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差的饭局上，林俊萍的直属男领导盯着她，又对他人谈论道：“要是像古代一样，人还有小老婆就好了。”
“我感到不太舒服。”林俊萍说。
男领导曾半夜给她打电话，她不敢接。得知林俊萍在上海待过，他频繁让她推荐吃喝玩乐的地方。有天半夜，男领导问她：在上海去哪喝一杯比较好？林俊萍告诉他后，他说找不到。她给他发了导航路线。
过了很久，男领导回复说：“你要是在，就可以直接带我过去了！”林俊萍没多想：“明天周一我还得工作呢老师。”他马上回：“我现在就给你买票请假。”
林俊萍感到头皮发麻。她想：或许他只是随便调戏、随便试探，也不打算做什么。“可我一想到这件事，就有种‘被命运扼住喉咙’的窒息感。”
22岁的刘玲从没想到危险离自己这么近。今年4月部门聚餐结束后，晚上十一二点时，她和组长两人一起坐车。组长叫代驾把车开到宿舍附近的一家公馆（类似酒店）。她心里很疑惑，觉得可能只是宿舍附近不好停车。中途有同事打电话问他们是否到宿舍，没到的话可以一起去吃宵夜。组长回答：已经到宿舍，不去了。
这句回答让刘玲觉得不妙，下车之后，他对刘玲说：“我教你乙方是怎么搞定我们公司的领导。”
她恍然意识到：原来组长想带她“洗荤脚”（通常指购买边缘性服务，如“打飞机”、口交等）。刘玲拼命想要如何应对，她只知道：千万不能和他一起去。反复拒绝后，她扭头走回宿舍。
组长又追上来，以抱怨的口吻说：打电话的同事情商真低、不上道，另一个同事就不会打电话询问，又叮嘱刘玲不要让其他人知道这件事。
不知所措的刘玲装作没事回到宿舍，当理智回神时，她感觉自己受到非常大的打击。“这件事对我非常震撼，一个男人正常情况下怎么可能带女同事去那种地方？我觉得自己差点被强奸。”为了不影响工作，刘玲没有说出去这件事，只能保持和组长的距离。
林俊萍和刘玲的经历并非孤例，澎湃新闻2018年对“职场性骚扰”话题进行了调查问卷，106位受访者中，有87人次亲身经历过职场性骚扰，听同事或朋友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有40人次，对身边的性骚扰事件“略有耳闻”的在17人次。
其中，在实施性骚扰的人中，被勾选最多的是领导、上级，比例高达65%，其次是同级同事（45%）、顾客或工作对象（27%）、业内的名流与前辈（17%），还有三人被下属骚扰过。
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性骚扰是不受欢迎的性行为，让一个人感到被冒犯、羞辱和畏惧。它有多种表现形式：不受欢迎的触碰、拥抱、亲吻；凝视或色眯眯地看；暗示性的言语或玩笑；在拒绝或表示不感兴趣的情况下，反复要求进行社交活动；对私人生活的侵入性问题；故意的亲密行为；性侮辱；发送黄色图片、海报、短信、邮件；下班后跟踪尾随等。
中国女权主义行动家吕频对端传媒表示：性骚扰是资本主义的伴生物。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劳动力，需要女性的劳动力，女性借此争取到权力、能够参与公共生活。然而社会仍然是男性主导的，女性进入被男性主导的社会里，社会并没有做好相应准备，平等地接纳女性，社会告诉她：虽然你来到职场、学校，公共汽车等等，这个空间不属于你们，在这个空间里，你们没有平等的权力。
在中国，2005年的妇女权益保障法首次立法禁止性骚扰，该条文对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没有进行规定。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从2019年1月1日开始，性骚扰可以作为独立案由立案。此前，性骚扰个案往往以“人格权纠纷”、“名誉权纠纷”等案由立案。
今年开始实行的民法典则对性骚扰做出明确界定，首次把性骚扰定义为“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
同事小A给李帆看过领导发给自己的微信：“今晚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厉害”、“你跟你老公的性生活如何？”.......
“这种事情就是很普遍啊，领导没有什么行动，情况又不严重。他可以辩称：‘我是嘴上不注意，就是发发微信。’那没有实质性的行为要怎么举报？”李帆说。不久，小A因忍受不了选择离职。
“不舒服”、“恐惧”、“恶心”是不少性骚扰受害者的最初感受，她们中的很多人在第一时间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遭受了性骚扰。而性骚扰是如此的难以界定，从企业制度、社会舆论到法律法规，都存在着重重漏洞与令人绝望的漠视。因此，“不知所措”、“不了了之”、“离职”也成为多数受害者的应对方式。
但张月寒选择了另一条路，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2021年3月，张月寒收到来自法院的民事起诉状。这是谢楚众对她第二次起诉，两次案由都是名誉侵犯，主要的起诉依据是张月寒的举报信。不同的是，原告谢楚众在新的起诉状里提高了赔偿金额，要求张月寒赔偿近5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