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2016年一样，刚刚过去的2020年美国大选，民意调查的失准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四年前，民调作为一种方法是否有效，曾经引起过业界和学界大规模的反思和检讨，然而在修正调查方法的短暂讨论之后，民调仍然在美国主流媒体占据着重要位置，并且仍然是评价政客成绩、预测政治风向的最主要的指标。
在这次总统选举之前，声称改进了调查抽样方法的民调机构也仍然活跃，并且仍然被学者和媒体广泛引用，作为总统选举最终结果的参照——尽管，不少政客已经开始质疑调查数据的意义。现任威斯康辛州民主党主席 Ben Wikler 就曾表示，当他看到ABC和华盛顿邮报的民调显示，拜登在威斯康星州（WI）的支持率比特朗普高出17个百分点时，直接就将这份民调扔进了垃圾桶，并指示州内民主党机构不要宣传这个民调结果，以防选民过于松懈而不去投票。而选举结果也显示，拜登虽然拿下了威斯康星州，但优势却仅有不到1个百分点。而在本次大选中，威斯康星也远非民调失准的唯一一州。
然而，同样可以预见的是，在可见的未来，民意调查作为对政治进行评价和预测的主流方法的地位不会有太大动摇。的确，对于以数字作为评判标准的选举活动而言，可能没有什么比一批数字更具有直观的预测效果的了——归根结底，选举和民调所要求的思维是相统一的：将“民意”这一抽象的概念转化为标准化、可测量、具有明确结构和规范的统计学概念。这种思维方式甚至也并不局限于选举制度，而是绝大多数“现代”国家所共享的社会宏观治理思路。
要反思民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除了对调查做抽样方法上的修正，更需要全面地思考：这种基于统计学的规范化思维对民主有哪些深远的影响？而通过特朗普所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又对这种社会治理的图景提出了哪些深刻的挑战？