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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立棠:倡议媒体在威权下的生存空间

或许我们可以看看体制外和体制内的不同例子。

2019年6月12日,Meduza记者Ivan Golunov因涉嫌毒品犯罪被俄罗斯政府羁押,人们在集会上拿著报纸支持并要求政府释放Ivan Golunov。

2019年6月12日,Meduza记者Ivan Golunov因涉嫌毒品犯罪被俄罗斯政府羁押,人们在集会上拿著报纸支持并要求政府释放Ivan Golunov。摄:Peter Kovalev\TASS via Getty Images

刊登于 2021-07-12

#贝立棠#新闻业#评论

香港警察国安处以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拘捕多名《苹果日报》高层后,该报终在6月24日正式停刊。《苹果日报》的倒下,震动了整个香港传媒业界,6月28日该报前主笔冯伟光被捕当日,另一间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网络媒体《立场新闻》就决定暂时下架博客文章等内容,以重新评估风险;同时宣布六位董事已辞职,当中包括知名异见人士,如吴霭仪、何韵诗和练乙铮。声明更直言文字狱已降临香港,上述措施是应对可能的“没顶之灾”。

我想提出的问题是:当香港已经进入威权时代,本地的倡议媒体还有否存活的空间?或许我们可以看看体制外和体制内的不同例子。

倡议媒体的兴起

报纸的历史很久远,但现代传媒业其实到19世纪才形成,例如法新社、美联社和路透社在那段时期先后成立,甚至到1885年,编辑的英文词“Editor”方诞生。在此之前,报纸的职员更像是撰稿员,为出版社搜罗社区大小,然后写文谋利,而且当时审查制度在西方国家还是很普遍。到现代传媒确立后,新闻伦理也出现了,并在往后一世纪普及起来。1926年,国际记者联盟成立,他们在1954年发表“波尔多宣言”,当中勾勒出很多伦理原则,例如坚持真相、准确、客观、中立、公平和公共责任。

可是,到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冒起,从根本上反思自启蒙时代以来主导西方发展的理性实证主义。有传播学家以批判理论和社会建构主义角度,重新思考新闻伦理讲求的客观性。既然各地的新闻制度都置身于自身一套特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脉络之中,新闻所用的语言、选材,以及叙事的角度,背后都离不开意识形态,他们质疑客观真相是否真的存在,若果不存在的话,传媒人可以如何帮助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他们的理论观点,把新闻报导从实证主义中解放过来,开启了更多可能性,包括催生了很多倡议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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