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代表中国队参赛的18岁中美混血姑娘谷爱凌（Ailling Eillen Gu）在最后一跳中凭借高难度动作反超对手，斩获金牌。原本就人气颇旺的她立刻获得更多的关注，人们开始熟知这个中美混血儿的传奇人生：华尔街精英的北大母亲，神秘隐身的哈佛父亲。3岁开始滑雪，14岁时在美国已经获得了滑雪、坡道障碍赛等9个全美冠军。2019年加入中国国家队，在2020年洛桑冬青奥会中为中国队摘得两金一银。17岁被斯坦福录取。在主流视角中，她不但敢作敢为、多才多艺、成绩优秀，还有着进步的性别意识——因为她总是把体育中的女性平等挂在嘴边。流利的英语和一口北京话更让中国民众觉得她又洋气又亲切。除了夺得冠军，她也跨界为时尚模特，成为本届奥运会最有商业价值的品牌代言人。
不少中国媒体把谷爱凌的成功和花样滑冰选手朱易的失误放在一起对比。然而，真正在大陆舆论中带来强烈刺激的不是同为归化运动员的朱易，而是生育八孩、困囿于锁链的徐州丰县母亲（据目前官方公告，认为她系傈僳族女子小花梅，本文亦引用此名）。后者把中国底层女性被拐卖、囚禁、遭遇暴力、强迫生育而无人救助的惨痛现实拉入公众视野。就在北京冬奥会进行的同时，徐州事件的处理尚未结束，百般苦难仍未尽的小花梅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谷爱凌形成了中国女性命运的冰火两极。此外，谷爱凌“在中国时就是中国人，在美国时就是美国人”的双面国族认同，“美国上学、海淀补习”的折叠式教育路径，“全红婵和谷爱凌谁更受男性欢迎”的媒体询问，都点穴般地精准击中当下中国舆论最具话题性的爆点。网络间广为流传的“你离谷爱凌还差十亿次投胎，但离丰县母亲只差一记闷棍”的帖子，更折射出普通人在性别、阶级等不同维度中五味杂陈的复杂情绪。
网络间广为流传的“你离谷爱凌还差十亿次投胎，但离丰县母亲只差一记闷棍”的帖子，更折射出普通人在性别、阶级等不同维度中五味杂陈的复杂情绪。鼓吹谷爱凌的成功学叙事、强调她的生涯选择和个人努力、塑造一个善于自我管理的榜样，是最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它构造的是“变成精英才能享受性别平等”的政治想像。
徐州丰县八孩母亲与冰雪公主谷爱凌之间的张力构成了性别政治在本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分歧——性别平等的图景正在沦为个别阶级的文化专利。本文并不是要攻击谷爱凌本人，我为这位职业运动员取得的成功鼓掌，但网络舆论和媒体的造星运动与掺杂其中的新自由主义性别偶像话语，正在强化阶级分层的性别剥削，消解那些为小花梅争取基本生存尊严的努力。鼓吹谷爱凌的成功学叙事、强调她的生涯选择和个人努力、塑造一个善于自我管理的榜样，是最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它构造的是“变成精英才能享受性别平等”的政治想像。
然而，这则美好童话的背后，是中美和城乡之间地域化空间几何权力差异，是国别和民族的优绩主义和社达叙事，是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内部的精英模式和阶层断裂。它把对系统性不公的抗争和对父权制的颠覆篡改成了充满时尚感和流行化的女性招牌，进而维系、巩固着中国当下包括性别、阶级、城乡等在内的矛盾重重又结构分明的权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