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法实施一年有余，香港文化界风雨交加。
先是去年9月，反修例纪录片《理大围城》被电检处评为III级电影，禁止18岁以下观众入场；再有今年3月，建制媒体砲轰香港艺术发展局（下称艺发局）资助“黄色电影圈”，一并点名不少“黄丝”艺术家、剧团及多位民选委员；而后，《理大围城》在高先电影院的两场放映宣布取消；也是3月，建制派议员指西九文化区M+博物馆有艺术藏品“侮辱国家尊严”，博物馆表示相关作品不会在开幕中展出；到今夏6月，再有以反修例运动为背景的短片《执屋》未能得到电检处的“核准证明书”无法公开放映；至数日前，三名分别代表戏剧、音乐和视觉艺术的民选委员集体向艺发局请辞⋯⋯
民众皆知红线降临，但红线划在何处，却尚无公开而标准的解说。除了新闻中呈现的这些“事件”和响声轰轰的建制“砲轰”，审查（censorship）正以何种民众未必看见的方式“渗入”香港文化界日常运作？藉什么工具、哪些环节将政治审查日常化、常规化、手续化？
当红线的明确位置不被说明，文艺作品和活动的每一次送检与发布，便都充满不确定性。除了完整的封杀，局部的遮蔽和缺失同样可以决定作品的信息和力度。阴影还是“阳”影？我们访问了几位任职非牟利艺术机构、或依靠官方资助的文化工作者，对他们来说，保持作品完整性和避免触动审查机制都成为日常的挣扎，也见证了政治审查制度对香港文化界的无声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