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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路:从东北人口外流看中国经济的“欧洲”化

东北人跑到北京跑到东南沿海,老老实实用脚投票,本质上也算是一种优化资源配置:体制不变,我变。

2018年12月19日,哈尔滨举行的冰雪节上,工人们正在吃午餐。

2018年12月19日,哈尔滨举行的冰雪节上,工人们正在吃午餐。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刊登于 2021-05-26

#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国经济#杨路#评论

中国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数据出炉。虽然头部指标表面上风平浪静——人口总量微增,教育水平以及城市化程度稳步提高——但细看之下其实暗流相当汹涌: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辽宁)十年间人口减少一千万,同时广东和浙江两省人口净增三千两百万。中国经济的“欧洲化”,已经开始产生人口后果。

用“欧洲化/欧元区化”来类比中国高度分化的地方经济,是上海交通大学陆铭教授的一个理论创造。欧元区由19个欧洲国家组成,特点就是虽然货币统一市场统一,但各成员国生产力差异大。这样做当然有很多好处,比如促进内部共同市场,减小交易成本等。但欧元区的顺利运行,取决于各成员国之间生产力趋同,财政赤字水平相近,不然就会造成生产力高、财政赤字低的“核心”国家与生产力低,财政赤字高的“边缘”国家的利益背离。

举例而言,希腊和德国都使用欧元,但德国的人均GDP是希腊的两倍多,生产力水平比希腊高得多。欧元汇率在德国和希腊是一样的。如果欧洲央行完全按照德国的经济水平去设定汇率,那么欧元势必对于希腊来说“太贵”,压抑其出口,限制其信贷规模;但如果欧洲央行完全按照希腊的经济水平设定汇率,那么欧元对于德国来说又“太便宜”,可能会引发通胀和泡沫。欧洲央行很难同时让德国和希腊感到满意,各种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也就由此产生。

中国与欧元区类似的地方在于,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域,统一使用人民币,理论上是一个统一市场,但不同地方之间经济水平差异非常大,并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2010年上海的人均GDP是黑龙江3.7倍,到了2019年这个差距扩大为4.3倍。和欧元区里的希腊一样,黑龙江没有办法单方面实行货币贬值来刺激经济。而比希腊更难办的是,中国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之间存在许多权责不明的模糊地带,所谓“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经济基础差的地方在中央政策宽松时容易形成道德风险疯狂借债,而在中央政策收紧时又容易跌落“财政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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