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贝立棠：倡议媒体在威权下的生存空间

香港警察国安处以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拘捕多名《苹果日报》高层后，该报终在6月24日正式停刊。《苹果日报》的倒下，震动了整个香港传媒业界，6月28日该报前主笔冯伟光被捕当日，另一间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网络媒体《立场新闻》就决定暂时下架博客文章等内容，以重新评估风险；同时宣布六位董事已辞职，当中包括知名异见人士，如吴霭仪、何韵诗和练乙铮。声明更直言文字狱已降临香港，上述措施是应对可能的“没顶之灾”。

我想提出的问题是：当香港已经进入威权时代，本地的倡议媒体还有否存活的空间？或许我们可以看看体制外和体制内的不同例子。

倡议媒体的兴起

报纸的历史很久远，但现代传媒业其实到19世纪才形成，例如法新社、美联社和路透社在那段时期先后成立，甚至到1885年，编辑的英文词“Editor”方诞生。在此之前，报纸的职员更像是撰稿员，为出版社搜罗社区大小，然后写文谋利，而且当时审查制度在西方国家还是很普遍。到现代传媒确立后，新闻伦理也出现了，并在往后一世纪普及起来。1926年，国际记者联盟成立，他们在1954年发表“波尔多宣言”，当中勾勒出很多伦理原则，例如坚持真相、准确、客观、中立、公平和公共责任。

可是，到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冒起，从根本上反思自启蒙时代以来主导西方发展的理性实证主义。有传播学家以批判理论和社会建构主义角度，重新思考新闻伦理讲求的客观性。既然各地的新闻制度都置身于自身一套特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脉络之中，新闻所用的语言、选材，以及叙事的角度，背后都离不开意识形态，他们质疑客观真相是否真的存在，若果不存在的话，传媒人可以如何帮助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他们的理论观点，把新闻报导从实证主义中解放过来，开启了更多可能性，包括催生了很多倡议媒体。

智利天主教大学传播学家Ingrid Bachmann指出，倡议媒体就是“带有观点的新闻工作”（journalism with a point of view）。对于某些议题和政策，例如人权、经济政策和环境保育，那些传媒人会有旗帜鲜明的立场，部分更会与政党有联系，有非牟利组织甚至会直接参与新闻报导，例如人权监察。这些媒体发展一些新式媒体策略，例如调查新闻。有些评论人会对倡议媒体的作用抱有怀疑，有学者和评论人认为当记者有既定议程，就会令社会变得两极化，增加同温层效应；也有人担心当媒体的中立原则不在，会进一步破坏新闻业界的可信度。

这些忧虑其实不无道理；倡议媒体不一定只推扬进步价值，美国的保守媒体就时常被炮轰要为近年的后真相政治负责。不过，失真的倡议媒体，就不是理想的媒体状态。近年，记者和新闻学者明白倡议媒体要有立场之余，亦应探索新的行业规范；最基本一点是让读者知道媒体的立场，另外报导仍要以证据为依归，不应流于意识形态宣传和口号式的漫骂，也不宜完全漠视相反立场的观点。哥伦比亚大学旗下的新闻评论杂志写道，大家应正面看待倡议媒体，当一个社会有愈来愈多信息来源，就可以营造一个民主化的媒体氛围。

俄罗斯倡议媒体《墨杜萨》

“自由之家”今年发表的报告显示，全球民主已经连续15年倒退。在很多地区，新闻自由同样被镇压，记者遭遇或者比香港更严峻，去年底联合国一份报告警告，过去 10年，全球平均每4天就有1名记者被杀，数字还未计算被失踪、囚禁、性侵的人。从其他国家的例子，或可香港的情况对读，帮助我们想像倡议媒体如何在威权时代下的求存。

其中一个在西方最知名的异见倡议媒体是俄罗斯的《墨杜萨》（Meduza）。在千禧年代，普京才刚即位，俄罗斯的公民社会气氛较今天自由多元。当时有一份在线新闻报纸Lenta.ru，立场被认为中间偏左的自由派媒体，不时触及社会敏感议题，深受知识份子欢迎，是其中一个最常被引用的新闻来源。可是到2014年3月，网站东主兼普京盟友马穆特（Alexander Mamut）盛传因不满团队采访乌克兰抗争运动的手法，忽然解雇主编季姆琴科（Galina Timchenko）和30多名新闻工作者。最终，约70名员工决定集体辞职，以示抗议新闻自由受侵犯。

于是，季姆琴科和旧有Lenta.ru团队就走上自我流放的道路。

季姆琴科找上近20名前同事，低调地筹措东山再起的方法，四出联络各界好友，最后辗转落户到另一个前苏联国家拉脱维亚。拉脱维亚同时是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国，是立场比较亲西方的民主国家，同时又接近俄罗斯边境，令到团队可以更容易搜罗俄国的第一手信息。在10月，季姆琴科牵头下，《墨杜萨》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注册成立，到翌年4月，该网站就成功平均每月吸引250万名不重复访客。《墨杜萨》后来更增设英文版，题为“今天，真正的俄罗斯”（the real Russia, today），讽刺俄国当时国营英文频道 Russia Today。

俄罗斯没有像中国般的“防火长城”，网民依然可以浏览西方网站，于是《墨杜萨》依然有空间发挥其“网络第四权”（networked fourth estate）。这个术语由哈佛法学家Yochai Benkler所创，互联网催生了很多依附于网络的非传统媒体，它们通常规模较小，却能化整为零，透过崭新的传播和组织模式，发挥监察政府甚至传统媒体的角色。季姆琴科也就向路透社表示，《墨杜萨》所需的启动资金其实不算多，只靠朋友垫支，并特别澄清没有收过流亡大亨、知名异见人士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的援助。

《墨杜萨》的流亡网络媒体路线，到现在依然尚可“刀仔锯大树”。到今年4月，该媒体已经是十大最常被引用的俄文网站，在社交媒体转发榜进占第一。编采团队亦能把握位处境外的优势，可免于普京政府的控制，帮助在俄国境内苦苦挣扎的同业们，除了制作自家调查报道外，也不时转发其他俄罗斯独立媒体文章，以声援被政府打压的国内同业。在香港的时候，笔者遇到的俄罗斯学生亦会介绍墨杜萨，她们认为它提供了一套地道自由派视角，让外国人了解俄国政治现况。

留或走：泥浆摔角般司法抗争

不过，这一“海外”媒体的影响力，很视乎政权留下的政治机会。当《墨杜萨》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自然就成为普京政府的眼中钉。今年4月23日，政府就宣布引用2012年的“外国代理人法案”，把《墨杜萨》定为“外国代理人”。这项法案素来被人权组织批评是妖魔化自由派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手段，过往的受害者譬如有《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当组织被视为“外国代理人”，就要定期提交帐目审核，并要向外界清晰标示自己的代理人身分，政府有权禁止违令者的相关活动。

俄罗斯这次举措固然难以禁绝身处拉脱维亚的《墨杜萨》，但是就能打击其身处境内的编采网络和撰稿人，希望截断其与俄国境内的联系，同时也是希望吓怕广告商，削弱其经济能力。在官方声明指：“完全可以肯定，当权者目的是要杀掉《墨杜萨》。”而管理层亦坦言，他们没有如何清晰的未来蓝图，带公司走出困境。在5月时，《墨杜萨》宣布得到8万名善心人支持，可是全体员工就要减薪30%至50%，改为线上工作，而且报道数字要大幅减产。在5月11号的时候，《墨杜萨》启动法律程序，寻求推翻政府的“外国代理人令”。

不过到6月4日，莫斯科法院就宣布拒绝受理，《墨杜萨》表明会提出上诉。这亦是威权体制下，很多倡议媒体的写照。

无论留或走，媒体或要陷入泥浆摔角般司法抗争。在今年，两名哥德堡大学的学者就在学术期刊 Journalism Studies 发表研究，他们在非洲乌干达访问了40多名新闻工作者和律师，了解在威权政体下，人们如何动用法律资源来捍卫新闻资源。乌干达的情况同样令人感到沮丧，在2002年该国的新闻自由指数排名52，但到2020年暴跌到125。独裁者穆塞维尼从1986年起就掌权至今，2017年修改宪法令自己可以无限连任。当地宪法名义上保障新闻自由，但政府经常滥捕记者，罪名小至诽谤、不当使用电脑，大至鼓吹暴力、煽惑叛乱和叛国。

记者打的官司往往输多赢少，有时警方只捕不审，但求制造寒蝉效应，譬如文中提到的一单案件，记者在2011被拘捕，还押一年后，往后六年亦要定期到警署报到，到第七年才宣布撤控。不过情况即使绝望，两位学者及他们的受访者其实仍然认同司法抗争的价值，慢慢地当地组织亦钻研出与警方打交道的方法。例如有一名记者因揭发警察性侵女子，而被控刑事诽谤；为免政府启动冗长的司法程序，志愿组织要眼疾手快地营救记者，他们立即组织一班人直接到警署要求放人，那些地方警察也不想闹大事情，最终释放记者。

而且无人会预计到奇迹何时发生，有时一宗令人喜出望外的司法判决，就足以制造出更多制度空间。例如，1997年，乌干达记者 Charles Onyango-Obbo 和
Andrew Mwenda 转发外国新闻指刚果政府以黄金利诱乌干达政府提供军事授助，两位记者因而被控散播假新闻。他们向宪法法院提出诉讼，表示有关法律违宪，官司一直打到2004年，最高法院意外地裁定他们胜诉，假新闻法违反宪法，有关法律就此被废除。除此之外，由于乌干达是多个区域组织成员，有公民组织亦会在东非法院向政府兴诉，当中亦有偶尔的成功例子。

主守价值

两位哥德堡大学学者坦言，上述成功案件还只是个别例子，但就一点一点地拉扯出生存空间。他们认为求存之道还是要累积社会资本，联络志同道合的公民社会组织，保持媒体公信力，每当危机出现时，就可以快速专业地回应，又能得到广泛市民的关注和同情，令政府行动时至少感到压力。而确实，倡议媒体的成败亦很讲求政治机会，我会认为威权政治下，倡议媒体难以促成社会变革，而是要以主守的逻辑，思索还可以为社会保存甚么，再等待机会。

蒙纳许大学的Thomas Chase就以2009年成立的《中国周刊》为例子，研究中国大陆的环境倡议媒体。《中国周刊》是一个很“主旋律”的媒体，由共青团中央主管，其宣言定义自己为“反映国情、引领舆论、重塑生态文明价值观的深度视觉类新闻类期刊”。《中国周刊》有很多官媒的特质，例如对中共100周年党庆、十四五规划的报导。不过Chase就从《中国周刊》窥见到一种有趣的倡议媒体的可能性。《中国周刊》记者很“建制”，会有意识地避开对政府的批评，但又会用尽体制内的空间推动环保进程。

《中国周刊》记者为与环境保育组织，如“绿家园志愿者”、“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合作，进行深入报导；最令Chase深刻是该周刊的写实摄影，能以震撼的影像，唤起社会的关注。当民主国家的倡议媒体会主力与政权对话，影响施政时，《中国周刊》就更多进行普及环境教育，以Chase的说法是“诉诸社会良知”。《中国周刊》未必是很有影响力的媒体，但中国大陆的公民社会就是有很多这样在威权体制下，默默耕耘的新闻工作者和非牟利组织，政治学家袁玮熙称之为“服务行动主义”（Service Activism），透过社区服务，在可以触及到的议题进行倡议工作。

在今天的缅甸，依然有记者冒死乔装成平民进行报道；近日亦有媒体发掘德国《迈宁根日报》（Meininger Tageblatt）的故事，历经纳粹和东德管治，停刊54年，依然会有人念念不忘，令报章重光。在70年代麦理浩主政以前，香港亦曾经历过颇为黑暗的时期，贪污舞弊严重，政府对公民社会的打压也十分猛烈，例如67暴动时，可以一夜之间，查封多间媒体。

对于香港的情况而言，我未敢断言俄罗斯、乌干达、中国大陆的例子，会否过于乐观/悲观。若是过于悲观，也未必未来不会有转向，就像香港亦可以慢慢走过来。若果是过于乐观，苦笑是差处未算最差：如今日香港媒体之表现——总会有人悄悄地捍卫真相。

（贝立棠，就读於伦敦大学学院信息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