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人权并不是一个‘西方’概念。”尝试理解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的角色时，本文采访的专家，都在某个时刻强调了这一点。这在讲述于上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与阴影下开始的国际人权规范和标准时，尤为准确——今天的国际人权表达，源自一系列的外交、协商和国家间的政治策略，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即将起到关键作用的，远不止“西方”。中国正在其中施加的影响，也是必然的一部分；但要看清这个过程、看懂各方的目的，却不容易。
如今，大多数国家的人们已经“正式”拥有多达400项国际人权。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人权理事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这些已有的、或是未来的新人权，以及各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每一天都在被反复讨论。过程相当公开，若愿意并有足够耐性，每一项发言、每一份文书、每一次修订都有迹可循。只是，对于99.99%的普通人而言，这些人权文书里的白纸黑字——即便得到官方翻译成六种语言——更可能是某种暗语。
在大部分已经数据化但“用户介面”不那么友好的联合国档案库里，有著数不清的文本。文本里的每一个字都在承诺美好，而每一个美好的字眼，也都是这个政治场合的武器。中国自2017年才开始主导的数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议”（resolution），也是如此。
从“发展对人权的贡献”、“互利合作对人权的促进”到“让人人实现更美好的生活”⋯⋯由中国执笔书写和形塑的“普世人权”，如同理事会自2006年设立以来的数千条被通过的决议一样，言语间也都在寻求保护、成全或享受某一项或某一串人权。但是，恰恰是这些或许含糊、但看似无可厚非的字眼，正在国际人权领域引起持续不息的争议；争议声中，中国也早已不只是尽力避免国际社会对国内人权纪录的批评，而是愈发不容置疑地在国际人权领域中，注入符合中国政府议程的概念。
端传媒国际组2021年终专题，试图走进当下国际秩序中，具体的、变化的、有著深远影响的角落。欢迎阅读独立但互有呼应的另一篇：《经年的巨额国际援助，为何加速了阿富汗的崩盘？》
由中国“执笔”的人权
2017年6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5届会议上，中国第一次主导了一份决议，并在投票后通过。这份题为“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the contribution of development to the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的决议和内容，围绕著发展对人权的助益，呼吁所有国家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认为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全面享有各项人权等等。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通过的“决议”，代表着所有或大多数成员国同意的、在特定人权议题和情况上的立场，是人权领域重要的参考文书。决议草案由不同国家提出，即便通过，也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可以产生不同的后续影响或是设定标准。非政府组织“国际人权服务社”（ISHR）项目主管布鲁克斯（Sarah M. Brooks）自2015年起就在日内瓦人权领域工作，关注亚洲国家，她说：“即便联合国无法挥动魔杖要求决议中的建议都成真，但通过公布和传播这些承诺，联合国是在将工具交到那些希望推动变革的人的手中。”
投票表决中国主导的第一份决议时，委内瑞拉、古巴和埃及代表发言支持，他们都来自“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Like-minded Developing Countries，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整体谈判集团）；美国和德国（代表欧盟）反对。
美国称，这份以“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为题的决议，“有选择、不平衡地借鉴了”与人权和发展有关的国际文书，譬如《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省略了充分解释人权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键语言，或改变了有共识的语言，从而大大改变了其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