政府和普通民众看来，医生为疫情作出的奉献和牺牲都是天经地义，都是“集体主义精神”的践行者，他们的回报不是工资和奖金补助，而是小学生给工作了一天穿着厚厚防护服的人们跳的几支舞蹈。
中国人总是喜欢渲染自己的集体主义精神、无私奉献精神，鼓励舍小家为大家，也因此觉得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就是自私自利，就是腐朽的资本主义产物。所以说得了急病的人就可以不被救治、医生们防疫工作者们就得无偿奉献、被封控的百姓们就得忍饥挨饿，因为一切都是为了“大局着想”，都是为了“战胜疫情”，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利益”。我有时候不得不佩服中国人的忍耐精神，佩服医生护士们的吃苦耐劳精神，但这种精神最后带来的不同同期和理解，而是愈演愈烈的压榨、越来越疯魔的强权控制。
当一个国家可以为了虚幻的、抽象的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体利益时，所谓的“人民意志”和“社会利益”也就会逐渐走向政治化。最后你会发现所谓的钱“大局”不过是统治者、掌权者的一种话术而已，他们通过强大的国家暴力和宣传机器让民众恐惧、愚昧，最后变得越来越温顺和服从，变成自己借以巩固政权、强化控制的工具。就像是如今的中国：所谓的“疫情防控”根本无关于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生命，无关于平民百姓的幸福和苦恼，而只关乎于每天上报的那一串串数字，只关乎于“社会面清零”，关乎于媒体口中相较于西方国家的“制度优越性”，关乎于对自己国家的盲目自信与吹捧、对那些看似防疫不力的地区与国家的极尽贬低和嘲讽。作为一个大陆公民，只能说我很绝望。
5. duherong，回应《上海封城纪事：“上海模式”以至“上海骄傲”的幻灭，然后呢？》
座标上海，从3.14关在小区中，以“2天+2天+2天”无限循环的名义封闭至3.27，此后，经过浦东浦西轮动封闭，本楼栋4.1爆出阳性，已封闭管理，尚未转运。
加了两个业主群，有指责楼栋里阳性患者的，有抢菜失败骂娘的，有传递各类消息不亦乐乎的，有质疑核酸带来交叉感染的…
唯独没有一个声音被讨论：为什么我们要经受这一切？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于我个人，因为两年前被永久封了一个有近两千联系人的微信号，接近于“社交工具死亡”，我终于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学会了自我审查，学会了不再议论，被“防议”成功。
只是在回复群里一位友邻时加了一句：“主动去做志愿者我做不到，无他，不值得。”
6. raeye2，回应《上海封城纪事：“上海模式”以至“上海骄傲”的幻灭，然后呢？》
坦率地讲，很多对“上海人”这一虚幻的靶子大加驳斥的网民真的让我怀疑是官方下场的网军。当然，这是毫无依据的。我之所以有这种可笑的怀疑，其主要原因在于：很多人在这一过程中批判的靶子，也就是所谓的“共存”，说到底不过是没有那么怕这个病 罢了。这有什么错么？冠酱真的厉害到要靠封锁特大城市群大几千亿的经济损失、网警加班加点、喉舌大幅透支公信力、彻底抹去我们脆弱至极的服务型政府表象、路径依赖无限拔高来防控么？很多人所批判的“上海”靶子背后，正是对这一现状的质疑。但在这一点上，上海和别的地方有区别么？恐怕没有吧。
但话又说回来，老百姓恐惧这个病，本身其实是也有充分理由的呀。我们真的有这么怕染上这个病本身么，不还是怕染上这个病就不能当人类了。之前西安就（据说）有，得了病的回来工作也没了生意伙伴也没了，在方仓的时候还受尽百般拿捏。很多时候，老百姓对这个病的恐惧本身就是最悲哀的事：得了这个病真的就不能当人类了。你看这两天沪国有些方仓，真是当养猪场在运营。
而很多基层行政人员在管理上也是这种养猪场思维，仿佛群众只是一只只猪，只要吃饱穿暖就万事大吉——可惜人还是有自由意志。以至于在群众提出要求时，体制的第一反应是“闹事”，是“黏重滴威胁”。当然，我不大支持采取威胁跳楼之类的极端措施。不过，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几天现实证明了，在喊了十几年的“服务型政府”、“有限政府”之后，你不闹就完全没有办法和体制有效沟通。令人遗憾的另一个现实是：堵嘴真的有用，对老百姓协商让步还没准真的搞出什么事来。并且，对群众妥协本身在体制内就会犯很多人的忌讳，还是得“旗帜鲜明反对动乱”呀。
我觉得这种路径依赖是很可怕的。你不能让每一次老百姓与体制的沟通都以最残酷最极端的方式收场，有效的沟通方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沪国的一些小市民在试图做这件事，深渊的小市民也在试图做这件事，我们都应该支持这种努力：这正是改革开放留给我们的宝贵惯性。可能有些拔高了，但这和“上海人”骂战不同，关系着我们每个人是否会被卷进又一个极端年代。
7. iScream22，回应《上海封城纪事：“上海模式”以至“上海骄傲”的幻灭，然后呢？》
作为上海人，看着自己的城市一步步被中央毁掉。当疫情发展到这个程度，在中央完全下场介入的情况下，上海出现的种种问题、造成的大小悲剧，这些无论在哪个城市都一定会上演。我有自信说当前情况下，上海做不到的其它省市也做不到，这是整个中国的问题。 我唯一能够承认的是上海早期没有立刻进行一刀切封城所以才导致了现在的情况。但这也正是我最喜爱的一点。是上海一直以来在告诉所有人清零政策下依然能够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正常生活。一直以来，我宁愿上海在某次无法实现精准防控后像香港一样失守，也不愿看到上海选择全城核酸和封城。
遗憾的是，香港或许可以接受病毒无法消灭，逐渐走向共存，重新拥抱世界，而中央命令上海不可以。即使这次真的可以成功清零，上海的未来也是一片昏暗。上海人再一次深切地意识到，纵使是这样一个风气开放的国际化大都市，与其它省市也没有什么不同，同样是被牢牢掌控在中央手里，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捏死。
8. 陶淘、anonymous3，回应《防疫的清零困境，与二十大之年“中国道路”论述的内部撕裂》
陶淘：从决断失能来理解中国在乌克兰和上海的问题，听起来比从动机邪恶角度要可靠得多。作者将这种决策失能与宣传的自欺欺人相结合，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角。不过，有两点我觉得或许可以和作者商榷。
1。习近平过去十年的改革有目共睹，但改革和私利之间真的是对立的吗？习近平认识到了胡温十年的沈疴，痛斥亡党亡国之危，然后采取措施来避免中共的垮台。或许，在某些方面，防止政权的垮台和部分民众的福利与有所重合，那么他们是受益的；在另外一些方面，防止政权的垮台和民众的权利抵牾，那么民众是遭殃的。但是，在任何方面，防止政权的垮台都是和习近平的私利紧密结合的。
2。对平台资本的整肃和与大企业的合作矛盾吗？习近平或许确实对某些产业有所不满，但是这些行业背后的资本恰恰是维持庞大帝国运转必备的武器。从号召发展融媒体到去年的各种清X运动，习政府所意图打造的媒介帝国，不可能离开社群媒体的数位基础设施。整肃资本核心是敲敲打打的问题，但基层的市场规律是不会被触及的。实际上，习十年采取的策略，恰恰是用政策的工具和市场规律相结合的方式，操纵私人企业建造了忠诚的媒介帝国。他有什么理由自己拆掉这台机器呢？
anonymous3：@陶淘：对于第二点，其实很简单，就是信任。习不信任这些人，却暂时离不开。同时这些人也暂时臣服，一有机会就立刻跳反。本来这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合纵连横司空见惯，不过它却是独裁者无法接受的。
陶淘：@anonymous3：能解释一切的理论不能解释任何事。如此套用，习近平也不信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也不信任新疆区委书记陈全国。位于权力高位的人往往处于更接近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因此谁都不能绝对信任，包括那些资本的代理人。可是，这并不等于习近平反对资本，正如习近平所说的，充分发挥市场活力，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红利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这句话，许多自由派听不懂，觉得习近平整肃资本让民不聊生，怎么还能是红利呢？
我来翻译一下，习近平的意思是：恰恰是资本主义与极权主义的结合，为中国提供了世界上最发达的互联网审查、最发达的公民监控系统、数一数二的舆论控制能力，和一匹富起来的人，这其中，资源是来自民间或国际社会，而动力则是逐利的动机，压舱石是这批富起来的同行者。所以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习近平绝不会真的回归所谓的国有时代。至于敲打滴滴或者蚂蚁，我认为充其量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所谓不能放任资本的无序扩张，须注意，此处的无序是相对于政权稳定的无序，而不是相对于社会民主的无序。
这两者有时候统一，有时候相悖，有时候互不相关，但位于他的位置上，就决定了他在乎的最根本的永远是亡国亡党之危（永远记住他最初上台说的话），而不是算法奴役之危，也不是妇女生育自由之危，而这一点，恰恰离不开资本。
我发觉评论者经常犯的两个错误是，一个是完全不管习自己表达过什么，将他套用到某个历史上看似接近的人，抒发某一种观念；另一个是完全不管习能做到什么程度，以习本人的表述替代了他的行为。实际上我认为这两者都是不够现实的表现。
9. c_s_tpehk_，回应《倒退80年？一个颠覆了整个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土地发展修订》
公众参与从来都是幌子，政府允诺人民办公听会，看起来好像进入到civil city，事实上沦为一种样板。政府一种“你来了，你说了，我听了，但我不做你又拿我如何？”的态度，民众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顶多地方单位做一点社区计划，遍地开花，但根本撼动不了绝大部分的土地政策。
同时我也好奇，疫情以来在东北、西北地区，财团快速取地和建方舱医院，规避了取地的合理性和极加速整地的进程。在城规法例改变的当下，再加上因为疫情推动，在不久疫情后的世界，很想知道尤其在与深圳接壤一带的土地会是怎样发展的？
10. midori川，回应《岑学敏：台大国文必修要废除吗？香港与英国经验来看？》
作者很清楚地说明台大大一国文必修的争议。可惜的是，整篇文章立论著重理想问题——“大学应该有著怎么样的写作课程、人文课程？”，而忽略方法问题——“该如何从大一国文必修转型成写作课程、人文课程？”。
我有听说过一种说法（我无力证实此说法之真假）：大一国文必修制度让中文系要开设大量课程，而这些课程撑起大量专任/兼任教师的钟点。废除大一国文必修制度，会直接影响这些教授的钟点，甚至造成生计问题，因此中文系一定会以各种方式来阻挠改革。
如果以上说法为真，那么“大学应该有著怎么样的写作课程、人文课程？”也许不是重点，而“在大一国文必修制度改革的过程中，是否要顾及专任或兼任教师的钟点、生计问题？如是，要如何顾及？”才是真正的问题核心。
由于本文作者为大学教师，理当能对大学运作有更细致的观察。如果未来作者还有机会就此一议题加以论述的话，期待到时能补充课程制度改革时所遇到的实际阻力问题，以及就香港与英国经验来看，他/她们在课程制度改革时又是如何面对这些阻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