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良的商业套路抑或国家的监管真空
2021年春节前夕，湖南益阳养老院暴雷事件又一次触发了人们对于“养老”的争论。几乎同时，在东北新一轮疫情爆发中人们发现，针对中老年人的营销推广活动成为了感染风暴的暴风眼。这些登上媒体头条的事件不断丰富、强化着一个养老行业“骗老人一生血汗钱”的叙事。与此类似，2017年我开始做关于养老产业的博士论文田野调查后，每当朋友听说我的研究，他们常常问我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养老院是不是打老人？”在这些叙事中，它们不断将无力、易受骗当作一个属于老人的本质弱点加以强化，而“欺骗老人”则成为了养老行业的标签。
这样的新闻事件之所以引人瞩目，当然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它们直指当下人们生活中的焦虑，以 “2036年养老金或耗尽”为代表的警告不绝于耳。然而与此同时，这样的媒体热点和追问方式也掩盖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尤其是在激化了的受害老人和无良的养老行业的矛盾之中，国家的角色静悄悄地缺席了。
从普通个人的角度来看，社会化养老被等同于一场晚年别无选择的商业赌注，而从养老行业从业者的角度来说，繁重、平淡的日常工作却被时而爆发的极端案例淹没。如果说通过兴建一个全新的产业——养老产业越来越多地被称作“朝阳产业”——来探讨安享晚年生活本身就是蕴含在商业养老内部无法简化的矛盾，那么把沉重的个体悲剧归因于丧尽天良的商人时，这一行业面临的无序性和风险本身却恰恰在这一逻辑中被合理化和自然化。但是，这种无序和风险并不是必然会发生的。中国政府其实非常明确地知道自己对公民养老需求应承担的责任，但就像在益阳事件中以及其后的舆论发酵中我们看到的那样，事件就仿佛发生在一个监管的真空中，仿佛监管的缺席是遗憾的，却非可以追责的。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简短地考察这种应然与现实的错位，以及在目前的养老业监管规划体系下，与这次益阳纳诺养老公寓事件的预防最为直接相关的信用制度政策。需要强调的是，我的关注点并不在于信用体系本身的治理逻辑，在这一问题上已有丰富的讨论，如端传媒此前发出的文章《人脸识别 + 社会信用系统，一场重塑人类行为的社会实验？》和《依信而治：社会信用作为一种统治工具的解析和伤害》等；在本文中，我希望依循它内部的逻辑来展示它目前失败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