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权主义行动家吕频对端传媒表示：性骚扰是资本主义的伴生物。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劳动力，需要女性的劳动力，女性借此争取到权力、能够参与公共生活。然而社会仍然是男性主导的，女性进入被男性主导的社会里，社会并没有做好相应准备，平等地接纳女性，社会告诉她：虽然你来到职场、学校，公共汽车等等，这个空间不属于你们，在这个空间里，你们没有平等的权力。

在中国，2005年的妇女权益保障法首次立法禁止性骚扰，该条文对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没有进行规定。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从2019年1月1日开始，性骚扰可以作为独立案由立案。此前，性骚扰个案往往以“人格权纠纷”、“名誉权纠纷”等案由立案。

今年开始实行的民法典则对性骚扰做出明确界定，首次把性骚扰定义为“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

同事小A给李帆看过领导发给自己的微信：“今晚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厉害”、“你跟你老公的性生活如何？”.......

“这种事情就是很普遍啊，领导没有什么行动，情况又不严重。他可以辩称：‘我是嘴上不注意，就是发发微信。’那没有实质性的行为要怎么举报？”李帆说。不久，小A因忍受不了选择离职。

“不舒服”、“恐惧”、“恶心”是不少性骚扰受害者的最初感受，她们中的很多人在第一时间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遭受了性骚扰。而性骚扰是如此的难以界定，从企业制度、社会舆论到法律法规，都存在着重重漏洞与令人绝望的漠视。因此，“不知所措”、“不了了之”、“离职”也成为多数受害者的应对方式。

但张月寒选择了另一条路，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2021年3月，张月寒收到来自法院的民事起诉状。这是谢楚众对她第二次起诉，两次案由都是名誉侵犯，主要的起诉依据是张月寒的举报信。不同的是，原告谢楚众在新的起诉状里提高了赔偿金额，要求张月寒赔偿近5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