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2周年，当香港社会还在猜测港府会否以触犯国安法为由，禁止支联会的六四烛光集会之际，澳门首当其冲，澳门政府在5月25日直指“六四集会”违法，晚会内容“煽动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宣传“虚假真相”、“损害中央政府的信誉、威信及公信力”；再加上防疫理由，反对三十多年来一直举办无碍的悼念六四集会。很快地，香港警方也以“防疫”为由，正式反对支联会举办六四晚会——至5月29日，政府委任的上诉委员会亦驳回支联会的上诉。
这是港府连续第二年用防疫理由禁止六四晚会。在去年呼吁和自发到维园点燃烛光的社运人士，过去数周已有4位因“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被判监； 同案尚有20人在6月再提堂审讯，当中8人是支联会常委。虽然他们的案件沿用本地原有的《公安条例》为审讯基础，但实质上仍为跨越国安法生效日（2020年6月30日）、在国安法通过后才被审讯的案件。而支联会和一众常委连月来也不断受到官媒和建制大老指控“危害国安、颠覆国家政权”，似为务除而后快鸣锣开道。
支联会的处境当然是近期香港有关国安法舆论的焦点，不过，港版国安法实施将近一年，它如何改变香港的法律和政治生态，更需要一次宏观的盘点。本文针对的，是香港本地的法治和司法独立，在实施港版国安法前后的嬗变，以及对香港社会的影响。
国安法生效一年的改变
港版国安法由2020年6月30日通过直至2021年5月3日，已有97人被警方以国安法内的罪行被捕，另有21人被警队国安处以非国安法下的罪行为由被捕，总计有118人在国安体制下被捕，其中超过半数人士已被起诉。
早在国安法订立通过前，“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型态、司法和行政操作已植入香港的政治和司法制度，例如《刑事罪行条例》中的叛国罪、煽惑罪、《官方机密条例》、《社团条例》、《公安条例》和《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赋予政权极大的空间和权力将行使游行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表达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人定罪，亦能达到政权眼中“维护国家安全”的效果。至于2014年的《一国两制白皮书》要求法官爱国和维护国家安全、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两办要求香港法庭与行政立法机关合作止暴制乱，已反映政权要求司法系统负起政治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