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7月，中国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各地不再审批新的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培训学校一律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并禁止上市融资。在教学内容上，禁用境外教材。
8月31日，中国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的通知》，要求一、二年级不能进行纸笔考试，其他年级原则上只组织一次期末考试。考试结果不排名、不公布、不传播，不得根据考试成绩设置“重点班”。
一系列教育改革政策，是否真的能缓解内卷、降低育儿成本，又触及到中国应试教育系统的哪些痼疾？这个9月，端传媒推出“中国教育专题”，试图从教培行业、职校教育、创新教育等领域回答上述问题。今天是专题的第二篇，探讨中国职校教育如何才能真正培养出具备职业技能的毕业生。
整整十年前，我在《南方周末》参与撰写了一篇题为《“倒卖”学生工——富士康“团购”，职技校批发》的文章，当年这篇报导的背景有两个，其一是沿海地区企业用工成本上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进行产业转移，其二是富士康各地工厂连续发生农民工自杀事件。
在重庆富士康一个多月的卧底调查发现，大量使用学生工成为地方政府和企业解决“年轻、廉价而驯服”的劳动力供应问题的主要方式。一方面职校学生以实习的名义进入工厂，企业不需要像社会招工那样签订劳动合同并购买社会保险，大大降低了用工成本，另一方面职校老师会进驻工厂，利用自己的权威协助管理，学生如果有违背纪律的反抗行为，可能招致扣发毕业证的处罚。这两方面因素导致在过去十年，学生工问题不但未能得到有效地治理，反而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愈演愈烈，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在普遍使用学生工。
学生工乱象反映的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早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普遍实行的师徒制是工人技能形成的来源，而国家统筹的劳动、人事与分配制度保障了工人的身份和地位。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转向依赖外部劳动力市场，“入厂包工”成为一种新型的用工方式，导致它们投资内部技能培训的意愿不再，师徒关系逐渐被合同关系取代。此外，出口型制造业基本都采用去技能化的流水线生产技术，工人几乎不需要任何技能就能完成被高度分解的装配动作，而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大量的无技能农民工，因此劳动密集型企业完全没有必要进行技能投资。当人口红利耗尽时，比农民工成本更低的学生工成为替代性选择，无论在职业学校学什么专业，他们的归宿都是去流水线上打螺丝，这就使职业教育中的专门性技能培训丧失了必要性。
无论在职业学校学什么专业，他们的归宿都是去流水线上打螺丝，这就使职业教育中的专门性技能培训丧失了必要性。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的资源投入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是不均衡的，虽然两者招收的学生比例相差无几，但职业教育所获得的重视程度严重不足，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职业学校变成了被层层考试淘汰的所谓“差生”的收容所，然后为中低端产业输送廉价劳动力。正是在这种命定式的轨迹下，政府和职业学校都主动地参与到“倒卖”学生工的生意中，比如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职业学校为本地用工企业输送学生工，因为给企业大量输送学生工既是地方政府吸引产业转移的筹码，又为职业学校赚取不菲的管理费，这一看似三赢的局面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寻租，对学生工来说，学而不得、学无所用必然会影响他们一生的职业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