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新自由女神」谷愛凌：當性別平等淪為個別階級的文化專利

2月8日，北京冬奧會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決賽，代表中國隊參賽的18歲中美混血姑娘谷愛凌（Ailling Eillen Gu）在最後一跳中憑藉高難度動作反超對手，斬獲金牌。原本就人氣頗旺的她立刻獲得更多的關注，人們開始熟知這個中美混血兒的傳奇人生：華爾街精英的北大母親，神秘隱身的哈佛父親。3歲開始滑雪，14歲時在美國已經獲得了滑雪、坡道障礙賽等9個全美冠軍。2019年加入中國國家隊，在2020年洛桑冬青奧會中為中國隊摘得兩金一銀。17歲被斯坦福錄取。在主流視角中，她不但敢作敢為、多才多藝、成績優秀，還有着進步的性別意識——因為她總是把體育中的女性平等掛在嘴邊。流利的英語和一口北京話更讓中國民眾覺得她又洋氣又親切。除了奪得冠軍，她也跨界為時尚模特，成為本屆奧運會最有商業價值的品牌代言人。

不少中國媒體把谷愛凌的成功和花樣滑冰選手朱易的失誤放在一起對比。然而，真正在大陸輿論中帶來強烈刺激的不是同為歸化運動員的朱易，而是生育八孩、困囿於鎖鏈的徐州豐縣母親（據目前官方公告，認為她系傈僳族女子小花梅，本文亦引用此名）。後者把中國底層女性被拐賣、囚禁、遭遇暴力、強迫生育而無人救助的慘痛現實拉入公眾視野。就在北京冬奧會進行的同時，徐州事件的處理尚未結束，百般苦難仍未盡的小花梅和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谷愛凌形成了中國女性命運的冰火兩極。此外，谷愛凌「在中國時就是中國人，在美國時就是美國人」的雙面國族認同，「美國上學、海淀補習」的摺疊式教育路徑，「全紅嬋和谷愛凌誰更受男性歡迎」的媒體詢問，都點穴般地精準擊中當下中國輿論最具話題性的爆點。網絡間廣為流傳的「你離谷愛凌還差十億次投胎，但離豐縣母親只差一記悶棍」的帖子，更折射出普通人在性別、階級等不同維度中五味雜陳的複雜情緒。

網絡間廣為流傳的「你離谷愛凌還差十億次投胎，但離豐縣母親只差一記悶棍」的帖子，更折射出普通人在性別、階級等不同維度中五味雜陳的複雜情緒。鼓吹谷愛凌的成功學敘事、強調她的生涯選擇和個人努力、塑造一個善於自我管理的榜樣，是最典型的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它構造的是「變成精英才能享受性別平等」的政治想像。

徐州豐縣八孩母親與冰雪公主谷愛凌之間的張力構成了性別政治在本時代最具代表性的分歧——性別平等的圖景正在淪為個別階級的文化專利。本文並不是要攻擊谷愛凌本人，我為這位職業運動員取得的成功鼓掌，但網絡輿論和媒體的造星運動與摻雜其中的新自由主義性別偶像話語，正在強化階級分層的性別剝削，消解那些為小花梅爭取基本生存尊嚴的努力。鼓吹谷愛凌的成功學敘事、強調她的生涯選擇和個人努力、塑造一個善於自我管理的榜樣，是最典型的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它構造的是「變成精英才能享受性別平等」的政治想像。

然而，這則美好童話的背後，是中美和城鄉之間地域化空間幾何權力差異，是國別和民族的優績主義和社達敘事，是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內部的精英模式和階層斷裂。它把對系統性不公的抗爭和對父權制的顛覆篡改成了充滿時尚感和流行化的女性招牌，進而維繫、鞏固着中國當下包括性別、階級、城鄉等在內的矛盾重重又結構分明的權力機制。

個人努力和還是資源堆砌？新自由主義締造的「新自由女神」

有進步意義的是，谷愛凌本人已經成為性別平等的代言人。「作為滑雪隊裏唯一的女孩，我為自己的女性特質感到驕傲」。從數學班唯一打籃球的女生，到帶動全班女生打籃球的谷愛凌 「希望更多女孩敢於打破自己的界限」，「能激勵一個女孩，就完成了我的目標」……在採訪和自述中，她所展現出的新時代自信女孩魅力無人能擋，這也讓她在簡中互聯網人氣暴漲，收穫大量的支持者。然而，這也是一個特別複雜和矛盾的時刻，當大眾女性主義興起的同時，「全紅嬋和谷愛凌誰更受男性歡迎」和「谷愛凌在我們村嫁不出去」等言論比比皆是，厭女症這一社會舊疾沉痾並未因一輪高過一輪的批評、抗議的聲浪而消停，反而構成一種陳詞濫調的挑釁，愈發受到另一部分群體的歡迎。

輿論場裏出現了新的聯盟和新的排斥。一方面，女性正在聯合起來抵制男性的凝視和父權的文化；另一方面，女性主義者內部就谷愛凌現象中的性別和階層孰輕孰重的問題起了分歧。然而大陸的輿論審查又無法讓關於國籍、性別和階級的討論順利開展，於是，不知不覺間，簡中世界的女性主義彷彿無處不在，而同時又高度矛盾。而那些談論雙重國籍和特權優勢的文章，要麼是已經被封，要麼忙於證明自己不是充滿妒意的「破防的酸雞」，只能蜻蜓點水地重申結構性的階級、性別等交叉性問題。

除了「個人努力」之外，她成功的其他必要條件被抑制，反而呈現出一種「唯性別上」的個人敘事特點。

實際上，對於谷愛凌的造星運動是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標準範本。得益於冬奧官方宣傳、體育明星和商業運作的需要，她的性別身份被賦予了文化上的重要性——不論是隨母姓、母親高投入的傳奇成長史、還是她本人的努力，她的個人成就被包裝成一種「女性權力」的媒介形象，又因為年輕、時尚的情調被頌揚成「優秀女孩」的代表。然而，除了「個人努力」之外，她成功的其他必要條件被抑制，反而呈現出一種「唯性別上」的個人敘事特點：「再有錢也買不來奧運金牌，只有個人奮鬥才能取得好成績」、「不應該用階級抹殺谷愛凌的努力」、「同樣是成功人士，只批評精英女性不批評精英男性是一種厭女」……這類言論成為不少女性主義者支持谷愛凌的主調。

在各處氾濫的「谷愛凌養成記」的教育技術拆解中，很流行一種女性化的雞湯，認為「把谷愛凌一切的成績歸因於她的精英教育的人，往往會忽視她鼓勵中國女生運動的積極意義。」實際上，谷愛凌的成功已經遠遠超出運動員的成績，並不是每一位拿到金牌的運動員都有相同的媒體熱度和商業價值。2021年夏季奧運會獲得10米跳台冠軍的全紅嬋輿論熱度同樣高漲，但鮮有可以轉換成商業代言的能力。剛剛過去的亞洲盃中國女足奪冠，廣東省足球運動中心主任程志文在2月11日對媒體表示，女足奪冠也可發揮「谷愛凌效應」，從另一個側面證明了體育產業中培養模式、資源分配、激勵機制和商業化程度的種種不均不僅限於兩性之間：成功的職業運動員不一定是成功的商業資源，而一些冠軍比另一些冠軍更能鼓勵小女孩參加運動。在各種構成谷愛凌成功的必要條件中，「個人努力」顯然不是最稀缺的那一個。而她在成長生涯中奢侈的美式商業化體育訓練投入，被模糊成了簡單的「家庭的支持」。

輿論就是這樣無形地強化了在個人身上進行生產式的微觀權力運作方式：它甚至不是通過壓迫和限制的形式來鞏固不平等，而是在不同女性群體面臨的差異性訴求中，選出最符合消費和父權社會期待的那一種——豐縣母親在這一歷史節點恰好具象化了這種差異性。輿論通過對「特定的女性認同」的認可，進行生產性的鼓勵，構造出新的日常生活的規訓體系：女性要自我提升，要自主地選擇更好的生活方式，要有積極熱愛的態度而不是抵抗性的憤怒，進而構成了新自由主義下的自我監督的性別治理。換言之，媒介再一次通過「女性成功學」的爽文敘事偷換了「女權主義者追求平等」的政治訴求。女性主義正在淪為一種酷女孩的裝飾，一種流行和時髦的時代情調，被新自由主義收編了。

儘管支持谷愛凌，支持中國女足，也支持小花梅是大部分女性主義者「全部都要」的樸素平等理想狀態，但宣傳-媒介-大眾共同構造的政治議題話語空間已經驗證這只是某種單方面的一廂情願，遑論失效的社會保障制度、歧視性的政治治理系統和不同頻的經濟再分配。

但實際上，我們不可能一邊做成功的魅力女人，一邊完成對父權的抗爭和顛覆。儘管支持谷愛凌，支持中國女足，也支持小花梅是大部分女性主義者「全部都要」的樸素平等理想狀態，但宣傳-媒介-大眾共同構造的政治議題話語空間已經驗證這只是某種單方面的一廂情願，遑論失效的社會保障制度、歧視性的政治治理系統和不同頻的經濟再分配。

有別於西方的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在中國本土的輿論環境下，谷愛凌現象也明顯得到了國家的背書——一方面是官媒高強度的正面宣傳，另一方面是審查對公開質疑和討論的清洗：公眾號「奴隸社會」炸號，「這個時代有些人無論在哪兒都能贏」、「戰士東來公主西去」等文章被刪稿。任何的審查已經把不同女性群體的差異性訴求涇渭分明地篩選出來，通過高舉大家都喜聞樂見的「神奇女俠」來排斥另一種「更激進」的公正：我們在豐縣母親的身上看到的並不是「個人努力」就可以改變的社會系統的崩塌；中國女足能將李影在2021年6月於社交媒體發出和女友照片出櫃，因為性取向問題一度落選國家隊失緣東京奧運會。

有別於西方的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在中國本土的輿論環境下，谷愛凌現象也明顯得到了國家的背書，當下流行於互聯網的大眾女性主義意識，本質上強烈地帶有身份的偏好和視角。

當下流行於互聯網的大眾女性主義意識，本質上強烈地帶有身份的偏好和視角。只不過西方「白人、中產、異性戀」的維度在與中國本土語境下進行了新的嵌套，混血兒-漢族-少數民族之間、中美國別和城鄉二元之間、現代家庭關係和本土宗族之間，構成一種更復雜的權力拓撲。然而，在強調文化上性別身份的認同時，輿論的話語空間因為種種客觀因素，難以向社會-經濟結構繼續延伸。在商業鼓吹和政治壓抑的雙重作用下，中國式的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也只好強調文化政治的性別身份，忽略了其他權力秩序對再分配的影響。這種認識上的偏移把系統壓迫和結構劣勢定義為個人遭遇，將成功歸因於個人成就，同時降低了採取組織行動糾正社會不公的可能。

性別歸性別，階級歸階級？我們到底要怎麼談論交叉性

認可谷愛凌的成功，的確可以作為一種精神鼓勵，但神化一個女性的成功，把與階級相關的反思和討論都看做是「厭女的自卑」，則是一種排斥性的沙文主義。強調階級如何運作於性別話語的建構，並不是製造內部分裂，更不是階級意識將精英女性和底層女性相互對立，而是要警惕精英階級所塑造的模範女性淪為一種麻痺性的幻覺，防止「同質規範性」扼殺其他女性離經叛道不想符合「性別模範」的可能性。實際上，新自由主義塑造的女神像，就是想要讓大家忘記階級權力的差異，把女性主體分裂成「有抱負有理想的女性」和「咎由自取的女性」，抹殺女性主義的批判力——因為只談論性別而忽視階級差異的女性主義話語，也就失去了納入政治經濟中再分配的視角，拋棄了沒有再分配特權的大多數女性——難道沒有像谷愛凌一樣成功的女性是因為她們不夠努力咎由自取嗎？「十億次的投胎」背後正說明了這是一個機會不均等、分配不公平、分化日益嚴重的社會現實。「不應該用階級抹殺個人努力」號召的不是女性共同體的團結，而是忽略了階級分層的性別剝削，延續這種不同頻的社會經濟分配製度的秩序基礎。

新自由主義塑造的女神像，就是想要讓大家忘記階級權力的差異，把女性主體分裂成「有抱負有理想的女性」和「咎由自取的女性」，抹殺女性主義的批判力。

交叉性是一種「分析的識別力」（analytic sensibility），是對統一性和差異化問題以及不同權力關係進行交叉性思考的方式。如果說女性主義帶有追求性別平等、消弭性別不公的理想，那麼關注各種差異，關注社會中各種交織糾葛、連續存在的不平等是無法迴避的性別議題。性別與階級、地域和文化圈層等因素並不是毫不相干的斷裂標準，而是以一種交互作用的複雜機制共同作用於權力的軸承。許多社會維度彼此勾連，無法「提純」，而對它們的討論也不是為了爭出個「哪個維度比另一個維度重要」。艾莉森·貝雷（Alison Bailey）就把「交叉性」看做是一種「拼寫檢查程序」，以幫助呈現女性經驗的多元性，尤其是通過追溯特定情景的權力生產過程，把邊緣群體融入到主流的討論中。我們在認可谷愛凌的成功的時候，不僅僅要慶祝她是個女生，也可以分析經濟權力和文化資本等社會系統如何構成了她的個體經驗。我們可以為谷愛凌受到了「嫁不出去」的父權凝視聯合起來支持她，也可以基於她的特權式的精英階級，反思中國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和社會分化。

得益於充分的媒體宣傳和紀錄片資料，我們也已經知道谷愛凌成長經歷是一種摺疊中美、各取所長的發展路徑：精英金融背景的母親，美式商業化的昂貴教育投入，暑假到海淀補習高分SAT進入斯坦福。它不僅是「女孩就要貴養」的極致現實，也映照出了整體競爭環境的複雜和不公：10個小時的睡眠並不是極端內卷的大陸學生可以享受的奢侈待遇；「美國讀書中國補習」隨心所欲的流動性，是大陸剛剛經歷雙減教育和疫情的隔離政策的普通人眼裏的天方夜譚。對於特權階層而言，社會和市場資源具有無邊界性，他們不僅可以隨心所欲地「用腳投票」，還可以同時跨越地球半徑「腳踏兩隻船」。面對這樣的客觀事實，仍然只強調「性別」的單一視角，認為「男人對女人的壓迫才是最基本的壓迫形式」，是站不住腳的——女性在經歷多重傷害，性別、階級、民族等身份相互關聯，只不過谷愛凌恰好是個女生而已。

實際上，不同維度的權力的運作並不僅僅只有強化歧視、疊加壓迫的作用，在某一範疇內的強勢地位也能夠抵消其他社會劃分帶來的弱勢，也可能因為其他因素相互牽制、弱化而帶來改善歧視和不公的機會。谷愛凌的成長環境已經讓她享有性別歧視的免疫特權，我們很難說她個人受到過怎樣的性別歧視、遭遇過怎樣的性別霸凌——如果說這是「個人遭遇」的偶然概率，那麼，階級優勢毫無疑問是加大這一「幸運」的砝碼。而在性別之外，谷愛凌的階級優勢實在不容忽視。精英式的生活方式和教育讓深陷996和內卷壓力的中國家庭意識到她的成功並不具有代表性。「普女認清現實放棄幻想」的自嘲和焦慮情緒，說明人們意識到階級的藩籬並不能輕易跨越。而構成谷愛凌成功的必要條件中，精英教育和文化資源是不可或缺的。

谷愛凌個人當然並不虧欠豐縣小花梅。在認可谷愛凌個人的成功和優秀的同時，我們應該承認她無法代表中國廣大女性的共同經歷和共同利益，而這種差異並不僅限於某一個或某一代女性。

谷愛凌個人當然並不虧欠豐縣小花梅。在認可谷愛凌個人的成功和優秀的同時，我們應該承認她無法代表中國廣大女性的共同經歷和共同利益，而這種差異並不僅限於某一個或某一代女性。回顧中國經歷的市場化轉型，當谷愛凌的母親谷燕這些精英們走出國門、在華爾街叱吒風雲，回國登上雜誌專訪的報導頭條時，中國女工的數量於1982年到2000年之間，從2953 萬人增長到 3725 萬人，增加了近 772 萬。這些年輕女工大多來自農村，在新自由主義理念為基礎的低福利勞動政策下進入了全球化的生產鏈條，成為幾乎沒有保障的「廉價」的勞動力。同樣的全球化和社會市場變遷，精英和中下層女性在經歷完全不同的結構變化。

哪怕是「全紅嬋和谷愛凌誰更受男性歡迎」的父權凝視中，二者之間的差距挑撥的也是傳統男性凝視下對不同女性的偏好，這種差異正體現在國族、身份、甚至是階級上——全紅嬋出身自廣東湛江底層、父親仍是種田的農民，是以「破例進祠堂」慶祝女兒成功的傳統中式家庭，奧運冠軍是她可以改變自身命運的最大押注；谷愛凌是中美精英的混血兒，含着金湯匙出生的她已經握緊了一手好牌，自然可以憑藉熱愛和支持「全面開花、重點結果」。在當下的歷史切片中，不同的女性在各自的社會結構座標中對谷愛凌自然有着完全不同的主體經驗，應該允許各個群體表達對這種落差的體驗，哪怕是消極的。然而，從輿論來看，底層女性的話語顯然沒有得到廣泛支持，甚至被指責是嫉妒、自卑，或是「消極的女性觀念」。

新自由主義給每一個階層的女性都提出了改良主義的方案：精英行使階級的特權、中產階級擁抱消費文化、底層回歸家庭、從事代孕等等。

我們也要承認，女人們的心思各有不同。有特權的精英女性希望與同一階層的男性一樣，「更進一步」（Lean in），通過更多的資本積累，佔有更多的社會資源，以達到平等。一般而言，她們工作-家庭的平衡偽命題也意味着私人領域的階級特權——把家務轉嫁給在勞動力市場中廉價的底層女性就好了。中國的中產階級女性正在焦慮地希望工作機會均等、同工同酬，維持體面的都市生活，而婚戀和生育壓力正在把她們逼向「不婚不育、經濟獨立」的個人化、市場化的生存策略。底層女性，迫切地想要改善窘迫的生活條件，擺脱不見天日或高強度的工作剝削。

實際上，各個階層的訴求在父權制的結構下也不是沒有商量的餘地。新自由主義給每一個階層的女性都提出了改良主義的方案：精英行使階級的特權、中產階級擁抱消費文化、底層回歸家庭、從事代孕等等。法國女性主義者安東瓦·富克（Antoinette Fouque）曾經評價資產階級秩序和父權制用一種局部的改良主義拉攏女性：「性別的差別不在於是否有陰莖，而在於是否是男性經濟的一部分」。父權制正在通過強勢的市場和商業思路，利用大眾女性主義樸素的公平意識，來編排一種「去政治化」的性別化話語，它往往假借女性主義的面貌出現，但它不一定是女性主義的。

奧運式「飢餓遊戲」——新型國族認同的性別雙重標準

在貧富差距和分化懸殊的社會背景下，窮苦大眾和特權階級有着天壤之別的命運。在各個不同地區選拔出來的青年男女相互廝殺戰鬥，贏家享受榮華富貴，失敗者被獻祭犧牲——等等，這其實是反烏托邦小說《飢餓遊戲》的設定，但目前真人秀化的體育造星運動和成王敗寇的輿論反應，也越來越貼近小說中的劇情。如果說《飢餓遊戲》中的戰鬥是為了活下來並且為自身所在行政區贏得榮譽和物資補償，那麼冬奧會中選手們贏下獎牌為國爭光提升國家形象和外交實力，也發揮着異曲同工的作用。《飢餓遊戲》小說中帕納姆世界極端兩極分化，與2022年北京冬奧會飽受好評、振奮人心的開幕式和徐州豐縣母親四壁蕭條的家，給人一種「如有雷同純屬巧合」的感覺。更重要的是，雖然行政區的代表之間在飢餓遊戲裏相互廝殺，但是帕納姆國的管理者才是真正的遊戲規則的制定者。這一政治隱喻直指社會結構中「絕對權力的隱身性」。

在階級和性別之外，大陸輿論最難討論的實際上是國家意志和國族認同在谷愛凌效應中的主導作用。首先，在新的國際政經形勢下，中國的國族情緒卻與傳統的古典民族認同大有不同。人們仍然追問谷愛凌的父親是誰，想要通過「尋父認父」來理解優秀女人，重回男權心理舒適區，但卻對懸置於她頭頂至今模糊不清的國籍問題有着異於常態的寬容。民間其實也有不少人認為，只要拿金牌就是咱中國人，「美國國籍為中國效力」，佔美國人便宜，何樂而不為。何況社交媒體上的言論審查也根本沒有給公眾諮詢雙國籍的彈性政策是否有鬆動的可能。2月9日，奧運會官網上 谷愛凌「放棄美國國籍加入中國國籍」的介紹也改成了「她選擇為中國參賽」，官方的態度顯而易見。

如果說《飢餓遊戲》中的戰鬥是為了活下來並且為自身所在行政區贏得榮譽和物資補償，那麼冬奧會中選手們贏下獎牌為國爭光提升國家形象和外交實力，也發揮着異曲同工的作用。

而胡錫進在社交媒體上的一番言論則頗有代表性地反映出一種「以意識形態為劃分標準」的新型國族認同：「漂亮、有才華的谷愛凌回來代表中國參加比賽還拿冠軍，行動困難的盲人陳光誠去美國尋找光明（後來改成『心理陰暗的恨國黨去美國尋找光明』）……有本事的多來中國……也歡送不順心的滿腹牢騷的人多出走幾個去美國奔赴自由，讓中國成為做大事者的大舞台，讓美國成為不合群者的天堂」。這一言論在社交媒體也收穫了大量的擁躉。這一套話語明確地以意識形態劃分中美敵我的標準，是中美兩國彼此間在經濟和民間往來難分你我，而又需要在政治和經濟上競爭重新規劃權力邊界，以至於試圖對抗、脱鈎的國際政治現實。不幸的是，在支撐起新型中國國族認同的意識形態裏，中方的民族自豪感建立在凝視女性容貌的性別歧視、對殘疾人的歧視、優績主義、和慕強的社會達爾文之上——它是漢族順位異性戀男性中心的。

時勢造就「女英雄」。「ins懟鍵盤俠到凌晨，今天起床拿冠軍」的強者爽文敘事完成了國族心理上的優越感。谷愛凌成為受到國家背書的代言人可謂歷史的選擇，胡錫進對谷愛凌的認可只是點破了中國主流社會思潮的選擇標準。而花滑運動員朱易不但受到了「父親靠關係收買入奧資格」的審視，也因比賽中的失利失敗遭受更多的「弱者貶斥」。本屆男子花樣滑冰冠軍陳巍也是一名華裔，但在中文社交媒體裏因涉嫌辱華而不受待見。

不同運動員引起不同的輿論反應，說明階級和性別等維度，在民族強弱、國家成敗的敘事前毫無討價還價的餘地。

不同運動員引起不同的輿論反應，說明階級和性別等維度，在民族強弱、國家成敗的敘事前毫無討價還價的餘地。新型國族主義並不是通過血脈和民族身份來尋求認同，遑論「政治正確」的性別或者隱而不談的階級。在歸化運動員被視作潛力股代表國家出征奧運賽場，而國家意志藉此打造榜樣標兵時，成王敗寇的殘酷邏輯只願吸納強者，而且是認同權威的僅此一種，其他因素皆是為其展示國家實力、講好中國故事的裝飾花邊。唯有在此基礎上，跨國的、政治的、階級的甚至性別維度才能繼續構造當下中國社會的權力拓撲幾何。當體育競技的輿論場不同運動員引發爭議，人們因四分五裂的意識形態進行思想爭鋒時——國家意志乃是冬奧會中政治話語「飢餓遊戲」裏巍然不動的莊家。

路在何方？

我們如何提供一個性別平等的理想社會，既讓谷愛凌能夠綻放光彩，也讓小花梅能夠得到生活尊嚴和福利保障，而不是滑向極端的自由個人主義或集體平等主義？對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否定，並不是為了單純否定女性主義在文化認同和榜樣塑造上作出的努力，而是為了在承認文化面向的同時重啟經濟批判的能動性。尤其是徐州豐縣母親所反映出中國社會全面退化的社會保障，與傳統惡習勾連的不作為的官僚體系、失效的信息溝通和媒介的缺席等等問題，說明了公共福利制度的必要性。且不論特權女性對底層女性是否有責任和義務，支持女性的話語不一定要「劫富濟貧」，但至少不應該「劫貧濟富」，我們不應該強迫底層女性為特權女性鼓掌。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們如何串聯不同社會群體中的政治意見，兼顧、融合不同的聲音，解決代表性的問題？

且不論特權女性對底層女性是否有責任和義務，支持女性的話語不一定要「劫富濟貧」，但至少不應該「劫貧濟富」，我們不應該強迫底層女性為特權女性鼓掌。

西方第二波女性主義的歷史經驗已經說明了性別平等的發展路徑總是艱難的選擇。美國批判理論家和女性主義者南錫·弗雷澤（Nancy Fraser）回顧1930年代以降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中西方第二波女性主義遇到的「發展路線」的問題：當時的女性主義者質疑社會民主政治與發展型國家中普遍性別不平等的現象，試圖將性別正義的議程從「社經資源分配」向私領域延伸，卻也因此被迫面臨一個難題：是否應支持自由市場的邏輯，以提升經濟上的平等？

「到了1980 年代，保守勢力佔據了歐美政治版圖十幾載，備受仰賴的福利制度開始瓦解，讓幾乎快消亡的純粹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奇蹟似的起死回生。這次再從歷史的垃圾桶裏撿回來的『新自由主義』給了社會平等主義的理想重重一擊。這一擊，通過加速的全球化現象，使得社會民主制度的承諾被全世界拋在一邊，而這也讓原本欲寄託階級正義於性別平等的女性主義運動不知所措。」這一歷史被弗雷澤認為是女性主義與自由市場邏輯或許存在「危險的私通」。

在慶祝谷愛凌的成功的同時，我們有必要意識到性別平等不是某個女性的自我完善，而是改造社會謀求公共利益——對女性共同體而言，姐妹情誼不僅僅意味着「一個人的進步是所有人的進步」，也意味着「落下一個人就是落下所有人」。

西方女性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這一段若即若離的糾葛關係對中國今天的社會也有深遠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西方女性主義的這一段歷史構成了參考意義，但中國女性主義者面臨的是完全不一樣的歷史環境。擺在我們面前的是經歷了國家女性主義和市場化轉型之後，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中國現有的經濟體制也完全不同於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市場，作為國家權威的政府在政策和經濟等社會生活上的影響力遠遠大於西方。中國仍面臨着體制內外、城鄉二元等特有的分化格局。

當西方女權運動中美國黑人女性對付「資本主義和父權制」的雙頭怪時，中國的邊緣群體女性所處的性別結構、經濟地位、勞動力格局要在國家-資本-父權甚至全球化中更復雜的權力幾何中掙扎，而中國「父權的國家」和「父權的資本」之間也並非勢均力敵。我們要被迫二選一嗎？我們選擇怎樣的盟友又會付出怎樣的代價？中國女性所萌生的力量如何尋求來自官民、公私的支持，甚至從跨國流動汲取資源，還需要各方的智慧。這是為什麼在慶祝谷愛凌的成功的同時，我們有必要意識到性別平等不是某個女性的自我完善，而是改造社會謀求公共利益——對女性共同體而言，姐妹情誼不僅僅意味着「一個人的進步是所有人的進步」，也意味着「落下一個人就是落下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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