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八孩母親」事件在2022年農曆新年來臨前引爆中國大陸輿論場。事件中的女性楊某俠在江蘇省徐州市豐縣的一個村子裏，被鐵鏈鎖頸、拴於簡陋偏房，她蓬頭垢面、衣着單薄，卻為董某民生育8個孩子。事件發酵後，曾有網民懷疑楊某俠系四川失蹤女孩李瑩，2月7日晚發布的官方公報指，警方經DNA比對，二人不匹配。
此前楊某俠已經出現在董某民與其他短視頻博主迎來送往的視頻片段裏，用於宣傳父親養育八個孩子的「正能量」，但直到1月28日，一個博主用手機鏡頭拍到上述畫面並被大量轉發後，她所遭受的非人道處境才真正刺痛公眾。截至發稿前，徐州豐縣官方對八子母親一案的回應公報，已在新浪微博中獲得1.4億閲讀量。
豐縣官方在1月28日、1月30日、2月7日發出三份公告，對於外界集中質疑的是否存在拐賣、為何要被鎖住、楊某俠到底是誰等問題陸續給出回應：「不存在拐賣行為」；鐵鏈鎖頸是「為防止楊某俠犯病時傷人」；楊某俠系雲南省福貢縣亞谷村人，原名為小花梅，被同村人桑某某帶至江蘇治病（「言語行為異常」），後走失，但桑某某未報警，亦未告知其家人。
截至於第三份公告發出，各種各樣未經證實的爆料和猜測已經在牆內牆外不斷複製、加工和傳播。雖然最新公告的發布級別已從豐縣縣委提升到徐州市市委，但公眾的怒火和猜疑仍未平息。人們難以理解在當今社會為何有人被毫無尊嚴地對待。這同樣激起了人們心中關於中國拐賣婦女的黑暗記憶。在徐州市發布的公告微博留言區有人寫道：「明白了。一個壞人都不存在，只有幫人治病和收養病人的善人，壞的只是牙齒」。
與此同時，由於當地有關部門一連數日在村口的封鎖與主流媒體的集體失聲，楊某俠是否被拐賣到這裏、是先天障礙還是因遭受折磨虐待造成心智失常，至今未出現有公信力的調查結果。據端傳媒與抵達豐縣的記者、志願者核實，當地已經開始嚴防外來人員尤其是媒體記者進入村裏探訪，這戶人家家中被專人駐守。有前去調查的記者已經接到報導禁令。
此前也有報導被拐女性在遭遇非人對待後出現精神障礙的情況，《常德女子被拐8年受盡折磨 警方成功解救》、《女子失蹤22年遭拐賣強姦 患精神分裂曾打死婆婆》等標題在地方媒體中出現。但中國並沒有系統的案例統計，拐賣婦女與拐賣兒童常常混為一談，甚至地區案例研究都寥寥無幾。長期關注中國性別暴力的工作者范越對端傳媒表示，一些婦女在被拐賣的過程中常因遭遇暴力或自殘而成為（身心）殘障人士，這對於他們的生存和被解救，都增加了一重困難。
豐縣事件再次引發有關是否有必要提高拐賣婦女、兒童罪刑罰的討論，但范越認為，刑責處罰只是被拐賣女性權益保護的其中一環，更重要的「一頭一尾」反而少人在意。她援引聯合國有關人口販運的《巴勒莫議定書》解釋，治理人口販運強調三個「P」——預防（prevention）、保護（protection）和起訴（prosecution），但實踐中卻往往只有一個「P」——起訴（prosecution），甚至對於婦女受害者而言，還常常是三個「D」——拘留（detention）、遣返（deportation）和去權（disempowerment）。中國目前一方面缺乏對女性權益和性別平權的有效宣導，另一方面則是婦女被解救後的法律服務、心理和生活協助等救助體系殘缺，常常要面臨難以重建生活的困境。
事實上，無論是打擊拐賣婦女，還是精神障礙管理服務體系，都沒能發揮應有作用。追問一名患有精神障礙、身處農村的女性為何會有此遭遇，答案不難找尋。
「是在人的環境裏受到這種非人的待遇。」公益法律機構深圳衡平機構（Equity and Justice Initiative）發起人、精神障礙者權益倡導領域著名律師黃雪濤說。
鎖住有精神障礙的人，「能讓她活着就成為最大的道德」
對於「徐州八孩母親」的遭遇，在精神健康議題和殘障議題從業的不同受訪者都表示憤怒，卻並不像輿論那般震驚。
一直在殘障領域從事公益組織工作的王玲說：「像這樣的（遭遇）在農村其實非常常見。她們屬於最邊緣化、面對挑戰最多的。」
王玲曾經在中國農村地區就精神障礙者處境進行調研。她告訴端傳媒，農村地區大齡未婚男性與有精神或者智力障礙的女性的結合普遍存在，一般是用較高的彩禮，有些甚至是直接從外邊「撿」回來。而在這樣的「婚姻」中，女性沒有任何自主權。她們被拐騙或者由自己的家庭替代決策。
而「結婚」後的女性精神障礙者，其生存處境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自己的精神狀況。一旦出現攻擊行為或者無法管理情緒的狀況，她們的處境就會更加惡化。王玲表示，在這種時候，能讓她活着就成為最大的道德。
在性別不平等和生育歧視都更為嚴重的農村，女性幾乎都以「誰家的媳婦」的身份存在，是男性的依附體。因此在很多人的認知中，女性被如何對待是「人家的家事」。而患有精神障礙又無法聲張權利的女性，則直接從依附體變成一種負擔。「把人鎖起來避免出事、給口吃喝讓人活着，就成為當地人眼中非常合理化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