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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的哭声:从八孩母亲到被遗忘的农村女性精神障碍患者

“‍‍人权的保护不是家庭的责任,而是政府唯一需要存在的理由。”

2015年5月6日,被诊断出患有精神障碍的女人在浙江方家村家中的笼子里抽烟。

2015年5月6日,被诊断出患有精神障碍的女人在浙江方家村家中的笼子里抽烟。摄:William Hong/Reuters/达志影像

端传媒记者 赵其流 易小艾 发自新加坡

刊登于 2022-02-08

#徐州八个孩子母亲#精神障碍患者#拐卖妇女

“徐州八孩母亲”事件在2022年农历新年来临前引爆中国大陆舆论场。事件中的女性杨某侠在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的一个村子里,被铁链锁颈、拴于简陋偏房,她蓬头垢面、衣着单薄,却为董某民生育8个孩子。事件发酵后,曾有网民怀疑杨某侠系四川失踪女孩李莹,2月7日晚发布的官方公报指,警方经DNA比对,二人不匹配。

此前杨某侠已经出现在董某民与其他短视频博主迎来送往的视频片段里,用于宣传父亲养育八个孩子的「正能量」,但直到1月28日,一个博主用手机镜头拍到上述画面并被大量转发后,她所遭受的非人道处境才真正刺痛公众。截至发稿前,徐州丰县官方对八子母亲一案的回应公报,已在新浪微博中获得1.4亿阅读量。

丰县官方在1月28日、1月30日、2月7日发出三份公告,对于外界集中质疑的是否存在拐卖、为何要被锁住、杨某侠到底是谁等问题陆续给出回应:“不存在拐卖行为”;铁链锁颈是“为防止杨某侠犯病时伤人”;杨某侠系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人,原名为小花梅,被同村人桑某某带至江苏治病(“言语行为异常”),后走失,但桑某某未报警,亦未告知其家人。

截至于第三份公告发出,各种各样未经证实的爆料和猜测已经在墙内墙外不断复制、加工和传播。虽然最新公告的发布级别已从丰县县委提升到徐州市市委,但公众的怒火和猜疑仍未平息。人们难以理解在当今社会为何有人被毫无尊严地对待。这同样激起了人们心中关于中国拐卖妇女的黑暗记忆。在徐州市发布的公告微博留言区有人写道:“明白了。一个坏人都不存在,只有帮人治病和收养病人的善人,坏的只是牙齿”。

与此同时,由于当地有关部门一连数日在村口的封锁与主流媒体的集体失声,杨某侠是否被拐卖到这里、是先天障碍还是因遭受折磨虐待造成心智失常,至今未出现有公信力的调查结果。据端传媒与抵达丰县的记者、志愿者核实,当地已经开始严防外来人员尤其是媒体记者进入村里探访,这户人家家中被专人驻守。有前去调查的记者已经接到报导禁令。

此前也有报导被拐女性在遭遇非人对待后出现精神障碍的情况,《常德女子被拐8年受尽折磨 警方成功解救》《女子失踪22年遭拐卖强奸 患精神分裂曾打死婆婆》等标题在地方媒体中出现。但中国并没有系统的案例统计,拐卖妇女与拐卖儿童常常混为一谈,甚至地区案例研究都寥寥无几。长期关注中国性别暴力的工作者范越对端传媒表示,一些妇女在被拐卖的过程中常因遭遇暴力或自残而成为(身心)残障人士,这对于他们的生存和被解救,都增加了一重困难。

丰县事件再次引发有关是否有必要提高拐卖妇女、儿童罪刑罚的讨论,但范越认为,刑责处罚只是被拐卖女性权益保护的其中一环,更重要的“一头一尾”反而少人在意。她援引联合国有关人口贩运的《巴勒莫议定书》解释,治理人口贩运强调三个“P”——预防(prevention)、保护(protection)和起诉(prosecution),但实践中却往往只有一个“P”——起诉(prosecution),甚至对于妇女受害者而言,还常常是三个“D”——拘留(detention)、遣返(deportation)和去权(disempowerment)。中国目前一方面缺乏对女性权益和性别平权的有效宣导,另一方面则是妇女被解救后的法律服务、心理和生活协助等救助体系残缺,常常要面临难以重建生活的困境。

事实上,无论是打击拐卖妇女,还是精神障碍管理服务体系,都没能发挥应有作用。追问一名患有精神障碍、身处农村的女性为何会有此遭遇,答案不难找寻。

“是在人的环境里受到这种非人的待遇。”公益法律机构深圳衡平机构(Equity and Justice Initiative)发起人、精神障碍者权益倡导领域著名律师黄雪涛说。

锁住有精神障碍的人,“能让她活着就成为最大的道德”

对于“徐州八孩母亲”的遭遇,在精神健康议题和残障议题从业的不同受访者都表示愤怒,却并不像舆论那般震惊。

一直在残障领域从事公益组织工作的王玲说:“像这样的(遭遇)在农村其实非常常见。她们属于最边缘化、面对挑战最多的。”

王玲曾经在中国农村地区就精神障碍者处境进行调研。她告诉端传媒,农村地区大龄未婚男性与有精神或者智力障碍的女性的结合普遍存在,一般是用较高的彩礼,有些甚至是直接从外边“捡”回来。而在这样的“婚姻”中,女性没有任何自主权。她们被拐骗或者由自己的家庭替代决策。

而“结婚”后的女性精神障碍者,其生存处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精神状况。一旦出现攻击行为或者无法管理情绪的状况,她们的处境就会更加恶化。王玲表示,在这种时候,能让她活着就成为最大的道德。

在性别不平等和生育歧视都更为严重的农村,女性几乎都以“谁家的媳妇”的身份存在,是男性的依附体。因此在很多人的认知中,女性被如何对待是“人家的家事”。而患有精神障碍又无法声张权利的女性,则直接从依附体变成一种负担。“把人锁起来避免出事、给口吃喝让人活着,就成为当地人眼中非常合理化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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